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夢秋

1901年，徐夢秋出生於安徽壽縣的一個舊式封建家庭。

1920年春，徐夢秋就讀於一所養蠶技術培訓學校，學習很用功，還當上了學生領袖。但他不喜歡學校的校長和教員，就與他們作對，還發動了一場造反活動。但這次造反沒有成功，校方開除了10名學生，徐夢秋是其中之一。

1921年的夏天，徐夢秋被迫轉去一所商業學校，不是去學習經商，而是學習英文和數學。在這所學校，他又成了學生領袖。他不喜歡無能又虛偽的校長，於是又組織了一次罷課，試圖趕走校長。但是，有些學生倒向了校長一邊，結果罷課又失敗了，徐夢秋和另外3名學生被學校開除。

1923年暑假，徐夢秋聽說有一批進步人士要創辦上海大學，這些人士包括：于右任(任校長)，鄧中夏(任教務長)，還有瞿秋白、蔡和森、施存統等。除校長外，其他人都是共產黨員。於是，他和另外7位同學迫不及待地趕往上海大學求學。在那裡，徐夢秋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個月後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年冬天，根據黨的指示，徐夢秋與曹蘊真、薛卓漢等從上海返回家鄉壽縣，成立了安徽省第一個黨組織——中共壽縣小甸集特支，曹蘊真任特支書記，特支直屬中央領導。特支成立后，曹蘊真、徐夢秋等都在瓦埠和小甸小學任教，以教書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此前，徐夢秋就當過小學教師，但他始終不甘心當一名教書匠。後來，他追憶往事時說：“我斷定當教師用處不大，因為只有富人雇得起我，而我卻不能幫助窮人。”此後，他回到上海，繼續在上海大學學習。1924年冬天，黃埔軍校準備從上海大學選拔優秀學生，一直夢想成為軍事將領的徐夢秋卻錯過了機會——家裡來信說父親病危，他必須回家。而與他同來上海的7位同學都去了黃埔軍校。

1925年，徐夢秋受黨組織委派去了安徽省首府安慶，在那裡組建共產黨和共青團的基層組織。這時爆發了五卅運動，徐夢秋組織安慶的20餘名團員參加了這場席捲全國的反帝風暴。同年7月，他從安慶去了上海，在勞動組合書記部機關工作了一個月。8月，又去了廣州，打算進黃埔軍校學習。然而，事與願違。抵達廣州以後，黨組織沒有讓他進黃埔軍校，而是讓他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做政治工作，擔任第一師政治部的主任，主管宣傳。為此，徐夢秋感到非常失望。

徐夢秋隨第一軍參加了東征陳炯明的戰鬥。1925年底，他又被調到十四師。

1926年，蔣介石策劃了“三二○”事件，逮捕了在廣州的共產黨員，徐夢秋也在其中，但幾天後就被釋放了。不久，他來到了武漢，受命到十二師政治部去做張發奎的秘書。

大革命失敗后，黨派徐夢秋去蘇聯，進入“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30年8月，他秘密回國，1931年1月，抵達江西蘇區，見到了毛澤東和朱德。這時，紅軍正在組建軍事委員會，徐夢秋被任命為軍委秘書。

1931年底，又開始組建紅軍總政治部，他在該部負責宣傳工作，併兼任軍委秘書長。

1933年底，他調換了工作，到紅軍大學講授政治課，主講《民國政治史》、《馬列主義辯證法》等課。

1934年2月，徐夢秋改任紅軍學校政治委員。同年7月，在準備長征的過程中，又被調到紅一軍團任政治部主任。

1935年9月，紅軍到達甘肅時，他由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改任紅三軍團宣傳部長。

長征中，徐夢秋經歷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身體和心理都發生了變化。在過雪山時，徐夢秋被凍壞了雙腿。後來到了延安，由馬海德大夫主刀，鋸掉了他的雙腿。這在參加長征的領導同志中，特別是文職領導同志中，還是唯一的一位。因此，毛澤東、周恩來等都對他格外照顧，後來還因此安排他去蘇聯療傷。也是在1936年11月，由丁玲、徐夢秋、成仿吾、李伯釗、伍修權、徐特立、李克農、陸定一等34人在保安發起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這是紅軍到達陝北后成立的第一個文藝團體。

此後，徐夢秋還與丁玲等一道創辦了中共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的文藝副刊。在陝北期間，徐夢秋除經常被人抬到陝北公學和抗日軍政大學去授課外，還經常在延安的報刊上發表有關文史方面的文章。當時組織上對他很照顧，不僅為他安排了較好的窯洞，還為他配備了一名勤務員；陝北物資供應十分緊張的時期，徐夢秋卻享受著較高的待遇，即每月一斤豬肉、半斤雞蛋、兩斤黃豆，還獲准開了小灶；中央衛生部的醫生也定期為其檢查身體，等等。在延安，他還接受過外國記者的採訪，因此留下一篇珍貴的《自述》，其中回顧了自己參加革命的歷程。這在當時實屬難得。

徐夢秋在滯留新疆時背叛革命。

徐夢秋赴蘇療傷路經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時，忽然聽到傳聞：蘇聯正在進行“肅反”，不少中國同志也遭到迫害，遂一度打消了去蘇聯醫腿的念頭，留在了新疆。以後便化名“孟一鳴”，與陳潭秋、毛澤民等一同在新疆開展工作。直至1941年4月，徐夢秋才終於決定去蘇聯安裝假肢。但到了蘇聯后，又因雙腿傷殘過於嚴重，遂擬往德國準備安裝假肢。不料行至蘇聯邊界時，蘇德戰爭爆發。1941年冬天，徐夢秋夫婦只好經哈薩克回國，以後便滯留在迪化。

新疆當時是盛世才統治的地區。早在1937年4月，陳雲和滕代遠曾作為中共派駐新疆的代表，赴新疆與盛世才接洽，接應西路軍入疆；此後，鄧發、陳潭秋等相繼作為中共代表，到新疆與盛世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也即從1937年起，毛澤民(化名周彬)、林為梁(化名林基路)、徐夢秋(化名孟一鳴)、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從蘇聯返回途經新疆的幹部，以及經中共中央選派到新疆工作的幹部共100多人相繼留在迪化，擔任了盛世才新疆政府的官員。其中徐夢秋擔任過教育廳廳長，毛澤民擔任過財政廳副廳長、代理廳長和民政廳廳長等職務。眾多共產黨人的到來，在新疆建立起了民族統一戰線，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運動。當時，茅盾、杜重遠、薩空了、趙丹等也曾赴新疆講學、辦報、演出，而當時新疆的最高學府新疆學院，也先後由俞秀松、徐夢秋、杜重遠擔任院長。

在新疆工作期間，徐夢秋曾給陝北的毛澤東寫信，彙報新疆的教育狀況：“到1938年初，全疆只有一個最高的學校——新疆學院。現有經濟系、教育系、語文部、高中部，學生只有百餘人。因為課程不系統，無中心，學生質量簡直不如口內各地的高中……各區教育局是學校直接領導者，但現在六個局長都只知道拿薪水，對下級學習，除了照轉公文外，不起任何領導作用……這裡簡直是一片沙漠，一切新的書報都不易見到，就連教科書都沒有。舊的東西，是極盛的流行著。希望指定人代收集陝公等學校的講義、參考書以及劇本、歌本交人帶來，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毛澤東接到信后極為重視，立即指示中央有關部門緊急調運陝北公學的講義、教科書，加上延安解放日報社、中央圖書室等機關捐獻的書刊，派人搭車儘快送往新疆，以支持徐夢秋他們開展工作。

然而，當反法西斯戰爭進入艱難階段后，中國國內也發生了皖南事變。在此背景下，蔣介石派夫人宋美齡飛抵新疆，授意盛世才“肅清新疆共黨”。隨之，盛世才在新疆將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140多人全部逮捕，關入監獄。期間，盛世才捏造了所謂中共“在陳潭秋、毛澤民的策劃指揮下，由李一歐幾次召開秘密會議，與徐夢秋等共同討論決定，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於民國三十二年4月12日在群眾大會上刺殺盛世才等軍政要員”的“共產黨四一二陰謀暴動案”，對被捕入獄的共產黨人施行高壓和酷刑。不久，徐夢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劉希平(化名劉西屏)三人叛變。

新疆發生變故之後，後方的全體同志給予了極大的關注。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從共產國際得到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后，隨即電告駐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要他“設法打聽他們的消息並考慮有無營救的辦法”。2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電告周恩來：“你們與張治中談話時，望提出釋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傑(即陳潭秋)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慶方面去電迪化，釋放並准他們經蘭州、西安回延。”

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隨即向國民黨代錶王世傑、張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之意見書》，其中指出：“請政府命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軍官兵葉挺等，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等，新疆的徐傑、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同等……此等人員，均屬愛國志士，請予自由，以利抗日。”及至1944年國共談判時，中共代表還再次提出：“請政府飭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變時被俘的新四軍官兵葉挺等，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等，新疆的徐傑、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同等，四川的羅世文、車耀先、李椿、張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劉英，西安的宣俠父、石作祥、李玉海、陳元英、趙祥等。此等人員均系愛國志士，請予恢復自由，以利抗日。”

時在陝北的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對新疆被捕的同志更是極為關注。毛澤東和朱德、任弼時、康生等多次研究對策。1944年5月15日，毛澤東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統戰部長董必武轉正在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林伯渠《向國民黨提出的二十條談判意見》，就是上述引語的內容。其間，毛澤東還曾表示：“要重點營救徐夢秋。”顯然，當時他們還不知道徐夢秋已經叛變。或者，也是這一原因(即信息不對稱)，多年之後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還在“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鬥爭”一章中記述道：長征時期紅軍總政治部的徐夢秋，在新疆“督辦”盛世才那裡當教育廳廳長，卻“被盛殺害了”。

徐夢秋叛變后，因“身價”不同，曾在國民黨特務組織“軍統”中任職，即所謂少將軍銜的特研組組長(一說是國民黨西北行營“軍統”政研室主任)，後為國民黨保密局技術研究組的特研組組長。

據文強的回憶：這個所謂特研組是“軍統”收容和控制中共叛徒的一個機構，又名特情組。徐夢秋於1945年至1949年前後任組長。此前他已被盛世才關押了多年，到了盛世才被調離新疆、國民黨政府接收新疆省政權時，才在清理監獄時將之接收過來，然後任命他為軍統局少將特研組組長。

1947年秋，國民黨保密局在北平破獲了中共潛伏活動的要案，在西安潛伏多年的趙耀斌被捕。經查此人是中共要員，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國民黨。保密局認為趙耀斌系資深人士，遂任命其為特研組少將組長。這就是說，徐夢秋這個組長的職位，後來被趙耀斌奪了過去，被迫轉任副組長一職。再後來，他在國民黨潰逃時因行動不便而被“軍統”拋棄，於解放后不久即在重慶被捕。

關於徐夢秋的落網，目前還有兩種說法：一說是1949年6月方誌敏的堂弟方誌純(此時已是毛澤民的遺孀朱旦華的丈夫)被任命為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后，在一次與他的江西老鄉、南京市公安局長周興的閑聊中，意外獲知出賣了毛澤民的徐夢秋的下落，甚至還聽說當時徐夢秋想通過周興重新混入革命隊伍。而周興一邊穩住他，一邊立即報告中央。中央很快回電，指示將徐立即逮捕歸案。另一說是徐夢秋因走投無路，於1949年6月欲赴南京投案自首，即去面見昔日戰友、時為二野司令員兼南京市軍管會主任的劉伯承，結果被拒絕，旋被南京市人民政府政法機關依法關押於老虎橋監獄，后被判處無期徒刑。

不管哪種說法更確切，所謂“紅色歷史學家”的徐夢秋畢竟被逮捕入獄；1976年5月22日，徐夢秋在獄中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