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行第錄

唐人的這種行第不是按一父所生的兄弟長幼次序計算，而是按曾祖所出而定。又加上行第之稱相當複雜，使後人往往難以知其真名，從而給我們閱讀和研究唐代詩文、歷史造成了一大障礙，所以亟需幫助掃除這一障礙的工具書。但是，以往學者對於這方面的努力並不多，致使唐人行第之礙長期擺在讀者的面前，直至１９６２年４月，中華書局出版了岑仲勉先生的《唐人行第錄》后，才得到了比較全面的清除。

岑仲勉先生是研究唐代歷史的著名專家，生前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其著作甚富，成果累累，《唐人行第錄》就是其中之一。早在抗日戰爭之前，岑先生在治唐代文獻的過程中，苦於其中行第的記憶，就取其常見者筆之別紙，並打算撰寫《唐人行第錄》一書。１９３８年８、９月間，岑先生在昆明和陳寅恪先生具體談及了撰寫計劃，“布置稍定，歷覽全唐詩、文兩大巨帙，有見必錄，資料已得什九，則又念餖飣之功，非時所急，蓄之篋衍餘二十年，故紙已漸霉爛矣。”（《唐人行第錄·自敘》），后經重新整理，終於寫成了這本“小道可觀”而工程巨大的《唐人行第錄》。在將此稿交中華書局付印前，岑先生不幸因病而來不及親自復加校閱就去世了。

《唐人行第錄》的編纂方法是：以姓為綱，依筆劃多少及康熙字典部首為先後；同姓者依行第次序為先後，如李大（不稱李一）、李二、李三等以次而降；行第相同者按作家所處朝代為先後；如認為非同一人，則以“又”字表示，知其名者注名，未詳者闕；每一條下必列本據一項或多項，其為一般熟悉或本據太多的摘要說明；怪異之類，如姓氏、行第與人無殊，亦順次編入，免生讀者誤會。

乍觀上述這些編纂方法，只不過是順姓氏筆劃、數目次序排比而已，似乎相當容易。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一人的行第，可能由於訛傳，有幾種不同，如“孟六浩然”，或作“孟大”、“孟八”，豈易斷定“六”“大”“八”之是非？又唐代文人的稱謂，往往不循一格，有稱其行第與名字、行第與官職或單稱其官職之間的差異，也有稱其行第與各個時期歷官之間的差異，如岑參稱王季友曰“王七季友”、“王七錄事”、“王錄事”，韓愈稱侯喜曰“侯十一”、“侯協律”、“侯主簿”等。更令人惶惑的如：常見稱“李六”者，計有八人，其中李景儉一人就有數種稱呼。由此等等，要求其真名，並非易事。所以，岑先生在撰寫《唐人行第錄》時，不僅歷閱了《全唐詩》、《全唐文》、兩《唐書》、唐人專集和唐人筆記，而且查閱了《太平廣記》、《唐文續拾》、《唐文拾遺》、敦煌抄本及近代出土的唐人墓誌等，從中廣泛搜羅唐人行第和有關旁證材料，對原文或記載上已著明的名字與行第，則抄錄之；若行第有參差的地方，則取其可信者；原文和記載上未著明名字的，則考定或擬議。又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了五種不同的考定方式：依文義以定其姓，依事實以求其名，依行第以求其名，依文義正其名與行第，姓名、行第、官曆與事業互相串合。在考定中，引證的材料十分豐富，如“又李六景儉”條：在指出“元、白兩集稱李六者數人，容易相混，景儉尤數見，茲故就其應屬景儉者匯列於下，庶覽者無徒勞辨索”之後，搜輯考證了呂溫、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竇鞏等人詩文集中涉及到李景儉的作品，在數個稱“李六”的人中，辨清了哪處是指李景儉，哪處不是指李景儉。凡屬糾纏不清、恍惚迷離及訛謬等行第姓名，岑先生都是這樣運用豐富的材料，進行了翔實的考定，達到了科學可信的程度。這是《唐人行第錄》的最大優點。

在辨別行第的真姓真名的同時，又糾正了後人在編纂唐代詩文遺集時，由於昧於唐人習慣，將行第張冠李戴而造成把張作收入李集的錯誤，如“又張二十繼”條：

全詩四函張繼收《酬張二十員外前國子博士竇叔向》一首，乍看之，似為張繼和張二十及竇叔向之詩，細思之則不然。唐人共姓者必攀親，題應作“酬二十員外兄（或叔之類）竇前博士”，不應言張二十員外，一也。繼官至檢校祠部員外，同是員外而酬答，應有閣老等字樣相稱，今詩無之，二也。蓋此詩之前二首為《送賓十九判官使江南》，竇十九即叔向，乃繼所送詩；“酬張二十員外”乃叔向和詩，唐集對唱和之詩，常同編一起，故題下標和者“前國子博士竇叔向”之名。後世人不明中古習慣，遂並竇詩而誤為張詩矣。唐詩中所傳作者往往不同，其中盡有一部是由於此類誤會，安得一一清理之。今此詩之作者既明，應即剔去，移入同函竇叔向下。……

雖然，唐集真本不可復見，對象上例之類的錯誤難能一一清理，但岑先生還是有見必錄，並運用自己相當熟識、豐富的關於唐代社會風習方面的歷史知識，糾正了全唐詩中許多錯將張作為李作的現象，使篇還原主。這不能不說是《唐人行第錄》的又一優點。

總之，《唐人行第錄》為我們在閱讀唐代詩文而游於行第的迷宮時，起了“導遊”的作用。於此同時，對我們廣泛地、正確地利用唐代歷史資料、研究唐代文學、習慣、歷史，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當然，《唐人行第錄》並非十全十美，還有它不夠完備的地方，正如岑先生在其《自序》中所說的那樣：“名字方面，本編所闕甚多，苟能博通乎史實之聯繫、作家之交際、人事之變化、文字之檢查，可補入者當不在少數，”在本書所錄的行第下面，“名未詳”者十有二、三。存疑而未能決定者也不少見。如“又劉大（？）伯芻”條：“全詩四函竇群《贈劉大兄院長》，疑伯芻；伯芻，舊一五三、新一六○有傳。聯珠集作伯翁金州員外司馬，然據傳未貶此官，故存以俟考。”還有象“趙八”條：“……可能同一人”這樣不夠果斷的結論，我們在使用《唐人行第錄》時，應予注意。

最後，我們再略談一下《唐人行第錄》一書的用法。此書所收入的唐人行第及名字，是採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編製而成的。書末附有“四角號碼檢字法”、“綜合索引”、“筆劃順序檢字”三種。如果你要查“李二十”條，先找出“李”字的四角號碼４０４０，然後再從“綜合索引”４０４０處便可查出“李二十”的所在頁數，倘若你不懂四角號碼，就到“筆劃順序檢字”欄里去查。此欄依筆劃順序排列；同筆劃的，再依點起、橫起、直起、撇起排列，每字后註明了四角號碼。如“李”屬七劃橫起，后注著４０４０，再回到“綜合索引”４０４０處就可查得。為了使所錄的行第及姓名相互印證，書中又附有岑先生的三種雜著：《讀全唐詩札記》、《讀全唐文札記》、《唐集質疑》，使用起來，比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