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節

1928年劉節自國學研究院畢業后，應聘到南開大學任講師。三十年代初，任河南大學教授。不久，去北京圖書館任金石部主任。1935年以後又任教於燕京大學。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後在浙江大學、成都金陵大學任教。1940年至1944年間，索居於重慶南岸中央大學，專心於古代史研究，生活極其艱苦而失志不移。1946年南下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五十年代初，任中山的大學歷史系主任。1953年楊榮國調入中山大學歷史系，一年後，“反客為主”，取劉節之歷史系主任而代之。從此，劉節教授執教於中山大學，直至1977年辭世。

劉節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諸子思想、史學史有卓著成就。為了不被古代多種傳說所迷惑，他通過古代文字的鑽研去發現古史的真實材料。掌握豐富的古文字學、古金石學，上自龜甲獸骨、殷周銅器陶器上的甲骨銘文，下至秦篆漢隸，六朝碑帖，嚴加辨析，考釋精當。1927年在研究院學習時，寫成《洪範疏證》。他成功地運用比較歸納方法，廣引先秦典籍及青銅器銘文考辨分析，舉出篇中“皇”字之訓義、韻語的協韻規則等項確證，論證其撰成必在戰國時期，此說後來已被學術界普遍接受。梁啟超認為，我國的古籍“以《尚書》為最糾紛難理。《洪範》問題之提出，則自劉君此文始”，“可供全世界學者之論難”。”次年作《好大王碑考釋》，徵引包括歷史學、地理學、文字學、音韻學、金石學、考古學等門類的典籍及朝、日文獻，詳密地考證高句麗國好大王在半島上擴張過程中有關的國家、部族、城邑、山川的地理位置，以及部族淵源和活動範圍等，成績大大超過前人。1943年著《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發掘出《管子》書中的《心術》（上下）和《白心》《內業》四篇是宋鈃一派的著述，並系統地探討其“白心”說的內容、體系、淵源和演進途徑，很受學術界的重視。此後，著有《歷史論》、《人性論》、《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中國語言史》，並為顧頡領剛的《古史辨》第5冊，撰寫《序言》新中國成立后發表於報刊上的專論，彙輯成《古史考存》一、二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史考存》一書，為其主要考證文章之結集。新中國成立后，劉節先生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曾撰《西周社會性質》等多篇長文，主張西周已進入封建社會，並論述由低級奴隸社會向封建制度過渡、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與一貫性等帶規律性問題。他多年開設史料學和史學史課程，著有《中國史學史稿》，對於歷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樣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實的論述，見解獨到，尤其重視歷史哲學的發展，是中國史學史學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稱譽本書為“必傳之作”。

劉節在學術上的成就，得益於王國維、梁啟超，而於陳寅恪，不僅在學術上，而且在文人氣節上，深受他的影響。在國學研究院時，陳寅恪應劉節等人之請求，於1929年為王國維紀念碑撰寫碑文。碑文中一段話：“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劉節銘記在心。1949年初陳寅恪到嶺南大學任教。1952年10月，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轉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當時，劉節任歷史系主任。逢年過節，劉節去拜望陳寅恪，必對老師行傳統叩頭大禮，一絲不苟，旁若無人。

作為一個學者，劉節奉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終生不移。因此，自五十年代始，他屢遭批判。1955年間開展對胡適的批判。過去與胡適有過往來、接觸的學者，忙於檢討、揭發批判胡適思想的危害性。而劉節卻公開說：“批判胡適，搞壞了學風，百年後自有定論。”在治學上他主張求真、自信。他說：“考據學是求真之學”，“歷史學家要有很強的自信力，一個歷史學家要堅定不移，不要為一時的風浪而動搖不定”。正因為這種求真和自信，1958年3月陳伯達作《厚古薄今，邊干邊學》報告，在全國掀趣批判厚古薄今，劉書卻在批判會上發言：“科學是求真，無所謂厚今薄古”，“歷史的精義也是求真，人類歷史之‘真’，並無古今截然對立之分，同為人類社會共同的寶貴財富”。1958年他說：“什麼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人人‘一起發瘋’倒是真！”並批判大躍進誇誇其談、浪費勞力，所謂“三年經濟困難”不是天災而是人禍，甚至說：“現在沒得吃，不如抗戰時的四川。”(《揭穿劉節反革命面目》，《中山大學校報》1966.6.10)

六十年代初，劉節依然旗幟鮮明地發表《中國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引來學術界的批判。1963年，全國有影響的報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歷史研究》、《文史哲》、《學術研究》分別刊文，批判其“資產階級人性論和歷史唯心主義”。但這位倔強的學者，從不作違心的檢查，人們亦無可奈何。

可是在“文革”期間，卻受盡屈辱，遭受60多場的批判。他仍坦然處之，卻說“每回批判，我就在心裡背誦詩詞。會開完了，詩詞也就背完了”。劉節在文革期間有《我之信條三則》之作，表達其根本的人生觀：“我相信為學同做人當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發生動搖。……假定有一種勢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靜為學，我當然要抵抗。做人為學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對於做人為學的興味如泉之始涌，設若有一種勢力要阻礙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願以償，我當然要拿出毅力來。要知道人格同學問是一致的，決沒有學問好而人格有虧的偉人。假定有這樣的人，我們來仔細考查他的學問，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談。因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凡是不光明即是無力的表現，學問的好壞全在他的力之強弱上。為學同做人能打成一片，這樣的學問才不僅是為謀生的職業，而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真生活。”(楊瑞津編《劉景晨劉節紀念集》香港出版社)

蔣天樞1979年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丁未年末，“紅衛兵要抬先生去大禮堂批鬥，師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結果由前歷史系主任劉節代表先生去挨斗。會上有人問劉有何感想？劉答：我能代表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P180）與《劉節日記》相互印證：1968年1月15日，“上午斗陳寅恪、馮乃超，我去陪斗。”這一天是丁未年臘月十六日，應即蔣先生所說的“丁未年末”的那一天。而劉先生為什麼用隱晦之筆寫下“我去陪斗”而不直接寫“代斗”，也沒有記下缺席批鬥陳先生的詳情，以及他回應紅衛兵的話呢？劉先生解放后的日記簡之又簡，至“文革”日記最少時只得三個字，應該就是為了避免留下文字上的把柄吧。

陳流求、陳美延兩位女士發給溫州市“劉景晨誕辰120周年暨劉節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會”（2001年12月28日）的賀信中寫道：“記得‘文革’中一九六七年（應為1968年）劉節先生曾代表先父陳寅恪去大會挨批鬥，批鬥者問他有何感想時，劉先生答：‘我能代表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得到的自然是一頓痛打。在當時的那種情勢下，此事確使先父母及我們姐妹永遠不能忘懷。而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到劉節先生做人恪守的道德標準。”（楊瑞津編《劉景晨劉節紀念集》P5）劉節先生一生不做欺心之事，不作違心之語。他是那個年代用生命抵抗一切威逼利誘，一生不批孔、不欺師的為數不多的傳統的知識分子。

1971年楊榮國成為“評法批儒”的風雲人物，劉節與他針鋒相對，決不苟同其所謂儒法鬥爭貫通中國思想史的論點。

劉節當其父親劉景晨（1881—1960年1月7日）不幸被錯划右派，深知父親秉性耿直，真言犯忌，不避嫌疑，專程回家看望，以慰老父之心。

1977年7月21日，劉節因患喉癌不治而辭世，終年76歲。

周夢江有《劉節傳略》。《劉節日記（1939-1977）》（上下），劉節著，劉顯曾整理，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