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齊與魯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是西周在東方代行統治權的兩個重要陣地。因為西周初建時，東部沿海地區殷人和東夷人的勢力強大，不服統治，屢次發生反周叛亂。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亂之後，周王便將兩個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別封於商奄和薄姑舊地，建立魯國和齊國，以鎮撫東方殷人和夷人。魯居泰山之陽，都曲阜，齊居泰山之陰，始都山東營丘(今山東昌樂，一說即山東臨淄)，后遷山東薄姑，再遷至山東臨淄。齊、魯始封時，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數百年的兼并戰爭，兩國疆域不斷拓展擴大，基本控制了今山東地區。而且隨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齊、魯兩國內部聯繫逐步加強。有別於中原、燕趙、秦、晉、吳越、荊楚等的齊魯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齊國最常攻打的國家是魯國，卻一敗再敗。當時還是管仲執政期。齊桓公任鮑叔牙為將，在長勺卻沒打過曹劌。齊威王、齊宣王之時，為齊之鼎盛時期，時楚已先後滅魯國以及魯南諸國，掩有山東東南部地區，對齊國形成直接威脅，所以隨著形勢的發展，齊威王時接原有西段齊長城，繼續向東展修，宣王續之，修至濱海，作為對楚的防線。“齊、魯”一詞也逐步聯繫起來，由國家概念向地域概念過渡。

首先將齊、魯聯繫起來的是孔子。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這是指齊、魯兩國思想文化的聯繫和區別而言的，還未把齊、魯聯為一個詞。過了不久，他又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左傳·定公十年》)又進一步強調了兩國文化的內在聯繫。但是，這裡的“齊魯”仍是國家概念，各自獨立其義。到戰國後期，“齊魯”才真正組成一個詞，成為含有統一文化特點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齊魯”作為統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惡篇》云：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把“齊魯”與秦對言，顯然是指兩個地區。齊魯地區的人文與秦國地區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齊魯尚禮義，有“禮義之邦”譽稱，秦則缺乏禮義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絕非因為人的本性不同。從此之後，“齊魯”一詞便經常出現，或作為國家概念，指齊、魯兩國；或作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東地區；或作為地域文化概念指齊魯文化範圍。如《史記·儒林傳》云：“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說漢代生於燕郡(今北京)的韓嬰作《詩》內外傳(即《韓詩》)，其語言和學術觀點，與齊魯地區作為今文或古文經學的《詩》論特點明顯不同。《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有齊魯之說”；《晉書．范宣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蘇轍詩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縣)，為學慕齊魯”；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吳偉業《贈蒼雪詩》：“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等等。“齊魯”一詞，已成為較為固定的地域概念，這一概念源於齊、魯兩國，且與兩國文化有許多共同特點，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開。這一方面說明，齊、魯兩國文化經過逐步融合到戰國時代已初步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實體，成為天下向慕的“禮義之邦”了；另一方面作為地域概念也明確化，即指今山東地區。山東號稱“齊魯”、或簡稱“魯”、或別稱“齊”，就是這樣形成的，有很深的歷史文化淵源和較固定的地域範圍。 

徠作為一個行政區劃的名稱，雖然確定很晚，但它奠基於古代齊、魯兩國地理範圍和兩國最後融合為一個獨立體系的文化——齊魯文化。並且這個地域文化圈的形成是在先秦齊魯兩國時代，而不在山東成為行政區劃以後。山東成為全國的一個行政區劃以後，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反而沖淡了齊魯文化的地域特點。

山東地形中部突起，山東為魯中南山地丘陵區；東部半島大部是起伏和緩、谷寬坡緩的波狀丘陵，為魯東丘陵區；西部、北部是黃河沖積而成的平原，是華北平原的一部分，為魯西北平原區。魯中南山地丘陵區位於沂沭大斷裂帶以西，黃河、小清河以南，京杭大運河以東，是全省地勢最高、山地面積最廣的地區。主峰在千米以上的泰、魯、沂、蒙諸山構成全區的脊背。魯東丘陵區位於沭河、濰河谷地以東，三面環海。海拔700米以上的嶗山、昆嵛山、艾山等少數山峰聳立在丘陵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