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

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聚焦民國六十年代台北新公園裡一群被稱為“青春鳥”的同性戀淪落少年，細膩描述了他們被社會、家庭、親人拋棄的痛苦曲折的心路歷程和不為人知的生活。故事以這群下層同性戀者的生活為主，旁及隱身於各行各業的同性戀者，並藉由龍鳳神話等過往的同性戀曲，反映1960年代前後同性戀者族群被家庭、學校與社會、國家放逐的邊緣處境，呈現同性戀者身體與心靈雙重流亡的困境。

小說傳達兩代間因同性情慾而產生衝突，期待溝通諒解與社會接納的殷切之情。誠如白先勇所言：《孽子》是我第一次深入地處理中國的親子關係，並且把這關係從家庭擴展到社會，把父輩的形象提升至父權象徵的層次上。在《孽子》中，我主要寫父子關係，而父子又擴大為：父代表中國社會的一種態度，一種價值，對待下一輩、對待同性戀子女的態度——父子間的衝突，實際是個人與社會的衝突。

作為一名同性戀作家，白先勇對於第三性世界的情緒特徵是最有經驗、最有體會的、自然也是最有發言權的。自己有別於大多數人的特殊性取向，使得白先勇的同性戀作品，充滿了與眾不同的色彩和細膩深刻的情緒體驗。

早在《現代文學》第一期，白先勇便完成了《月夢》——一篇寓言式“同志”小說。於那時來說，同性題材可謂完全禁忌與陌生。直到1973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才把同性戀從精神疾病的診斷列表中去除。白先勇認為，作為一名作家，應該寫出人情、人性，探討這兩者是最重要的題目。他在一次採訪中說到：“作家最重要的便是寫出心中的信仰。”而《孽子》也並非狹窄地只講同性戀的人，當時的社會背景，台灣的歷史現象、架構，是另外一大主題。兩者結合，就是《孽子》真正想表現的。

他被驅趕十年，念念不忘的是回家，卻始終恪守父親生前定下的規矩，“我在世的一天，你不準回來！”說明了大逆不道，乖違瘋狂的龍子內心對父親的畏懼和遵守。割捨不掉的父子親情，讓王夔龍始終忍受著心靈的煎熬和痛苦，他甚至還希望父親能給自己一個機會，讓他能“設法彌補一些他為我所受的痛”。

在被長官查勤時，無意在他寢室里撞見他跟另一個充員兵躺在一起，在做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之後，他一心想得到的是父親的寬恕，最後因為得不到父親的原諒，“性情高傲、好強自負”的傅衛竟然用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父親的寬容與否居然成為兒子生存勇氣的主宰，在兒子眼裡，父親的分量是多麼的重。

他在被父親放逐之後始終不敢再見父親一面，不是怕挨打受罵，他想父親心裡對他仍然是有一絲希望的，從阿青松母親的骨灰回家，看到自己房間里”枕頭上還疊著我的一套制服，衣物鞋襪，文具書籍，統統未曾移動過……“看來，阿青的揣測得到了證實，但是阿青還是始終不敢見父親一面，是因為自己”一輩子也不能忘懷他那張悲愴得近乎恐怖的面孔……再也無法面對父親那張悲痛的臉“，父親成為家庭的象徵，以至於阿青不是在弟弟和母親死的時候，而是在最後一次回家避免與父親見面而悄悄走出家門的時候，”淚水終於大量地涌了出來“，到了這一次，他才真正嘗到離家的凄涼。

她在家庭中完全就是被奴役被壓制的形象，她偶爾出軌行為所遭受的懲罰是令人驚心動魄的，她雖然以逃離李青家庭的方式表達自己通過反抗取得了自我意識，然而她在社會中的存活卻依然要依靠著社會中的男人，“她跟著這些男人，一個又一個，漂泊了半生，始終沒有找到歸宿”，她仍然無法擺脫男人得以獨立，無法擺脫“他者”的固置，因此她最終只能以“惡”的形式終結——“墮落癱瘓在她那張塞滿棉被發著汗臭味的破床上，染上了一身的惡毒”。

她天生啞巴，又有點痴傻，只能更極力反抗，卻給她帶來更大的災難，雖然對於她來說也許是人性復甦的一點啟示，卻是對這個社會來說恍如洪水猛獸的災難，所以作為具有依賴性的“他者”，她絕對無法自由地把阿鳳留在身旁，自由地保有這股頑強、旺盛的人性追求。

她不論是青春美貌之時，還是年老色衰以後都是依靠男人存活的女人，和小玉的表姐麗月一樣。她的職業是“他者”存在的最徹底的體現——妓女，妓女是最能體現“他者”的依賴性而又非必須具備延續生命需要的純粹的慾望傾瀉目標，是沒有自主性沒有自我的存在形式。但小玉的母親身上體現了人的本身與她的存在方式相矛盾，不論是妻子還是妓女，即小玉的誕生，小玉是她母親的自我意識保存下來的，是她母親作為主體的自我體驗，包括她的經驗、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她的決定、她的判斷，小玉是她自身的而不是他人強加與她的。

白先勇在《孽子》中把他的視角選擇和表現重點，落在了對”情“的挖掘和展示之中。作者的筆觸伸入了一個極度不合法的國度，一個不被承認，不受尊重的地下世界。他無意渲染同性之間的色情，強調是描寫同性戀的人而不是同性戀，所以小說的視角是表現那些生活在暗處的美少年，在流浪和墮落中尋找“父親”的過程——不僅是倫理意義上的父親，而且是文化和心理意義上的父親。

“孽子”成為男性邊緣體：他們性格上歇斯底里、抑鬱焦慮、以至多重人格或不穩定情緒，緊張、興奮、瘋狂、自虐甚至自殺；同性間的追逐狂熱，對長久的情感卻呈現出麻木和閃躲的姿態，集體的瘋狂撕咬與個體的隱蔽逃匿形成極大的異常。文本中，代表家庭權威的父親和離經叛道的兒子之間關係也極為微妙，互相追逐卻又互相尋找，在文本的末尾，我們看到了白先勇對於父子關係的美好期待，以及一點微弱的光。

《孽子》中的人物共有的是：一具具讓慾望焚燒得痛不可擋的軀體，是一顆寂寞地發瘋發狂的心，作者以動物的本能行為勾勒出這些人在原始欲求的形貌，這是作者的苦心，故意讓這樣一個見不得天日的愛欲世界化成一座原始森林，讓所有人在其中只剩最原始的生物本能，因此，當他們隱藏在旅棧閣樓的破舊床上時，赤裸的兩人卻把心中最隱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來。

白先勇娓娓陳述他們的矛盾，也許是要我們從人情的觀點去同情這些違反社會成俗或道德期許的社會邊際人，儘管同性戀者也有精神上的同性戀，但他們卻又十分卑微的去呈現他們的肉慾一面。

敘事方式

《孽子》描寫的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族群，他們所受到的“歧視、訕笑、甚至侮辱”也最為嚴重，小說中無時無刻不透露出一份濃重的悲情。故事中的人物是一群反叛現實社會的少年，伴隨著劇情的發展，與外界環境的激烈對抗是家常便飯，而主角之間劇烈的感情衝突，充滿強烈的戲劇張力，令讀者彷彿都不忍置身事外。作者卻可以將內斂精巧的語言風格一以貫之，自始至終保持客觀冷靜的創作態度，不進行主觀的宣洩，從而保持了作品的完整性。這其中，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含蓄沉穩的美學觀念和詩歌寫作技法的影響，也有西方現代性意識的表現。

白先勇文學底蘊深厚，對中國古典文學有著廣泛的涉獵和深入的研究，這在《孽子》中的表現就是使用大量平鋪直敘的白描性文字和憑藉對意象的充分應用，藉以間接抒發情感，以達到創作目的。簡練的筆墨卻表達了極豐富的內涵，使得小說的容量在無形之中得以擴充，並且擁有了獨特的審美意義。

書中蘊含了白先勇獨特的人生經歷和情感體驗，在創作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主觀價值判斷的影響，作者有技巧性的採用了一種不動神色的旁觀敘述策略。作者悄然隱退到了小說背後，抱著一種與己無關的態度，與人物保持一定的距離，主觀的情感被小心的隱藏；隨著小說的進程，通過諸多“事實”的娓娓道來，讀者在不經意間卻能自己體味到那故事背後的傷感。

父子關係與傳統文化的顛覆

在有著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的中國社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是極為正統的。但《孽子》中的父子衝突卻是另外一番景象。因為這裡，這些同為軍人出身的、當年從大陸搬離到台灣的父親們面對的是一個與中國傳統、倫理規範水火不容的“另類”性取向。眾所周知，根據傳統中國倫理規範，男女結合、傳宗接代是天經地義的大事。中國的古訓就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因此，《孽子》中父親對於兒子的哦態度，也即是中國主流文化對於同性戀的態度。在這些恪守封建倫理道德規範的父親們看來，同性戀和同行性行為是違反自然、大逆不道、荒誕無稽和不可理喻的！這在父親們眼裡，這是褻瀆了道德，褻瀆了整個至高無上的規則。

白先勇把自己想象的場景安置在了《孽子》的故事中，在身世窺探的譜系裡，讀者們可以得知，李青的退役軍人父親，王燮龍的高官父親王尚德，以及傅衛的軍人父親傅崇山，他們無疑是中國傳統父權的嚴謹、規範、政正直形象的強勢代表，是道德與傳統社會的典範和象徵。

孽子們以同性戀者面目出現，將兒子的形象和職責否定了，甚至將之病態化、丑怪化，觸怒了父親，也將父子間的關係從服從變成疏離和反目。

父子間阻隔如此堅硬而殘酷，以至於李青即使回到家，也不敢見父親一面，反過來也可以看到，即使家庭接納了背叛的兒子，父親也一直處於不能退讓的位置。所以，以王氏父子和傅氏父子為例，王燮龍直到父親死了才得以重返家園，傅老爺子也是在知道兒子自殺后才悔不當初。不管是兒子死亡還是父親死亡，在這裡都具有一個反諷性質的暗示：在家庭背叛的處理上，除非死亡才”可以解除詛咒——可是天人相隔又何嘗不是一種永遠的隔離、永久的詛咒？

在這些恪守傳統倫理道德的父親們看來，同性戀和同性性行為是違反自然、大逆不道、荒誕無稽和不可理喻的。父親們對同性戀的態度，其實也就是中國社會、中國主流文化對同性戀的態度。事實表明，至少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台灣社會，同性戀群體還是一個極為“邊緣”的存在。而在這場衝突中，雙方都無法用簡單的“對”或“錯”來判定，正如價值觀念無法用好壞來判定一樣，只是由於他們站在了不同的角度上。

《孽子》作為白先勇創作歷程中唯一的長篇小說，不僅可見同性戀主題在其個人與藝術生命中的分量，在華文文學也是同性戀書寫的開山之作，其地位與意義更顯重要。雖然《孽子》不是台灣文學中第一篇書寫到同性戀人物的小說，但卻是第一篇以同性戀生活為主題的長篇小說，技巧高妙，情感真摯，引起文壇的高度重視，並且隱然形塑，突出了“情”與“孽”的纏綿，全新揭示了人性痛楚的本源，展現出了一股早期甚至延續至今的同性戀文化。

2003年電視劇《孽子》播出，該劇由台灣公視根據名作家白先勇的同名原著小說改編而成，范植偉、楊佑寧等主演。該劇獲得了2004年電視金鐘獎戲劇節目連續劇、連續劇女主角獎、連續劇導演、音效、燈光、美術指導等獎，其原聲帶“范宗沛與孽子”獲得第十五屆金曲獎流行音樂作品類“最佳流行音樂演奏專輯獎”。

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回族，台灣當代著名中文作家。生於廣西桂林。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之子。1948年遷居香港，就讀喇沙書院。1952年移居台灣，1956年建國中學畢業后，考取台灣省立成功大學（今台灣成功大學）水利工程學系。翌年轉學台灣大學外國文學系，改讀英國文學。

1958年，在《文學雜誌》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金大奶奶》。兩年後，與台大同學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等共同創辦了《現代文學》雜誌，並在此發表《月夢》、《玉卿嫂》、《畢業》等小說多篇。1962年，赴美國愛荷華大學的愛阿華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學習文學理論和創作研究。1965年，取得愛荷華大學碩士學位，到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國語文及文學，在此定居，於1994年退休。

白先勇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紐約客》，散文集《驀然回首》，長篇小說《孽子》等等。他喜愛中國地方戲曲崑曲，對於其保存及傳承不遺餘力。近年來致力於崑曲的推廣，擔任青春版《牡丹亭》的總製作人。

白先勇7歲時，經醫診斷患有肺結核，不能上學。1956年在建國中學畢業，1965年，取得愛荷華大學碩士學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國語文及文學，並從此在那裡定居。他在1994年退休。著有短篇小說集《台北人》《寂寞的十七歲》《紐約客》等，長篇小說《孽子》，散文集《驀然回首》《第六隻手指》《樹猶如此》等，以及舞台劇《遊園驚夢》。其中《台北人》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七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2018年，獲得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終身成就獎和第五屆郁達夫小說獎“短篇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