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三家注

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史記正義的合稱

史記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徠的合稱。原各單行。《四庫提要》認為散列正文下併合為一編,始於北宋。現存最早的有南宋黃善夫刻本(商務印書館收入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清乾隆時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較為通行。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張文虎考訂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一百三十卷,是清朝後期較好的刊本。中華書局1959年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出版《史記》,分段標點,將原散列正文下的三家注移於每段之後,原序文亦移置全書後,並以年代次序重排。

內容簡介


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劉宋·裴駰注)、《史記索隱》(唐·司馬貞注)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注)。集解主要匯聚他人的解釋;索隱解釋原文時,除了個人的意見外,也引述他人的解釋;正義除了解釋原文、說明地理之外,還對一些字加了音注。

作者簡介


裴駰

《史記三家注》
《史記三家注》
裴駰,裴松之的兒子,字龍駒,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繼承家學,博覽宏識,亦以注史著稱於世。司 馬遷的《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裴駰為《史記》作注而垂名於中國史壇。他反覆研究《史記》,“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他博採經傳百家及先儒學說,凡對作注有所裨益,便廣而錄之;凡所注引,務必去其浮言游辭,取其精旨要義;如各家說注不同,則兼收並蓄,不肯偏棄;如有未詳之處,寧缺不議,不憑臆想,妄加解說。終於寫成《史記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為現存最早的《史記》注本。

司馬貞

徠司馬貞,字子正,唐河內(今沁陽)人。開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主管編纂、撰述和起草詔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學家,著《史記索隱》三十卷,世號“小司馬”。司馬貞以《史記》舊注音義年遠散失,乃採摭南朝宋徐廣《史記音義》、裴駰《史記集解》、齊鄒誕生《史記集注》、唐劉伯庄《史記音義》、《史記地名》等諸家的注文,參閱韋昭、賈逵、杜預、譙周等人的論著、己見,撰成對後世很有影響的史學名著《史記索隱》,該書音義並重,注文翔實,對疏誤缺略補正頗多,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與南朝時期的宋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後世史學家譽稱該書“價值在裴、張兩家之上。

張守節

張守節,唐代開元年間學者,此人曾經給司馬遷的名著《史記》作注,起名《史記正義》他在這本書中引用了唐魏王李泰、蕭德言等人所撰寫的一部地理著作《括地誌》。張守節本人其生平事迹不詳。根據其著作《史記正義序》一文中有“守節涉學三十餘年”的話語。此序寫於唐玄宗開元24年(736),由此上溯,恰好是武則天當政的強盛時期,那麼,“改日日本”一事,他應是親自聞聽過的 開元時官諸王侍讀,守右清道率府長史。

創作背景


史記的傳播
《史記》在我國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它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和簡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到唐朝時候,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讚賞《史記》的文筆。

作品影響


《史記》的聲望隨日俱上,各家各派註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劉宋時裴駰注)、《史記索隱》(唐司馬貞注)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注)是其中影響最大的。
《集解》兼采當時裴駰所能見到的前人有關《史記》諸書的研究成果,並一一註明作者名字,一絲不苟。《索隱》進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證不當的錯處。並且《精闢史記》原文提出辨正,發語警辟。《正義》的作者長於輿地之學,對《史記》中地名的考證尤為精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