桓齮

趙王遷二年(前234年)，秦國大將桓齮攻取趙的平陽(今河北省邯鄲市磁縣東南)、武城(今山東省武城西)，趙將扈輒率兵赴救，兵敗被殺於武遂，趙首10萬被斬。

秦始皇十四年，也就是趙王遷三年(前233年)，桓齮從上黨越太行山進攻趙的赤麗、宜安(石家莊東南)，與趙將李牧戰於肥下(宜安東北)，為李牧所敗，10萬秦軍被全殲，桓齮畏罪逃至燕國(《戰國策》說是戰敗被殺，司馬光在《資治通監》記載“秦師敗績，桓齮奔還”，楊寬的《戰國史》認為桓齮就是樊於期)。秦王政大怒，曾懸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

公元前229年，戰敗被趙將李牧擊殺。

公元前228年，秦掃平六國之勢已不可阻攔，繼率軍攻克邯鄲，王翦又進兵北略地至燕國南界。燕太子丹大為恐慌，急令荊軻入關刺秦。易水邊上，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慷慨悲涼，遂不顧而去。

荊軻此番謀秦，是以請求“舉國為內臣”為名，帶著樊於期頭函和燕督亢之地圖做為信物。樊於期原為秦將，因得罪於秦王，“父母宗族皆為戮沒”，逃亡至燕投奔太子丹，“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如此高價懸賞，似乎應該是個具相當分量的角色，然而之前卻沒有見其行事記載，於是許多學者認為應該就是另一個秦將桓齮，音同而通假，必是燕人口音有所變異而見諸史冊為不同。

的確，桓齮的記載要來得詳細許多，最早見於呂不韋免相的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19年），桓齮為將軍，隨後屢次率軍出征，戰功卓著。十一年，與王翦、楊端和將秦軍攻鄴，取趙九城，桓齮再取安陽。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武城，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桓齮攻趙赤麗、宜安。趙國乃命李牧為大將軍，率師與戰肥下，“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正因此敗，就有桓齮畏罪奔燕的說法。

著名歷史學家楊寬持這一看法，認為《秦始皇本紀》詳載屢次出戰秦將姓名，獨不見有樊於期，而桓齮在始皇十四年的敗走，正與燕太子丹的十五年由秦歸國在時間上恰好相當。且此後再不見桓齮為秦將事，所謂“走”當是大敗后畏罪逃走。

自然，也有不少反對這種看法，司馬光在記載此戰事用“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桓齮奔還”，看來也是不認同這種看法。仔細分析，的確是存在著許多疑點。

在桓齮戰敗一事上，史料的記載存在著紛雜抵觸的問題。據《秦始皇本紀》“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似乎應該是桓齮大勝；然而《李牧列傳》則是“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又是李牧大勝的局面，《趙世家》也有類似的記載。許多支持桓齮戰敗逃亡看法，就簡單地以二比一的形式，取後者而舍前者。

但是，如果考慮戰場形勢和地理因素，這兩者的記載並不矛盾。上述戰役可能並非一戰，而是三戰，或者說是一個戰役的三個階段，桓齮兩勝而一敗，具體戰役經過是：秦軍取攻勢，桓齮從上黨越大行山進攻趙的赤麗、宜安(石家莊東南)，獲得勝利，並殺了一個趙將；隨後趙派大將軍李牧率邊兵進行反攻，破秦軍於肥下；桓齮引兵轉而南向攻取平陽、武城(邯鄲以南)。

當時邯鄲地區尚在趙的控制中，漳水一線也築有趙國長城，桓齮要考慮到李牧的追擊，絕不敢引敗軍直線穿越趙都，只能先退回上黨地區，再繞道從南取平陽、武城，這段時間不可能很短，且其敗后還能再攻，有可能損失也不是很大，著名學者王蘧常就認為《趙世家》記載的“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在程度上較為可信。

就算排除宜安、肥下為兩次戰鬥的可能，從隨後“桓齮定平陽、武城”也可看出其敗后再戰。《通鑒》在此的處理是將肥下之戰和十三年的“十月，桓齮伐趙”連在一起說，“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桓齮奔還。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認為這是上年十月出師的結果，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

正是有了桓齮畏罪出逃的先入為主，因而視《戰國策》的“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而不顧，雖然《史記》和《通鑒》在記載十八年秦圍攻趙時，簡單的用“御之”二字，沒有詳細的戰役經過和結果，但也沒有確切的證據說明桓齮依舊活著。貿然否定此記載，卻又說此後再無桓齮為秦將事，實際上就是以果論因。

燕太子丹在始皇十五年自秦逃歸，按《刺客列傳》記敘，正是由於樊於期前來投奔，鞠武諫阻別因此而被秦王牽怒，應讓其入匈奴而滅口，太子丹不從，並令鞠武更圖他策，鞠武便推薦田光智深而勇沈，再由田光自殺而激荊軻見太子丹。整件事一環扣緊一環，如果樊於期奔燕是在十五年左右，似乎荊軻與太子丹見面時間也應於此。

然而，初次見面時太子丹對荊軻闡明形勢的危急，提到“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這分明就是十七年韓亡之後，十八年秦大舉興兵，“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的三路伐趙。如果不是《史記》的記載經過藝術加工，把幾件看似互不牽扯、時間間隔很長的事聯繫在一起說，那麼樊於期投奔太子丹應該在十七八年間，這在時間上就和桓齮戰敗存在著起碼三年的差距。

當然，如果中間有其他情況發生，比如象王稽的被讒，桓齮逃亡也不是沒有可能。但以現存的史料和桓齮於十八年戰死的記載，只能認定桓齮與樊於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史記·秦始皇本紀》：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戰國策·趙策四》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

《資治通鑒》

始皇帝

十一年，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轑陽，桓齮取鄴、安陽。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輙於平陽，斬首十萬，殺扈輙。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桓齮奔還。趙封李牧為武安君。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歷史考證是在遵循史料的基礎上進行邏輯推斷的，歸納起來，認為同一個人的理由大致分兩個方面：“一是對樊於期來說，之前沒有他的記載，而名字發音又如此相近；二是對桓齮來說，戰敗時間恰好吻合，且此後再無桓齮為秦將事。”

但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先秦史料本身就十分短缺，加之太史公以春秋筆法敘事，記載非常簡約，許多重要人物也不過隻言片語，所謂“秦將樊於期”可能只是秦眾多將軍中的一員，失其行事記載十分正常，象桓齮首次登場也已經是將軍，而白起更是以左庶長身份亮相（《後漢書·百官制》引劉劭《爵制》：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從九卿，為秦二十級軍功爵之第十級），也一樣都沒有他們之前的相關記載。至於秦王高價懸賞，並不表示樊於期的地位就有多高，只能說明樊於期得罪秦王的嚴重性，以及秦王對事態的重視程度（象《東周列國志》所描寫的參與長安君叛變就是一種可能）。始皇二十九年的博浪沙遇刺，悍然令天下大索十天，也可以作為其行事的參照。

雖然有田忌或作田期、田臣恩，荊軻由慶卿而被燕人稱為荊卿等例子，以證明戰國時期存在著發音問題，但邏輯上說這只是一種可能性，且歷史巧合比比皆是，甚至還存在許多同名同姓。比如秦國就有兩個杜摯，一為孝公時反對商鞅變法，另一則是作為王稽副手，圍攻邯鄲十七月不下，受讒而一同被誅，恐怕沒有人會認為他們是同一個人。而三國時期的兩個馬忠，北魏宗室的兩個元弼，道理也是一樣的。

而從樊於期的慷慨自殺，以頭顱相托荊軻，可見其並非是個貪生怕死之徒，要說是因懼罪出逃而導致父母宗族被誅似不可能，除非其罪惡太深，不論逃與不逃，都要被族誅，秦始皇的恨不得食其肉，也可見一斑。

然而，秦法雖然苛刻，但對戰敗卻少有治罪的記載，頂多不過免職，更別說到族誅的地步。這種情況前有王陵、王齕趁長平餘威圍攻邯鄲而受挫，後有李信、蒙武將二十萬大軍攻楚而大敗，結果是王陵被替換，王齕繼續為將，李信、蒙武也一樣得以跟隨王翦再度攻楚。相反地，秦法對叛逃則是收其三族（舉薦者也是，“任人而所人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但范雎也法外開恩），對於這些桓齮應該十分清楚，若說他因戰敗畏罪出奔，並導致族誅，實在過於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