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楚墓

長沙楚墓與其文物的發現，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20世紀30年代後期，長沙漸有文物出土。隨著抗戰爆發，學者經湘、黔入川，長沙文物於流散之餘，乃為學術界所認識，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當時被挖掘的，有戰國楚墓，也有漢墓，介紹和研究所出文物的，首推商承祚先生的《長沙古物聞見記》，以及蔡季襄的《晚周繒書考證》、蔣玄佶的《長沙－－楚民族與其藝術》等。

長沙的考古工作，始於建國初。在其以前，長沙地區眾多而且內涵豐富的古墓，竟成了“土夫子”專霸的利藪。鑒於這裡被發現文物的意義重大，考古學家們一邊清理已被擾動、破壞的墓葬，一邊根據既有線索，開闢新的發掘場地。長沙考古工作的成績顯著，不久編成的《長沙發掘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楚墓，這為後來的楚文化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光陰流逝，長沙楚墓的發掘、整理和研究，經過半個世紀，一直綿延至今，未曾中止，而且重要的發現層出不窮，成為全國長期進行的考古項目之一。說起湖南考古工作，首先必想到長沙楚墓。在長沙楚墓的發掘研究中，湧現了一批學術帶頭人。曾任湖南省博物館館長多年的高至喜先生，自考古訓練班畢業即參加考古發掘工作，經驗豐富，識見精博。現在由他帶頭組織撰寫的這部總結性的《長沙楚墓》，自然是非常恰當的。

楚文化的重要性，這二三十年來，已成為關心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人們的共識。研究楚文化的論著，討論楚文化的會議，在區域文化研究中都是最多的。長沙楚墓的工作是楚文化研究的肇端，楚文化在學術上的意義、在藝術上的優美，於此已得到相當充分地展示。對於一些早於長沙的楚文化遺存的偶然發現，例如壽縣李三孤堆楚王墓的出土品，長沙楚墓也提供了進行科學闡釋的依據。因此，探討楚文化不可不了解長沙楚墓。

楚文化之所以廣受重視，一個很明顯的原因，是這種文化所表現的絢麗多彩的文化面貌。中國的種種古代文化，有的比楚文化年代更古運，有的比楚文化分佈更廣袤，但是它們的遺物每每不像楚文化這樣保存良好。這是由於楚文化存在的地區，地下的環境更適於文物的保藏，特別是楚墓的埋葬方式，使大量易於損毀的文物得以存留。這樣，我們就在楚墓里看到無法於其他地區獲見的種種遺物，窺見當時文明是怎樣進步發展。這正好像在埃及考古中，如果沒有圖坦哈蒙墓這樣的發現，便難於認識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的文明全貌。

讀《長沙楚墓》，可以知道好多質地不易保存的文物是在這裡發現的，例如漆器和絲織品。在長沙文物出現以前，東周的漆器、絲織品完全是空白。通過長沙出土品的研究，人們不僅了解了楚國在這兩方面的技術造詣，而且賞鑒到楚人卓越的藝術水平，在藝術史中開闢了新的領域。

與絲織品有關的，還有帛畫。迄今所見楚國帛畫，有長沙陳家大山、子彈庫出土的，技藝精絕，久為人所驚嘆。子彈庫墓在1942年還出有著名的楚帛書，完整的一件已有許多學者論述，其餘的碎片近年也經整理。可惜這批帛書除個別碎片外都流藏異國，我們希望早日能全部發表。

楚國的竹簡也是首先在長沙發現的。50年代在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出土的簡，是現代人們所能目睹的最早的幾批楚簡。楚帛書和楚簡的發現，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楚文字的研究，而楚文字的研究又成為作為中國古文字學一大分支的戰國文字研究的切人點。附帶說一下，現今已見最早的毛筆實物，是在長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楚筆。筆和簡帛一樣，在地下是不容易保存的。

長沙楚墓發掘，還糾正了不少海內外學術界流行的觀念，例子之一是銅鏡。楚鏡富於藝術特點，以往多出於壽縣一帶楚墓，外國學者名之為“淮式鏡”。在長沙楚墓發現之後，才知道長沙所出類型與數量更多。

以上所說，只是長沙楚墓意義的凡個側面。《長沙楚墓》一書的主要成就，我認為還不在於此，而是對半個世紀發掘的楚墓，作了系統的考古學分期研究。

長沙是楚國南部的重要都邑，扼居通向南海的通道。這裡的文化，與郢都所在的湖北荊沙地區、壽春所在的安徽壽縣一帶，雖有小異，大體卻相共同。這裡的楚墓，發掘時間最久，數量特多，適宜作為楚文化的標尺。《長沙楚墓》的分期工作，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做到更為準確詳細。這對於整個楚文化研究，無疑是一項重大的貢獻。

在東周時代的歷史上，楚國有十分顯著的作用。通過考古研究，也可以看到楚文化在空間上與時間上均有巨大影響。周初封楚，楚人本在中原文化影響之下，然而楚與中原長期抗衡，在文化上的特性始終突出。東周的楚文化，沿江而上，影響深入巴蜀；順江而下，又及於江南，並與越文化接觸交錯。其影響範圍所至，幾乎有國家之半。到了漢代，由於漢朝君臣多出於楚，楚文化的影響更為深遠。漢代很多文化因素，溯其來源，常能在楚文化中找到，實在是理所當然的。所以不只是專門研究楚文化的讀者，凡有興趣於中國古代文明的，都能從《長沙楚墓》一書獲益。

《長沙楚墓》的發掘和研究，還會繼續下去，但是20世紀這方面的工作，已由高至喜等先生的這部《長沙楚墓》做了很好的綜合，對於新世紀的楚文化考古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