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儒十丐

儒：舊指讀書人。元代統治者把人分為十等，讀書人列為九等，居於末等的乞丐之上。后指知識分子受到歧視和苛待。

元·謝枋得《謝疊山集·送方伯載三山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賤之也。

宋·鄭恩肖《心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並列 元時將讀書人列為第九等，乞丐列為最末等第十。對讀書人的輕視，僅居乞丐之上。清·趙翼《陔余叢考》卷42：“鄭所南又謂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多用於對社會中各行業分列等級而有輕視讀書人之意。

作賓語、定語；指下等人。

這種“九儒十丐”的局面卻帶來了元曲的勃興。

所謂元代知識份子地位低下，“九儒十丐”之說，恐怕是關於元朝的諸多謠言之中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甚至堂而皇之登入歷史教科書之列。那麼，此種說法是否符合事實？元代儒士地位究竟如何？

所謂“九儒十丐”之說，出自兩位南宋遺民之著作，一為謝枋得之《謝疊山集》卷二《送方伯載歸三山序》，一為鄭思肖之《心史》中《大義敘略》。要辨析此說正偽，便當考其人其文。

謝枋得（1226-1289），南宋末官員、字君實、號疊山，曾率軍抗擊元兵。宋亡之後，流落建寧，元廷多次徵召，均堅辭不仕。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將其強送大都，謝枋得遂絕粒殉節。

鄭思肖（1241-1318或1238-1315），南宋諸生，原名不詳。宋亡后因心懷故國，改名思肖（肖者趙也）。其人“坐必南向，聞北音而走，誓不與朔客交往”（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畫蘭不畫土，謂“土地盡為番人奪矣”。

以此二人生平來看，謝鄭二人均有明顯的反元情緒，其著述亦有明顯矮化甚至歪曲元朝的傾向。且二人均死於元初，無從得知元代中後期社會實際情況。當然，僅憑作者立場，亦不能證其說法必偽。但分析二人著述，其可疑甚至違背史實之處卻絕非一兩處。

首先來看《謝疊山集》中之說法：謝枋得並未說“九儒十丐”乃是元代定製。相反，他說“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說，乃是“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的戲謔之語。

而鄭思肖之《心史》，則更為可疑。此書於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仲冬八日為人從吳中承天寺井中所得，發現時，其書藏於密封鐵匣，外裹白堊，沉於水中，開啟之後“楮墨猶新”。如書中所載屬實，乃沉於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至發現之時，已歷365年。以一鐵匣沉於水中近400年而完好無損，殊為詭異。且書中所載之事，多有謬誤荒唐之處，如袁枚就曾指出：“（《心史》）所載元世祖剖割文天祥，食其心肺，又好食孕婦腹中小兒，語太荒悖，殊不足信。”故如談遷、徐乾學、袁枚等人，均認為其書為明末偽造。

當然，僅考其出處，還並不足以證其謬誤，還需要其他材料來加以印證。那麼，按元代制度，儒士真實地位如何呢？

首先，我們來看元代的戶籍制度。元代政府依照職業和社會職能不同，將全國居民劃為了若干戶別，《元史》中稱為諸色戶計。元代文獻中比較常見的戶計有：軍、站、民、匠、儒、醫卜、陰陽、僧、道、也里可溫（基督教神職人員）、答失蠻（回教神職人員）、斡脫（高利貸經營商）、商賈、灶（鹽業）、船、弓手、急遞鋪、打捕鷹房等。因此，所謂的分全國為十等人之說，本身就毫無根據，站不住腳。

其次，不同的戶計，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如軍戶的義務就是當兵，站戶的義務就是維持國家驛站系統（元代稱站赤）。而儒戶的義務，則是保障每戶至少要有一人讀書，隨時準備在國家考選吏員時候參加考試，以備徵召。在權利方面，由於儒戶是屬於“勞心者”範疇，因此，儒戶在元代是不需要負擔一般人民所需要負擔的各種勞役差發，除此以外，儒戶還可以豁免丁稅，四頃以內的土地亦不需要繳納地稅，而且所有在籍儒士均可以獲得政府提供的廩給，而在學校就讀的生員，亦由學校提供每日兩餐（《廟學典禮》）。此等待遇，遠超於其他戶計。

再者，從政治地位來看，儒士之地位亦非其他戶計所能比擬。按《元史·百官志》之中對於官員銓選制度的記載來看，元代的官員選拔主要有三條途徑：1、怯薛（即宮廷宿衛）；2、吏進；3、科舉。其中，怯薛來源主要是元朝建國時所確立的九十五戶“大根腳”家族子弟，約佔元代官員總數的十分之一，此處不論。元代科舉始於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終於元惠宗（即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1366年），共計五十一年，其中有六年因奸相伯顏擅權中斷（1336-1342），科舉持續時間共四十五年，開科十六次，共取士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漢人和南人（亦即儒戶所屬族群）約600多人，人數殊少，亦不足論。因此，真正作為元代官員銓選，特別是中下級官員銓選的主要渠道，則是吏進，這也是元代官員銓選制度中最具特色的的一點。

中國歷代，特別是自隋唐以降，官、吏分野，吏員，也就是各級政府機關中的辦事人員要想擢升為官，難比登天。唯元朝例外，元代受蒙古人實用主義之影響，中原傳統觀念拘束較少，官、吏界限並不如其他朝代那樣明顯。因此，元代大量官員是從吏員中擢升。而且，元代的吏員地位亦較之其他朝代更高，某些政府機構的吏員最高可有六、七品之品級。

元代前期雖長期未開科舉，然而通過吏進之門，仕途並未向儒士阻塞。相反，元代一直將以儒為吏作為既定國策之一，並長期執行。如世祖時，就發布政令：“定令儒生願試吏郡縣者，優庸之。”仁宗時，“有召，省掾用儒士擢入”，“仁宗懲吏，百司胥吏聽儒生為”。元人陶安亦有論述：“朝廷以吏術治天下。中土之才積功簿有致位宰相者。時人翕然尚吏。雖門第之高華，儒流之英雄，皆樂趨焉。”

另外，還要特別說明一點的是，元代前期雖然未開科舉，但吏員選拔同樣是採取考試選拔的制度，如果再加上官、吏之間比較順暢的流動環節，元代的官僚制度實際上較其他朝代更加類似於近現代的公務員制度，此亦元代政治制度之中蔚為可觀的閃光點。

從以上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元代的儒士非但社會地位並不低下，實際上無論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地位都遠較其他戶計更為優越。而且，當然，由於民族等級制度，以及講求“根腳”大小的問題存在。終元之世，高級官員一直為開國之初的“九十五千戶”所壟斷。然而，所謂“九儒十丐”之說，亦實屬荒謬不經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