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鵬

在廣東省高州市大井鎮清垌村委會白田村（勝利農場大井分場白田隊）207國道東面的淋水嶺上，有一座頗具氣勢的古墓，高州民間稱之為國師墓。“國師墓”之名沒有見於地方史志，那麼墓主是何許人？緣何會有“國師”之說？

清光緒重修《茂名縣誌》卷二“冢墓”篇載：“明南京國子監學錄黃鵬墓在大井淋水嶺。”據此，這座古墓墓主為明代南京國子監學錄黃鵬。

國子監即國子學，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明朝國子監創於明太祖初定金陵之時，即改應天府學為國子學。后太祖建都南京，重建校舍於雞鳴山下，改學為監，故稱國子監。永樂十八年(1420)，明遷都北京，改北京國子監為京師國子監，於是明代國學有南北兩監之分。學錄為中國古代文官官職名，宋代開始設置，掌管執行學規，糾舉處罰犯規學生；明、清沿設，主要是起到監督學生的作用。按明清官制，學錄為基層官員編製之一，品秩不高，明代學錄秩從九品，清乾隆初升為正八品。修職郎是一個封號，在明代文官散階中也只是正八品。一名國子監普通官員因何會被稱為國師呢？

“國師”一詞，查相關資料，近似的解釋有“太師的別稱”、“一國的師表”、“指國子祭酒”或“封建帝王封賜一些德學兼備的高僧的尊號”，此外民間有把一些有影響的風水堪輿大師稱為國師的習慣。黃鵬被稱為國師顯然不同於對高僧或風水師的封號。關於黃鵬，清光緒高州府志尚有如下記載：“所過以禮儀範士，葺文廟，賑貧儒皆捐款為之。”又“家居二十七年，鄰里鄉黨多被德化，參知朱東光旌其閭約‘積德’”。由這段記錄看出黃鵬在遷任國子監學錄之時，所到之處都對當地文士很尊重，修葺文廟（即孔廟）、賑濟一些貧寒的孺子學士也都很儘力，家居期間更熱心公益，捐輸助學，極力推崇禮儀教化，鄰里鄉親都被他的德行感化，時任嶺西道參知政事朱東光對其甚為讚許，為其家門題“積德”之詞以示表彰。黃氏族譜則有更為詳盡的記錄和評價，提及“邑之有關文教與善舉，無不就商於公”，“不減蘇文忠公之開化儋州”，更言其“名顯有司，舉聞於朝”，嘉靖和萬曆兩帝先後御賜其“南國儒宗”和“天地正氣”匾額題詞，以示嘉許。這在地方志中也得到證實。

光緒茂名縣誌中有“南國儒宗坊”條，記為“天啟七年為南京國子監學錄黃鵬建，在大井淋水嶺墓前”。

但“國師”之說既沒有見諸史志，也不為其族譜所載，在此筆者推斷國師之說的由來是民間誤把國子監學錄等同國子祭酒，或者認為一入國學便為國師，由於黃鵬對幫助當世士子、推動當地禮儀教化方面的貢獻，加上受到嘉靖、萬曆兩朝皇帝御賜，尤其是“儒宗”一詞，充分體現其個人品行修為是得到了朝廷肯定和推崇的，所以亦堪稱“一國師表”，由此國師之名一經叫出，便很快傳揚開來，以致一直沿稱後世。

黃鵬既不靠祖輩的福蔭，也不憑科舉功名，完全是因其個人的品行修為打動了地方官，上報朝廷，獲得兩朝皇帝御賜封贈，這在古今歷史上並不多見。與楊頤等高官相比，他可謂開了一個特例——在明清時期的高州名人中，其官階品銜並不算高，卻幾乎是享譽最高、享譽最廣的一人。

黃鵬是粵西黃氏最重要的一支、高州南山黃氏三世祖，國師墓據說是他和原配施氏的合葬墓，所以一直受到黃氏族人的瞻仰和祭掃。國師墓地表建築毀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政治運動，牌坊、墓碑均已不存。1986年黃氏族人予以重修，按明清嶺南抄手墓（亦稱交椅墓）的形制，依山而建，佔地約400平方米，前低后高，墳頭外設兩重墳圈，前有拜台、月池，墓前立墓碑一方，墓后側還建有一座琉璃瓦頂影壁，嵌兩幅石刻，分別題“南國儒宗”、“天地正氣”以及銘刻相關歷史記錄。國師墓已引起文物部門重視，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登記，由於這是有明確歷史記載的古墓葬，並且墓室尚未暴露，具有一定的考古和歷史研究價值。

清光緒高州府志尚有如下記載：“所過以禮儀範士，葺文廟，賑貧儒皆捐款為之。”又“家居二十七年，鄰里鄉黨多被德化，參知朱東光旌其閭約‘積德’”。由這段記錄看出黃鵬在遷任國子監學錄之時，所到之處都對當地文士很尊重，修葺文廟（即孔廟）、賑濟一些貧寒的孺子學士也都很儘力，家居期間更熱心公益，捐輸助學，極力推崇禮儀教化，鄰里鄉親都被他的德行感化，時任嶺西道參知政事朱東光對其甚為讚許，為其家門題“積德”之詞以示表彰。黃氏族譜則有更為詳盡的記錄和評價，提及“邑之有關文教與善舉，無不就商於公”，“不減蘇文忠公之開化儋州”，更言其“名顯有司，舉聞於朝”，嘉靖和萬曆兩帝先後御賜其“南國儒宗”和“天地正氣”匾額題詞，以示嘉許。

主要分佈在今廣東省高州市、四川、廣西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