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勇營

自鴉片戰爭以來，晚清歷次外敵入侵，都會出現為洋人效力的“漢奸部隊”，或參與攻擊，或供應補給。其中最有名者，當屬來自威海衛的“華勇營”——這支由中國人組成的部隊，曾直接衝鋒陷陣在八國聯軍侵華的最前線。

華勇營的幾種軍裝服飾，左下方標誌，是英國陸軍部以天津城門為圖案，為“華勇營”設計的軍徽。

甲午戰爭后，西方列強開始在華爭搶租借地。1898年3月，英國政府指示駐華公使竇納樂（Claude Maxwell MacDonald）設法租借威海衛，卻遭清政府拒絕，理由是威海衛尚在日軍佔領之下。竇納樂隨即威脅說，若不從，唯有將事情交由英駐華海軍司令辦理。清政府見又有兵端，哪敢不從，被迫於4月3日同意其租借要求。1898年7月1日，中英《租威海衛專條》在北京簽字。因此，中國一直稱威海衛的租借為“強租”。

威海衛租借成功，便成為英國的遠東海軍基地，但卻陷入陸防空虛的尷尬。當時，英帝國的殖民地遍布全球，部隊被攤薄，到了無兵可調的地步，遂決定照搬在印度的經驗，招募威海本地人，組建雇傭軍，擔負威海衛的防務。英國人的意思一經表示，清政府又強烈反對。但英國人辯稱道，這是一支警察部隊，維護治安而已，並不用於租借地以外的軍事行動。清政府也無可奈何。

1898年11月，英國陸軍部先從香港和上海招募譯員、號手等專業軍士，然後開始在威海衛正式組建英軍中國團（Chinese Regiment），即中國人所謂的“華勇營”。因中國人有好男不當兵的傳統，招募艱難。英國人隨即發動“高餉”攻勢，將招募對象由當地農民轉向了清軍的退役官兵，成效立時凸顯。這些退役軍人比農民善戰，體能和紀律性亦更強，且無家庭牽累，隨時能為金錢賣命。

因英國部隊軍餉高，服役的華勇便有了自豪感，與一般清兵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在社會上產生吸引力，本地人紛紛加入。到 1900年5月，“華勇營”人數已達六百多，兵士年齡均在二十三至二十五歲之間。該部隊編製齊全，設置長槍連、機槍連、炮隊和騎兵隊，以及樂隊、譯員、衛生隊。該團由包耳上校（Colonel Bower）任團長，尉級以上軍官均從英國正規軍中調任，全團配置精良裝備，清一色的馬丁尼·亨利式來複槍，甚至還有當時最先進的馬克西姆機槍，這在當時的西方正規軍中，亦未能成建制裝備，可見英國對該支雇傭軍期許之高。

這批精選出來的士兵，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圍三十五英寸，在當時“東亞病夫”的華人中，算是強健的一群。帶兵英官評論他們“堅忍、耐心、聰明”，是“十分優秀的行軍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遠”。華勇營士兵均簽約三年，同意被派往全球各地執行任務。士兵們每天訓練達四五個小時，軍事素質迅速提升，六百碼射擊成績尤為優越。

“華勇營”成立后，歷經鏖戰，為英國立功，部隊也不斷壯大。至1901年庚子事件結束后，全團已擴展至12個連，共1200人。

1902年，英國陸軍挑選了十二名“華勇營”官兵，到英國參加英王愛德華七世的加冕典禮。英王向“華勇營”官兵頒發了勳章，以表彰他們在平定義和團戰爭中的“犧牲”，是為英國歷史上首次為中國人頒發的“軍事勳章”。同年，因英日締結同盟條約，兩國在遠東對抗暫時緩解，英國決定裁撤“華勇營”。1906年6月，成立八年的“華勇營”正式解散，部分士兵轉往南非、香港當警察，部分士兵留在當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國軍隊。加入香港警隊的“華勇營”士兵，其警員號碼均以英文字母D開始，被通稱為“山東漢”。至今，威海衛還存有當年“華勇營”的舊址。

華勇營成立后，先被用來鎮壓當地的抗英鬥爭。英國強租威海衛后，當地民眾時有反抗，常常舉行兩三千人的聚會，焚香豎旗，收集武器，意在驅趕英國人。1900年3月26日，“華勇營”事先獲得情報。包耳上校便率“華勇營”420人首次出擊，武裝驅散了一次抗英群眾，並逮捕了三人，收繳了各種土製武器。而據中國方面的歷史記載，該次在姜南庄村，由崔壽山等組織。而情報，是“華勇營”士兵卧底獲得的。

隨後，在1900年5月5日，英國勘測劃界小組受當地民眾圍攻，英國皇家工程兵少校潘若思（Penrose）等人及護衛隊受襲，包耳上校又率“華勇營”兩個連出擊。此次衝突，英方多人受傷，“華勇營”毫不猶豫地向同胞開槍，打死中國村民二十多人。

“華勇營”與同胞的對抗，激怒了當地人。“華勇營”不少士兵的家屬都收到了恐嚇，士兵們要求英方在必要時需給其家庭提供庇護，但“華勇營”軍心依然穩定。

義和團運動爆發后，“華勇營”被正式納入英軍建制，並換上了英國陸軍軍裝。1900年6月22日，“華勇營”192名士兵和10名軍官乘坐英艦“奧蘭多”號，於凌晨五時抵達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以印度兵為主的香港皇家炮兵和以“華勇”及印度普什圖兵為主的香港團已到達，共有382人。可見，八國聯軍中的英軍，因兵力捉襟見肘，出動的都是殖民地部隊。其中，威海衛“華勇營”、香港團中的“華勇”和新加坡團中的“華勇”們，更是構成了英軍的重要力量。

6月24日中午，英軍香港團和威海衛“華勇營”各出兩個連，護送海軍提供的十二吋口徑大炮及彈藥增援聯軍。道路泥濘，“華勇營”承擔了“苦力”工作，負責拖曳大炮，並安放在僧格林沁四十年前為抵擋英法聯軍而修建的濠牆上。當他們冒著彈雨進入法租界時，受到了聯軍守軍的歡迎。6月27日，“華勇營”協助俄軍對清軍駐守的東局子軍火庫發動攻擊。在十二寸大炮狂轟下，彈藥庫被引爆，天空出現了幾百米高的蘑菇雲。隨後，德國租界的一些商鋪發生火災，“華勇營”又兩度受命滅火。7月初，“華勇營”和香港團的主要任務是清剿滲透到租界附近的清軍及義和團狙擊手。在一次戰鬥中，香港團受到清軍炮火的猛烈壓制，二死三傷，在“華勇營”緊急增援后才得以脫身。隨後，“華勇營”新駐地受到清軍猛烈的針對性炮擊，布魯斯少校（Major Bruce）帶隊攜炮出擊，但不敵清軍炮火，布魯斯少校頭部和肝臟中彈，“華勇營”另有兩死五傷，協同作戰的英國水兵也有五人重傷。

7月9日，聯軍發起了一次大規模攻擊，由1000名日軍、950名英軍、400名俄軍和2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參加。是役，直隸提督聶士成中彈犧牲。“華勇營”的任務是護衛和協同香港炮兵，向西局軍火庫（海光寺軍火庫）發起炮擊。在他們的掩護下，日軍迅速攻佔清軍陣地。轉移陣地時，“華勇營”必須拖曳笨重的大炮穿過被清軍火力覆蓋的小橋，一不小心大炮就會滑落橋下。橋上緩慢移動的“華勇營”受到了清軍猛烈射擊，駐守濠牆上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則進行了還擊，壓制了清軍火力。事後，美軍軍官在答覆“華勇營”感謝信時說，只要是女王陛下的軍隊，不管什麼膚色，美軍都把他們看作親密戰友。

1900年7月14日，“華勇營”協同日軍敢死隊，終於攻破天津城牆。佔領天津后，“華勇營”奉命為北京遠征軍徵集船隻。他們的種族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居然徵到了將近一百條大船和船工。

1900年8月4日下午二時，聯軍向北京開進，“華勇營”抽調了一百人護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隊。次日，“華勇營”和香港炮兵協同日軍進行北塘戰役，由於日軍推進過於迅速，英軍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軍隊伍中。

如此一路攻擊前進，到1900年8月15日晨，“華勇營”終於開進了前門。在自己的首都，“華勇營”進行的最後一場戰鬥是將大炮拖上城牆，協同美軍攻擊紫禁城，得到美軍的歡呼。

攻佔北京后，“華勇營”的任務主要是在英佔區站崗放哨，干回了警察部隊的本行。1900年8月28日，“華勇營”各連選派代表參加八國聯軍在紫禁城內舉行的大閱兵，在受閱的英軍隊列中，香港軍團與華勇營最後出場。

紫禁城閱兵后，“華勇營”便根據聯軍的統一部署，分別進駐京畿的幾處軍事要地。

“華勇營”在駐守的河西務鎮，恢復了一個農貿集市，允許當地人在此擺攤，銷售雞蛋、家禽、水果、蔬菜和雜貨等。這個市場成為戰後最先恢復之處，天氣好的時候，攤位能有兩大排，聚集五百人以上進行交易。

因為在天津戰役中的“勇敢善戰”，英國陸軍部特別以天津城門為圖案，為“華勇營”設計了軍徽，鑲嵌在帽子和衣領上；並在威海衛樹立了一塊刻有二十三名陣亡官兵姓名的紀念碑。

“華勇營”成軍后，鎮壓了威海當地的抗英活動，又作為英軍主力參與了八國聯軍對華作戰，戰力強大，軍事表現出色。但在當時及以後的中國人看來，“華勇營”士兵身為中國人，卻加入侵略軍，又對同胞作戰，已可列入“漢奸”陣營。他們之存在，自然被視為中國人的恥辱。

另一種聲音是，基於當時滿清政府腐敗無能，逢甲午慘敗、割地賠款的特殊歷史背景，百姓生活水深火熱，已然成了清廷敲骨吸髓的對象，心中了無國家民族之概念的黎民百姓不在少數。其中一些家鄉故土慘遭割讓、自身也淪為列強之臣民的人，為了生計，為了保護家人不受縣官、地主欺害，參與抗擊滿清韃虜，雖有依附列強之實，不應全然被扣上“漢奸”之名。

由於爭議，為尊重歷史，中國檔案材料對這段歷史表述極少。威海市政協科教文史委員會編寫的《英國租占威海衛三十二年》一書（1998年出版），儘管全書對威海衛租借歷史的描述不厭其詳，大量論及英軍鎮壓當地人反抗鬥爭事迹，卻無一字提及“華勇營”，全以“英軍”一詞含糊帶過。這也折射國人對待歷史的特殊心態。“華勇營”的歷史未遭湮沒，一方面是因為英國軍史檔案記錄齊全，更重要的原因，是英軍軍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回憶錄《華勇營出軍志》，保存了該團在1900年3月至10月間所有活動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