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
勞動力
勞動力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勞動力指全部人口。狹義上的勞動力則指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在實際統計中,考慮勞動年齡和勞動能力兩個因素的指標有勞動年齡人口和社會勞動力資源總數。
傳統或者早期的概念中,勞動力指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勞工”,即“工人階級”或產業工人。馬克思理論把勞動力劃分為生產部門的勞動者和非生產部門的勞動者。知識經濟時代腦力與體力勞動者的差別已不表現在勞動的本質特徵上。“員工”這一範疇被企業以及各類組織廣泛使用。
勞動力同勞動是有區別的,勞動是人類生產力為改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實際使用。
(1) [labor, manpower; labor force;work force]:從事特定活動的自由勞動者
例子:工廠的勞動力
(2) [ability to work; capacity for work]:人的勞動能力,人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
例子:喪失勞動力
勞動力就是從事增加商品價值的有用勞動的能力(參看商品條目)。工人出賣給資本家換取貨幣工資的就是勞動力。勞動力同勞動是有區別的,勞動是人類生產力為改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實際使用。勞動產品能作為商品買賣。但是,要對勞動本身即生產活動的買賣這一概念賦以確切的含義,卻是不可能的。不能出賣勞動產品的勞動者必然出賣勞動力,並同意從購買者的利益出發和在購買者的指揮上消耗其勞動,以換取一定的貨幣量即工資。
勞動力(labor power),人的勞動能力,蘊藏在人體中的腦力和體力的總和。物質資料生產過程是勞動力作用於生產資料的過程。離開勞動力,生產資料本身是不可能創造任何東西的;但是,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發揮作用,除了必須具備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或文化科學知識外,還必須具備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否則,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也是不能進行的。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運用自己的勞動力和生產工具,作用於勞動對象,既可以創造出物質財富,也可以不斷提高自己的勞動技能。在不同的社會中,由於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結合的方式不同,勞動力的使用狀況也不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並通過購買商品的方式佔有勞動力,促使勞動者進入生產過程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從而創造剩餘價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的結合與資本主義社會有所不同。
但是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它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具有不同於普通商品的特點。
二者的關係是:
社會勞動力資源總數=勞動年齡人口+勞動年齡之外實際參加勞動人數-勞動年齡內不可能參加勞動人數。
勞動力價值
儘管在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的一種商品,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點,並引起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儘管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出售的一種商品,但是這一商品的生產卻同其他商品不一樣。勞動力的生產是工人作為人的生物上和社會上的再生產。這一複雜的再生產過程涉及在總體上和資本主義關係或商品關係不同的社會關係。例如,在極為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是由不拿工資的家務勞動再生產出來的;在較不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常常是由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出來的。這些過程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觀念形態;純粹的資本主義關係的邏輯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參看家務勞動條目)。
其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它創造價值的能力。勞動力同其他商品不一樣,為了使用勞動力,購買者即資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間建立一整套全新的關係。從勞動力中榨取勞動,引起了購買者和出售者之間超出通常談判商品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工資)範圍的附加的鬥爭條款;引起了勞動強度和勞動條件上的鬥爭。這些對抗階級的鬥爭,本質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上的和政治上的問題。
最後,勞動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產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轉到了資本家手中)相異化,同對勞動產品的控制相異化。在勞動力商品出現后,商品形式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再現為工人同他或她的勞動和產品的異化。
儘管在李嘉圖的著作中,在對價值理論的有條理的闡述上已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並沒能解決“勞動的價值”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亂,在有些場合“勞動的價值”指的是工資,在其他一些場合指的卻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馬克思通過把勞動概念分解為勞動、勞動力這一對概念,消除了這種混亂(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節和第17章)。這就使我們明白,出賣勞動力來換取資本家的工資這種交易,發生在生產之前,發生在產品中價值的出現之前;這也使我們明白了資本主義生產佔有剩餘價值的確切機制。馬克思把區分勞動和勞動力的這一發現,看作是他對經濟科學作出的最重要的積極的貢獻。(參看剝削;社會必要勞動;抽象勞動條目) [4] [1]
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
它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勞動力所有者是“自由人”,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二是他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必須一無所有,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
勞動力是商品,它和其他商品一樣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包括三部分:維持勞動者自身生存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用以再生產他的勞動力;勞動者繁衍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用以延續勞動力的供給;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所支出的費用,用以培訓適合資本主義再生產需要的勞動力。勞動力商品的價值還受歷史和道德因素的影響。
關於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資本論》在兩處不同的地方提到:“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另一處是:“資本有一種趨勢,就是在直接使用活勞動時,把它縮減為必要勞動,並且要利用勞動的各種社會生產力來不斷縮減生產產品所必要的勞動,因而要盡量節約直接使用的活勞動,同樣,它還有一種趨勢,要在最經濟的條件下使用這種已經縮減到必要程度的勞動,也就是說,要把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縮減到它的儘可能最低的限度。如果說商品價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勞動時間決定,那麼,正是資本才實現這種決定,同時不斷地縮短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樣一來,商品的價格就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因為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的每一個部分都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了。”前者是產品社會的養成,後者是商品社會的養成;前者把產品即使用價值本身看作“必要的(即必需的)”,後者把勞動時間即價值本身看作“必要的(即社會必要的)”。這些研究突出了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歷史內涵和生產性質。
勞動力結構性短缺
指某個時間段內某個行業或者說某個領域的勞動力需求無法供應。例如:近幾年來我國的IT業在迅猛發展,而為了跟上其他國家的IT業發展步伐。我國急需大批該領域的勞動力,而前幾年我國一直無法供應該領域需要的勞動力。這就是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的一例。
勞動力或勞動適齡人口
年齡處於適合參加勞動的階段,作為生產者統計的人口。人口學一般以16歲-64歲期間的人口為勞動適齡人口。中國一般規定男子16歲-60歲期間、女子16歲-55歲期間的人口為勞動適齡人口。勞動適齡人口在人口中的比重,稱為撫養指數,表示每個勞動適齡人口的負擔程度。
勞動力平均負擔人口
匯總人口數/匯總勞動力數
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該術語得名於來自英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rthur Lewis。達到劉易斯拐點意味著,勞動力稀缺程度足以推動薪資大幅上漲、工業利潤受到擠壓、投資下降,而發展中國家這時候最好是已經找到了依賴廉價勞動力問題的解決之道。
2015年12月6日,中山大學發布“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藍皮書,聚焦中國勞動力的現狀與變遷,2011年啟動,到目前已經完成一次試調查和兩次全國正式調查。
調查樣本覆蓋除港澳台、西藏、海南之外的全國29個省市,調查對象為樣本家庭戶中年齡15至64歲的全部勞動力。共完成401個村居問卷,14226份家庭問卷和23594份勞動力個體問卷。通過對中國城鄉以村居為追蹤範圍的家庭、勞動力個體開展每兩年一次的動態追蹤調查,系統地監測村居社區的社會結構和家庭、勞動力個體的變化與相互影響。
通過2012年和2014年的連續追蹤,發現與2012年調查相比,勞動力性別、年齡與地區構成相差無幾,青年型勞動力為主的年齡結構不復存在;其次,中國勞動力的地區分佈並不均勻,近一半(47.16%)的勞動力分佈在中部各省份,勞動力結構中,15—29歲的低齡勞動力佔33.07%,30—44歲的中齡勞動力佔32.80%,45歲及以上的高齡勞動力佔31.86%。
勞動力家庭規模顯示,目前勞動力大多來自中、小規模家庭,平均家庭規模為4.32人。家庭成員人數為3人、4人的比例較高,分別為21.06%、20.96%,家庭成員人數為6人及以上的比例僅為22.95%。從地區差異來看,西部地區勞動力的平均家庭規模比東部小。
另外,在工作經歷方面,大部分勞動年齡人口有工作經歷,未工作的比例不及兩成;超過一半的勞動力有農業工作經歷;在有換工經歷的勞動力中,換工三次及以上的佔71%。在從業狀態方面,中國勞動力的從業狀態以僱員為主(佔46.34%),其次為務工(35.33%),再次為自雇勞動者、僱主。
在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方面,超過26.77%的農村勞動力有外出務工經歷,超過四成還準備外出務工。
2014年,中國勞動力初中畢業比例最高為46.97%,職高、技校、中專和大學專科都在6%左右,而大學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僅為5.17%。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28年,高齡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明顯低於中、低齡勞動力,東部地區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勞動力。
另一方面,20—24歲勞動力過去兩年參加過(至少5天的)專業技術培訓比例13.99%為最高,35—39歲年齡組以後,專業技術培訓和曾經獲得專業技術資格證書(執業資格)的比例急劇下降。這個年齡比例與收入水平急劇下降的趨勢也相當。
與過去不同,勞動力閱讀報刊、用手機發簡訊、寫信、銀行ATM取款完全沒問題的比例皆超過一半,但僅有超過1/4的勞動力在使用網上銀行、網上購買火車票方面完全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