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行第錄

唐人行第錄

在唐人詩文集中,常有以行第(排行)相互稱呼、或以行第和官職連稱的例子,如《昌黎集·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將白居易稱作“白二十二”;《白氏集·嘆春風兼贈李二十侍郎》,稱李紳為“李二十侍郎”;女子也有被稱作二十幾娘的。這是當時通行的習慣。

簡介


唐人行第錄
唐人行第錄
唐人的這種行第不是按一父所生的兄弟長幼次序計算,而是按曾祖所出而定。又加上行第之稱相當複雜,使後人往往難以知其真名,從而給我們閱讀和研究唐代詩文、歷史造成了一大障礙,所以亟需幫助掃除這一障礙的工具書。但是,以往學者對於這方面的努力並不多,致使唐人行第之礙長期擺在讀者的面前,直至1962年4月,中華書局出版了岑仲勉先生的《唐人行第錄》后,才得到了比較全面的清除。

詳述


岑仲勉先生是研究唐代歷史的著名專家,生前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其著作甚富,成果累累,《唐人行第錄》就是其中之一。早在抗日戰爭之前,岑先生在治唐代文獻的過程中,苦於其中行第的記憶,就取其常見者筆之別紙,並打算撰寫《唐人行第錄》一書。1938年8、9月間,岑先生在昆明和陳寅恪先生具體談及了撰寫計劃,“布置稍定,歷覽全唐詩、文兩大巨帙,有見必錄,資料已得什九,則又念餖飣之功,非時所急,蓄之篋衍餘二十年,故紙已漸霉爛矣。”(《唐人行第錄·自敘》),后經重新整理,終於寫成了這本“小道可觀”而工程巨大的《唐人行第錄》。在將此稿交中華書局付印前,岑先生不幸因病而來不及親自復加校閱就去世了。
《唐人行第錄》的編纂方法是:以姓為綱,依筆劃多少及康熙字典部首為先後;同姓者依行第次序為先後,如李大(不稱李一)、李二、李三等以次而降;行第相同者按作家所處朝代為先後;如認為非同一人,則以“又”字表示,知其名者注名,未詳者闕;每一條下必列本據一項或多項,其為一般熟悉或本據太多的摘要說明;怪異之類,如姓氏、行第與人無殊,亦順次編入,免生讀者誤會。
乍觀上述這些編纂方法,只不過是順姓氏筆劃、數目次序排比而已,似乎相當容易。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一人的行第,可能由於訛傳,有幾種不同,如“孟六浩然”,或作“孟大”、“孟八”,豈易斷定“六”“大”“八”之是非?又唐代文人的稱謂,往往不循一格,有稱其行第與名字、行第與官職或單稱其官職之間的差異,也有稱其行第與各個時期歷官之間的差異,如岑參稱王季友曰“王七季友”、“王七錄事”、“王錄事”,韓愈稱侯喜曰“侯十一”、“侯協律”、“侯主簿”等。更令人惶惑的如:常見稱“李六”者,計有八人,其中李景儉一人就有數種稱呼。由此等等,要求其真名,並非易事。所以,岑先生在撰寫《唐人行第錄》時,不僅歷閱了《全唐詩》、《全唐文》、兩《唐書》、唐人專集和唐人筆記,而且查閱了《太平廣記》、《唐文續拾》、《唐文拾遺》、敦煌抄本及近代出土的唐人墓誌等,從中廣泛搜羅唐人行第和有關旁證材料,對原文或記載上已著明的名字與行第,則抄錄之;若行第有參差的地方,則取其可信者;原文和記載上未著明名字的,則考定或擬議。又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了五種不同的考定方式:依文義以定其姓,依事實以求其名,依行第以求其名,依文義正其名與行第,姓名、行第、官曆與事業互相串合。在考定中,引證的材料十分豐富,如“又李六景儉”條:在指出“元、白兩集稱李六者數人,容易相混,景儉尤數見,茲故就其應屬景儉者匯列於下,庶覽者無徒勞辨索”之後,搜輯考證了呂溫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竇鞏等人詩文集中涉及到李景儉的作品,在數個稱“李六”的人中,辨清了哪處是指李景儉,哪處不是指李景儉。凡屬糾纏不清、恍惚迷離及訛謬等行第姓名,岑先生都是這樣運用豐富的材料,進行了翔實的考定,達到了科學可信的程度。這是《唐人行第錄》的最大優點。
在辨別行第的真姓真名的同時,又糾正了後人在編纂唐代詩文遺集時,由於昧於唐人習慣,將行第張冠李戴而造成把張作收入李集的錯誤,如“又張二十繼”條:
全詩四函張繼收《酬張二十員外前國子博士竇叔向》一首,乍看之,似為張繼和張二十及竇叔向之詩,細思之則不然。唐人共姓者必攀親,題應作“酬二十員外兄(或叔之類)竇前博士”,不應言張二十員外,一也。繼官至檢校祠部員外,同是員外而酬答,應有閣老等字樣相稱,今詩無之,二也。蓋此詩之前二首為《送賓十九判官使江南》,竇十九即叔向,乃繼所送詩;“酬張二十員外”乃叔向和詩,唐集對唱和之詩,常同編一起,故題下標和者“前國子博士竇叔向”之名。後世人不明中古習慣,遂並竇詩而誤為張詩矣。唐詩中所傳作者往往不同,其中盡有一部是由於此類誤會,安得一一清理之。今此詩之作者既明,應即剔去,移入同函竇叔向下。……
雖然,唐集真本不可復見,對象上例之類的錯誤難能一一清理,但岑先生還是有見必錄,並運用自己相當熟識、豐富的關於唐代社會風習方面的歷史知識,糾正了全唐詩中許多錯將張作為李作的現象,使篇還原主。這不能不說是《唐人行第錄》的又一優點。
總之,《唐人行第錄》為我們在閱讀唐代詩文而游於行第的迷宮時,起了“導遊”的作用。於此同時,對我們廣泛地、正確地利用唐代歷史資料、研究唐代文學、習慣、歷史,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當然,《唐人行第錄》並非十全十美,還有它不夠完備的地方,正如岑先生在其《自序》中所說的那樣:“名字方面,本編所闕甚多,苟能博通乎史實之聯繫、作家之交際、人事之變化、文字之檢查,可補入者當不在少數,”在本書所錄的行第下面,“名未詳”者十有二、三。存疑而未能決定者也不少見。如“又劉大(?)伯芻”條:“全詩四函竇群贈劉大兄院長》,疑伯芻;伯芻,舊一五三、新一六○有傳。聯珠集作伯翁金州員外司馬,然據傳未貶此官,故存以俟考。”還有象“趙八”條:“……可能同一人”這樣不夠果斷的結論,我們在使用《唐人行第錄》時,應予注意。
最後,我們再略談一下《唐人行第錄》一書的用法。此書所收入的唐人行第及名字,是採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編製而成的。書末附有“四角號碼檢字法”、“綜合索引”、“筆劃順序檢字”三種。如果你要查“李二十”條,先找出“李”字的四角號碼4040,然後再從“綜合索引”4040處便可查出“李二十”的所在頁數,倘若你不懂四角號碼,就到“筆劃順序檢字”欄里去查。此欄依筆劃順序排列;同筆劃的,再依點起、橫起、直起、撇起排列,每字后註明了四角號碼。如“李”屬七劃橫起,后注著4040,再回到“綜合索引”4040處就可查得。為了使所錄的行第及姓名相互印證,書中又附有岑先生的三種雜著:《讀全唐詩札記》、《讀全唐文札記》、《唐集質疑》,使用起來,比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