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

非常時期的產物

20世紀50年代後期，是一個特殊的年代。當時，我國廣大農民剛剛脫離了封建桎梏和戰亂之苦，各家各戶分到了土地，獲得了政治上的翻身和生活上的安定。農村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均有顯著改善。廣大翻身農民尤其是解放前比較貧困的農民群眾，熱愛共產黨和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的政治熱情空前高漲，他們特別希望加快改變經濟文化落後狀況，早日過上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而在上層領導機關，此時也是對新中國的快速發展充滿激情和信心。1957年，面對著資本主義國家相對富裕的現實，生命力旺盛的新中國與當時已將人造地球衛星送上太空的“老大哥”蘇聯豪情萬丈，相繼提出了用15年左右的時間分別趕超英國和美國的宏偉目標。

這年春天，生活在嵖岈山腳下的一萬多翻身農民，也積極響應上級的號召，掀起了建國后第一個全面治山治水的群眾運動高潮。然而，由於當時的27個農業社勞動力分散、物質基礎薄弱，還常常因邊界問題糾紛不斷，致使聲勢挺大的治山治水運動，被群眾戲稱為“老水牛掉井裡———有勁使不上”，進展相當緩慢。因此，大家都有將小的農業社合為“大社”的呼聲。

1958年4月15日，治山治水終於有了成果———下宋水庫“勝利竣工”。時任河南省信陽地區(當時嵖岈山歸信陽地區管轄，現為駐馬店市轄區)行署專員的張樹藩、遂平縣委書記處書記婁本耀、遂平縣委農工部部長陳丙寅等親臨現場表示祝賀。當晚，留在工地指揮部的這三位地、縣領導，談到了將“小社”合併為“大社”的設想。他們的想法，得到了時任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肯定。路憲文認為，這個設想符合不久前毛主席提出的可以一鄉一社，也可以一區一社建立農業合作社的指示精神。於是，中共遂平縣委隨即召開會議，開始研究“大社”的組織機構和人事安排，決定將嵖岈山腳下的土山、楊店、鮑庄、槐樹等4個中心鄉的27個高級社，9369戶43263人，合併成立為一個“大社”———嵖岈山大社。

會議決定，由陳丙寅擔任嵖岈山大社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全國勞動模範、韓樓高級社社長鍾青德擔任社長。為了體現“大社”的“大”字，嵖岈山人依照中央的機構設置，給他們的“大社”也設置了“七部、一辦、一委”，即農牧漁業部、工業交通部、財政部、公安部、軍事國防部、文教衛生部、外交部、聯合辦公室和計劃委員會。

隨之，一個描述“大社”美好前景的順口溜也在嵖岈山區流傳開來:“住的是樓上樓下，用的是電燈電話，使的是洋犁洋耙，洗臉盆子(高音喇叭)會說話，蘇聯有啥咱有啥。”住的用的都挺不錯，吃的如何呢？有幹部就直截了當地給群眾說:“到時過的是共產主義生活。天天喝羊肉湯、吃白面饃，頓頓包扁食(餃子)。”可別以為上述生活標準不高，這對當時還住著破草房、吃著窩窩頭、連收音機都沒見過的老百姓來說，絕對是非常美妙的日子了。

據原嵖岈山鄉副鄉長，現已退休的周留栓回憶，1958年4月20日傍晚，當年12歲的他，跟著滿臉歡笑的父親和從四面八方湧來的一萬多名老鄉一起，聚集在楊店街一個乾涸的大坑裡，喜氣洋洋地參加了嵖岈山大社的成立大會。會場四周插滿了紅旗，掛滿了標語，設在大坑西沿的主席台上摞著一捆捆決心書和申請書，熊熊燃燒的大油燈下，備好了陣容強大的鑼鼓隊、秧歌隊。夜色降臨時分，信陽地區行署專員張樹藩站在主席台上首先講話，當他高聲宣布嵖岈山大社成立之時，鞭炮聲與驟然響起的掌聲、歡呼聲交融在一起，直震得人的耳朵嗡嗡地響，歸巢的雞鴨驚叫個不停。

嵖岈山大社成立不久，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明確地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與此同時，我國“超英趕美”的時間也縮短為兩到三年。於是，全國很快掀起了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工業的熱潮。受此形勢感染，嵖岈山大社又借鑒蘇聯的集體農莊名稱，改名為“衛星集體農莊”。

虛假數字點燃激情

嵖岈山的“衛星集體農莊”成立以後，幹部群眾精神煥發，鉚足了勁頭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受此思想支配，大家總想做出點驚天動地的大事，以顯示強大力量。恰在此時，由韓樓高級社社長升任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社長的鐘青德，想起了韓樓大隊的一塊小麥試驗田。

這塊試驗田共2.9畝，由社員陳世俊、梁友仁、陳根和曹秀娥負責管理。1957年初冬時節，播種小麥時，為求得高產，他們進行了密植試驗。播種時，在田裡橫豎各播一次。麥子長出來成方格狀，非常密，連在田間除草也只能用手來拔。由於這塊試驗田施足了底肥，加上風調雨順，長勢確實不錯。開鐮收割時，鍾青德把幾個參與試驗田管理的社員召集到了一起，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會上，鍾青德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咱是全國第一個衛星社，國內外影響很大，要放‘高產衛星’才有說服力。”他定下的基調是，“畝產至少3000斤”。至於鍾青德為什麼要把畝產定這麼高，當然還有原因。據82歲的韓樓村老會計鍾寶華回憶，開始，這2.9畝試驗田只準備報畝產1800斤，後來，聽說河南的許昌有個地方報了小麥畝產2400斤，安徽有個地方的小麥畝產竟高達3200斤，不甘落後的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帶頭人鍾青德就來勁了。

鍾青德雖然定下了調子，但大家仍然擔心畝產數量“虛頭”太大，怕說不過去。陳世俊最後想了個辦法，把10畝麥子集中起來，對外就說是2.9畝試驗田的。鍾青德同意如此操作，並特別提醒到會的幾個人要保守秘密，不要壞了衛星農莊的名聲。當天深夜，韓樓大隊組織10多名“可靠”群眾，連夜收割了試驗田附近地塊的麥子。

麥子拉回打麥場，試驗田小麥大豐收的“喜訊”便傳遍了農莊內外。新華社河南分社的一名女記者聽到時任信陽地委秘書長趙光打來的報喜電話后，親自趕到了堆著“試驗田”小麥的打麥場。當她看到有那麼多的麥捆時，不由得驚呼了一聲:“嗬，有這麼多麥呀！兩畝多地能插得下這麼多麥稈嗎?”這一驚呼不打緊，立即引起在場社員一片指責聲。一名女社員手持麥杈，隔老遠對她大喊:“我看你不是記者，你是‘保守派’吧!”這名女記者連忙擺手解釋:“我不是不相信，而是過於興奮了。”這才消解了一場風波。當天 晚上，社員們點著汽燈對“試驗田”的小麥進行脫粒，這名女記者也在打麥場採訪了一夜。第二天，還到場看了麥子脫粒后的過秤經過。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由新華社記者采寫的通稿：《河南省嵖岈山衛星農業社韓樓大隊2.9畝小麥試驗田小麥總產10238斤，畝產3530斤7兩5錢》。“衛星農業社”(衛星集體農莊)真真切切放了一顆令國內外都感到驚奇的“衛星”。

“高產衛星”順利升空，嵖岈山人立即風光起來。先是全國各地的賀信像雪片般飛來，緊接著，前來參觀取經的人便擠滿了偌大的“農莊”院子。據粗略統計，僅1958年7、8、9三個月，來自全國城鄉的參觀者就達30多萬人次。

參觀取經的人中自然有“聰明人”，不久，全國各地的各種“衛星”爭先恐後地竄上了天。有的地方，小麥畝產竟爆出了十幾萬斤，甚至幾十萬斤的離奇數字，真真應了當時報紙上的一則標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此時，受到農業戰線眾多“捷報”刺激的工業戰線，也開始大放“衛星”。每天的鍊鋼數量也達到了100多萬噸、200多萬噸。如果說“衛星集體農莊”放的第一顆“高產衛星”還有點遮遮掩掩的話，此時，“高產衛星”的製造者們就完全是在“睜著倆眼說瞎話”了。

毛主席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

“衛星集體農莊”叫了不到3個月，又改名為“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細品這個名字，的確很有內 涵，它既有地域特色，又融入了巴黎公社、蘇聯衛星上天及公社屬於人民的含義。因此，這個名字一經問世，便被聞訊而至的河南省新鄉七里營的帶頭人史來賀借鑒，將七里營改名為“七里營人民公社”。這一借鑒很及時，1958年8月6日下午，毛澤東在視察了河北的徐水、安國縣后，由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吳芝圃等陪同，到七里營視察，當他看到門口掛著的“七里營人民公社”的牌子時，點頭稱讚道:“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

8月7日凌晨，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在專列上向毛澤東彙報了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情況，當毛澤東專註地聽完《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試行簡章(草案)》后，非常高興地說道:“這個東西好，給我!”

這個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仍被毛澤東稱作“如獲至寶”的《章程》規定：各農業社的一切生產資料和公共財產轉為公社所有，由公社統一核算，統一分配；社員分配實行工資制和口糧供給制。《簡章》基本保留了“大社”的“部委”機構，還決定在公社內設立縫紉組、幼兒園、敬老院、婦產院等福利性單位。同時，總結了集體吃食堂的好處，推廣公共食堂。公社下設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日常運作做到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生活集體化。

人民公社的這一《簡章》，毛澤東頗為讚賞。他在聽取河南省委其他領導彙報時，還特彆強調了人民公社的特點:“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公社的 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1958年8月9日，毛澤東由河南到山東歷城縣視察，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譚啟龍在彙報中談到，歷城縣的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毛澤東明確地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毛澤東視察三省的消息相繼見報，全國人民都知道了“還是辦人民公社好”。1958年9月，由毛澤東修改、批示的《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簡章》在《紅旗》雜誌上全文刊發。10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在全國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於是，全國各地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河南省更是雷厲風行，不到一個月，全省農村便全部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隨之，“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的形象說法便成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口頭禪。

1958年11月13日，毛澤東再次到河南視察，並特地安排了去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實地考察的項目。由於當時由縣城通往嵖岈山的公路既狹窄又坎坷不平，毛澤東到遂平后，便在自己的專列上接見了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代表。毛澤東在接見代表們時，親切地說:“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的衛星人民公社是第二個人民公社。”對嵖岈山人的成績再次給予了高度評價。

那麼，人民公社制度到底給農民尤其是嵖岈山的老百姓帶來了什麼呢？據周留栓回憶，公社成立初期，還確實不錯。比如，在教育方面，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以下簡稱公社)在多個大隊建有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則集中在土山村的小學高年級班，按照“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的“四集體”原則上學。公社提出的教育思路是學習與勞動相結合，學生除念書外，經常有組織地參加拔草、捉蟲、澆地、上山撿礦石等課外勞動。對於初中生，公社適當收取學雜費，推行的是“軍事化管理”，師生均在學校吃住，每天都要出操、走隊形，還進行投手榴彈、打靶等訓練。但與此同時，學習抓得也很緊。據公社第一批初中畢業生之一鍾栓說，1960年，他所在的班54名同學，僅有一名同學沒考上高中。此外，公社也重視群眾的文化補習，規定將所有沒上過學的青壯年都補習到高小文化程度。

在重視適齡少年兒童教育的同時，為了“使婦女從家庭事務中解放出來，一心一意從事生產”，公社成立不久，就在韓樓大隊建立了幼兒園。提及當年，現年已98歲高齡的原公社幼兒園園長趙常玉還不乏年輕時的激情。據她回憶，當初幼兒園一共有53個孩子6名教師，其中3名教師還是省會鄭州來的。“孩子學習吃住都在園裡，都不收錢，都是好飯好菜，想吃啥做啥。一個個養得都是白白胖胖的。”

身為幼兒園園長的趙常玉還兼著敬老院院長和婦幼院院長的職務，人送雅號“三院(園)院長”。據老 人家回憶，公社成立后，實行的是公費醫療制，社員生病了，小病不出大隊，由診所醫治；一般大病由公社醫院收治，難治的病人則由公社醫院開證明送適當醫院診治；婦女生小孩還發3斤雞蛋和2斤紅糖。敬老院里的10多位老人整天就是聊天，吃飯。“他們生活得真不賴。”趙常玉每憶起當年，多少還有些惋惜和留戀。

據當年的韓樓大隊婦女大隊長孟秀芝回憶，1958年9月，公社決定實行社員勞動報酬“逐步推行工資制”，並召集群眾開過一次發薪大會（最高工資是每月6元）。孟秀芝不但領到滿勤工資，而且，還被報社的記者拍了滿臉笑容領工資的照片，上了報紙。不過，像發工資這樣的好事也就這一次。憶及當年，老人們都覺得那時大家的思想覺悟很高，就是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至於發不發工資，並不怎麼影響生產、工作積極性。

盛極而衰

據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檔案資料顯示，在它存在的20多年時間裡，真正“風光”的歲月最多兩年時間。它曾經紅紅火火的公共食堂，則在1958年到1961年經歷了由生而滅的全過程。

據周留栓介紹，1958年4月，成立“大社”不久，韓樓大隊先鋒一社就出了一個典型———農忙大食堂。由於要趕勞動進度，這個社就把勞動力集中起來，中午也不讓回家，就在地頭支鍋做飯，社員飯後繼續勞動。這種並不新奇的辦法，除了加快了勞動進度外，還省去了婦女們的做飯時間，體現出“共產主義大家庭”的氣勢，因此，這種做法一經“大社”領導得知，便馬上在全社迅速推廣開來。很快，眾多的“農忙大食堂”被集中成一個“大社”食堂，出現了全社老少同吃一鍋飯的壯觀景象。“那時，家家戶戶都把鍋碗瓢盆交到了公共食堂。到了飯點兒，男女老少都去吃。按量供應，不收錢。吃完抹抹嘴就走，碗筷有人收拾。覺得可得勁。”周留栓笑著說。

當時，有順口溜描述公共食堂的美好效果:“杏花村，桃花庄，八個老婆誇食堂：桂花菜，豐收湯，八寶米飯噴噴香。娃娃吃了食堂飯，一夜變成托天王；鐵匠吃了食堂飯，三間草棚能鍊鋼；工匠吃了食堂飯，能叫石蛙長翅膀；幹部吃了食堂飯，心中升起紅太陽；工人吃了食堂飯，發明創造賽諸葛亮；軍人吃了食堂飯，狠狠打擊美國狼；社員吃了食堂飯，山坡也能產米糧。”

公共食堂剛開辦時，頓頓是好飯好菜，隔幾天就會改善一次生活。但時間稍長，這種“大鍋飯”便暴露了它的弊端。首先是浪費嚴重，由於眾口難調，就餐者覺得飯菜不對胃口，隨手倒掉的、剩下大半不吃的現象不斷發生。過去，群眾各家做飯，做好做壞極少抱怨家庭主婦，吃起公共食堂，大家在一起總愛評價飯菜質量，一頓飯做得失手了，埋怨聲便是一大片。加上好飯菜有時分配不均，大家意見更大了。此時，便又傳出了這樣的順口溜:“娃啊娃啊快點長，長大當個司務長。又喝辣，又吃香，吃飽了還能往口袋裡裝。”

公共食堂上述弊端還是枝節問題，更主要的是“嵖岈山衛星農莊”放了那顆“高產衛星”不久，公共食堂就開始出現了糧食危機。這種危機，絕對是“吹牛也要報稅”的典型例證。1958年夏、秋兩季糧食徵購時，遂平縣的實際糧食產量是2400萬斤，可在由省委召開的口氣強硬的糧食徵購會議上，給該縣定的征糧任務是9000萬斤。因為他們的賬面上當年產量是100279萬斤，比上年增長31倍，人均產量1565斤。對此，有人擔心地問當時的遂平縣委書記蔡中田：“把糧食征光了，老百姓吃啥?”蔡很無奈地說:“先過了這一關再說吧!”

在省、地、縣的一層層高壓政策下，嵖岈山人終於“完成”交糧任務。可是，因為1958年冬播時大部分勞動力仍在砍樹修爐大鍊鋼鐵，錯過時令播種的小麥生長不良，又遭遇第二年的春旱災害，1959年，嵖岈山人的“大鍋飯”便越做越差了。滿指望熬過了一段日子會好起來，誰知老天一變臉就連著發生了三年困難時期，又加上當初的“老大哥”蘇聯也和我國關係破裂，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幹部群眾，漸漸陷入了一場要命的大飢荒中。在食物極度匱乏的時間裡，全身浮腫乃至餓死人的現象在嵖岈山屢見不鮮。那時，到地里能撿到幾粒夏收后的麥子、秋收后的黃豆嚼嚼，對放學后飢腸轆轆的周留栓和小夥伴們來說，就是最美味的“點心”了。但儘管如此，嵖岈山還是有不乏幽默的“民間詩人”在自嘲著，一首順口溜又流傳開來:“食堂好處天天說，端起飯碗打哆嗦。正要張口把飯吃———哎呀，不好！碗中餓鬼要吃我。他吃我來我吃他，這會我怕不得活。”

“唉，現在想想，那段時期真跟演戲一樣，一會是正劇、喜劇，一會又是鬧劇、悲劇!”周留栓深有感慨地說，“浮誇風真是害人不淺啊!”

1961年底，辦了將近4年的公共食堂終於黯然熄火。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儘管沒有像大食堂一樣被解散，但它已失去了昔日的榮耀。隨著毛主席及黨中央對“大躍進”運動的一定程度的反思，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在運動期間的許多作為，社會各界甚至已不願提及。失去“表現”機會的嵖岈山人在若有所失的心態中，又多少感到有些委屈，他們中的許多人到死也沒弄明白，為什麼大家的幹勁那麼大，熱情那麼高，當初的想法那麼美好，到最後竟把自己弄成了一個“反面典型”。

70多歲的孟秀芝老人總結道:“十七大開過後，電視上經常提到‘科學發展觀’這句話，我沒學問，吃不透它的意思，可從我經歷的事說，‘大躍進’時的浮誇風肯定不科學。啥事都得一步一步去做。科學發展是不是就是辦事得按科學的路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