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特·倍倍爾

1840年2月22日，德國科隆杜伊茨普魯士第二十五步兵團軍營暗堡。第三連下士約翰·哥特洛普·倍倍爾的小房間里，一盞錫制的油燈無力地燃燒著，昏黃的燈光照著灰暗的四壁。晚9時整，軍營的號手吹響了低沉的“歸營號”，這是催促兵士們就寢的信號．按照普魯士國王不容觸犯的意志，從這一刻起，整個軍營必須絕對肅靜。然而恰在此時，隨著一聲清亮的啼哭，這位下士的長子一一奧古斯特·倍倍爾降生了。

倍倍爾出生時，他的父親已在軍營里生活了十幾年，但只熬到下士，不僅地位低下，薪餉也十分微薄。為了緩解一下貧困的生活，倍倍爾的母親——一位曾作過女傭的窮家婦女一在軍營里開了一個小賣部，向士兵們出售一些生活必需品。當倍倍爾的兩個弟弟相繼出生后，全家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

倍倍爾四歲的時候，父親因肺病去世。他的叔父也在同一軍營里服役，為了照顧倍倍爾一家，與他母親結了婚，成了倍倍爾的繼父。但兩年後，繼父也患肺病去世。失去依靠的倍倍爾一家三口(他最小的弟弟已夭折)只得回到他母親的家鄉維茨拉。

維茨拉是個風景美麗的小城，倍倍爾在這裡開始了真正的童年時代。生活依舊艱難，好在外祖母在城郊有幾小塊土地，外祖母死後，倍倍爾的母親繼承了這些土地。此時，倍倍爾弟兄倆進了當地一所貧民小學開始讀書。家庭負擔更重了。母親沒日沒夜地為別人縫製軍用皮手套，但收入卻少得可憐，為了維持生活，她不得不忍痛賣掉準備留給孩子們的幾小塊土地．儘管如此，倍倍爾一家還是常常吃不飽肚子。有好幾年，他們的晚餐只是一塊不大的麵包，塗上薄薄的奶油或果子醬。小兄弟倆三口兩口吞下去后，還眼巴巴地望著母親，希望能再給幾塊，因為這點麵包根本無濟於事，肚子還咕嚕嚕地叫呢。

母親很無奈，就這麼一點點口糧，還有明天、後天……她只得咬咬牙，板起臉回答說：‘有些時候，袋子雖沒有裝滿，也要把袋口捆起來。”所以，後來倍倍爾回憶這段歲月時說，那時候，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好好地飽吃一頓奶油麵包。沒過幾年，倍倍爾的母親勞累過度，染上了肺癆（肺結核）。

不滿10歲的倍倍爾從此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擔。他不僅要照顧母親和弟弟，料理家務瑣事，還得設法掙錢養家。每天放學后，他都跑到市裡一家花園飯店的九柱球場上做小工，直到晚上十點多鐘，才拖著酸痛的腰背走回家。

生活的艱辛並沒有使倍倍爾放鬆學習。在學校里，倍倍爾屬於最優秀的學生之列，他學習勤奮刻苦，算術和幾何成績非常突出，歷史和地理也是長項，只是對唱歌和宗教不太感興趣。此外，他的組織能力和主持公道的性格也初步顯露出來。

到森林和郊野遊玩、滑冰、游泳，多半是他帶頭。有一次，為了使一位同學免受不公平的責罰，倍倍爾挺身而出為他辯護，結果被誤認為是共犯，儘管倍倍爾根本未曾參與其事，還是一同受到了處分。這種不惜一切代價主張公道的性格伴隨了他一生，也是他後來受眾人敬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倍倍爾十三歲時．久病的母親去世了，他從此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他先到姨母家生活了一年後，就不得不輟學獨自謀生了。

退學后的倍倍爾本打算學當時比較熱門的礦業，但因付不起學費，只得來到一家作坊當了旋工學徒。學徒生活異常辛苦，而且待遇極為苛刻，倍倍爾每天早晨起床后要先給師傅家裡挑四擔水，然後從早五點一直干到晚七點，中間沒有休息時間，只是吃飯時才離開旋床，晚上也不許外出。星期天，朋友們都結伴遊玩去了，倍倍爾卻不得不立在店裡，等待為主顧們清理骯髒的煙斗，為此他常常氣憤得流淚。由於童年時缺乏營養，倍倍爾的身體一直很瘦弱，如此繁重的體力勞動，更使他飽嘗艱辛。在極度的勞累中，倍倍爾唯一的樂趣就是埋頭讀書。他把僅有的幾分零用餞都用在租書上．幾年裡閱讀了許多歷史小說以及有關希臘、羅馬和普魯士的所史書籍，其中的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都記得滾瓜爛熟。

1857年，在倍倍爾學徒期滿的那一天，他的師傅去世了．不久店鋪倒閉。由於在當地難以找到固定的職業，也由於倍倍爾對外面的世界心儀已久，於是，1858年2月，十八歲的倍倍爾背上“柏林包”(註：用漆布包裹的捆，外觀像大香腸，裡面裝著日用必需品)，冒著大雪，開始了漫長的流浪打工生涯。

當時，西歐各國的機器工業已有很大靛展，手工藝者在城市裡找工作很不容易。政府規定，手工藝者必須隨身攜帶一本漫遊簿，寫明擬經由的地區，並須由警察機關登記和簽證，誰沒有茬證，誰就要受罰。在許多城市裡還有明文規定，手工藝者必須在上午八點至九點到警察機關接受醫師檢查，否則不給簽證。沒有簽證，或漫遊簿被警察和憲兵沒收．就根本找不到工作。

倍倍爾流浪打工，並沒有明確的去向，只是I"佔if在哪個城市可能會找到工作，就起身前往。最初他乘火車到達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沒有找到工作，兩天後叉乘火車到海德堡，還是沒有工作。為了節省路費，只得步行，叉經過幾個城市，最後才在一個叫做斯派爾的小城裡找到了一份臨時性差事。工資很低，住宿條件也極其惡劣．只能在作坊里的一個牆角搭上幾塊術板勉強過夜。兩個月後叉失業了，只得背起簡單破舊的行囊繼續遊盪。

流浪生活使倍倍爾吃盡了各種各樣的苦頭。有時長途跋涉幾個星期也找不到活干，身上僅有的幾分錢花完了，只得沿途乞討度日，還必須躲避憲兵和警察，以免漫遊簿被沒收。夜晚，由於沒錢住旅店，有時連鄉村小客棧也住不起，只得躲進鄉問的舊穀倉里，在乾草堆上過夜。遇上陰雨天，由於沒有雨傘，也沒有衣服可替換，常常連續幾天穿著潮濕的衣服。樹葉飄零、秋風瑟索時節，倍倍爾為了攢錢買一件過冬的衣服，不得不連續幾個星期忍飢挨餓，勒緊腰帶拚命幹活。

1858 1859年的冬季很長很冷，嚴寒從ll月中旬就開始了。當時，倍倍爾巳在累根斯堡的一個作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目作坊老闆過於苛刻，倍倍爾與其發生了爭執，於是在2月初．不顧寒冷和大雪，離開了作坊。倍倍爾和另一位手工藝者一道，先來到慕尼黑，但沒有找到工作。他們決定去奧地利碰碰運氣。在入境時遇到了麻煩，因為奧地利邊境要求入境的手工藝者必須提出確有五古爾盾(註：德舊銀幣名，約合十馬克。也譯為“古爾登”)旅費的證明，可是他們沒有這筆錢。怎麼辦？情急生智，他們決定扮成紳士，利用鐵路矇混過去。為了盡量裝扮得逼真一些，他們把靴子和衣服仔細地刷了幾遍，叉在外衣內裝上一條白色盼襯衣領子，然後用少量的錢買了邊境這端末站到對面首站的車票登上了火車。這一招果然奏效，邊境官吏見他們外表整潔，又是乘火車而來，所以未加詳查就放行了。離開車站，倍倍爾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接下來又得步行了。嚴寒中，他們踏著山腳下一米深的積雪，艱難地行走著。大雪嚴寒把羚羊從山裡逼了下來，黃昏時分，聽到羚羊咩咩的叫聲，倍倍爾心中難以自禁地生出一種同命相憐的感覺。

1860年5月初，倍倍爾流浪到萊比錫。萊比錫是當時德意志中部的文化和工商業中心，科學、教育、藝術和出版事業都很發達，倍倍爾很幸運地在這裡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很喜歡萊比錫的氣候和城市環境，不久又找到了一家較大的作坊，從此，倍倍爾就在萊比錫定居下來。

倍倍爾的這次流浪，前後歷時兩年零三十月，行程近千公里，途經德國中部和南部、瑞士北部、奧地利西部的幾十座太小城市。他親身體驗到丁德國工人社會地位的低下和生話的困苦，對德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有丁比較具體的了解。這段經歷對他以後堅定地投身於工人運動很有幫助。

倍倍爾在學校的末期和學徒期間，正是克里米亞戰爭發生的時候，從那時起，倍倍爾就已經很關心政治。流浪初期，在巴登的弗賴堡，倍倍爾參加了一個天主教的幫工協會。他並不是天主教徒，真正吸引他的是協會會所里的大量報紙，通過讀報，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發生的重大事件。60年代初期，德國各地出現了很多工人協會，萊比錫則被認為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重鎮之一，政治生活十分活躍。倍倍爾在萊比錫定居后，用自己的工資訂閱了一份民主派的《中德意志人民報》。一天．他在報上看到一條消息，在市區的一個花園大廳里將舉行民眾大會，準備創立職工教育協會。倍倍爾如期趕到會場，但他進去時，大廳里已坐滿了人。他費了很大力氣才在走廊上找到個位置。這是倍倍爾第一次參加公開集會。會上有些學者主張把職工教育學會辦成工藝學會的一部分，而一些工人代表則堅決要求協會完全獨立，而且必須是政治性的組織。會場氣氛非常熱烈。倍倍爾雖然對這些人的主張不完全贊同，但對於工人們競能這樣強烈地攻擊學問淵博的先生，感到由衷的佩服，暗地裡盼望著自己將來也能夠這佯發言。就在這天晚上，萊比錫職工教育協會宣告成立，倍倍爾報名參加，開始了他投身於德國工人運動的生涯。

倍倍爾滿腔熱情地參加協會的活動，一年後被選人協會的領導機構，成為協會委員會的二十四位委員之一，並擔任圖書部和娛樂部的負責人。倍倍爾公開發言的渴單很快如願以償，從小組發言到大會演講，他的組織和宣傳能力不斷增強。

倍倍爾在職工教育協會的發展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不出席其他會議，他每晚都在協會裡度芷，所以比協會主席們更了解會員們的希耀和需要。這樣，沒過多久，倍倍爾就成為委員會會議上和月會上一動議最多的人，而且他的動議幾乎都被接受了，因此．倍倍爾的影響就大起來了。

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聯合會在萊比錫建立，還是德意志工人階級第一個全國性的獨立組織。但聯合會的主席是主張議會道路、反對暴力革命的費迪南德·拉薩爾。聯合會從一建立起，內部鬥爭就非常激烈，以拉薩爾派為一方，以主張激進的工人派別為一方，雙方一畝有重大分歧，常常相互辱罵，在會場中鬥毆也屢見不鮮，以致於會場的主人經常拒絕租給他們會場。在集會中，雙方都力圖奪取會場的領導權，所以每次會議開始時，雙方總要因爭奪會議主席而發生糾紛。有一次在開姆尼茨工幾大會上，拉薩爾派代表為了取得多數，竟將雙手一齊高舉，倍倍爾發現后，立即提議所有的人都舉雙手錶決。在哄堂大笑中，這個建議通過了。拉薩爾派非常尷尬，爭當會議主席的企圖沒有得逞。

在倍倍爾從一個普通工人轉變為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的過程中，威廉·李卜克內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卜克內西比倍倍爾大十四歲，曾愛過系統的科學教育，是德國1848年革命的參加者，革命失敗后流亡國外．在英國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在倫敦，李卜克內西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等許多幾交往密切，並因此學到很多東西。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幫助下，李卜克內西成卜個積極的革命者，他熱情地宣傳第一國際的革命思想，親自參加了第一國際德國支部的組織工作。1865年與倍倍爾結識時，李卜克內西已經算是富有政治經驗的老革命家了。此後，倍倍爾經常傾聽李卜克內西的演說和談話，聽他介紹英國的職公大會制度、英國和法國的革命、德意志的民眾運動、政治時事等。此外，倍倍爾還經常從李卜克內西那裡聽到馬克思、恩格斯關於革命運動的一系列指示。這期間，倍倍爾閱讀了他所得到和喜愛的第一部馬克思著作——《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馬克思的著作使倍倍爾受到很大啟發，也正是在這時期，倍倍爾形成了他終生所奉行的原則：“我一旦認識到我“過往對一個問題所抱的觀點毫無根據，我就立即把它放棄，並且毫無顧慮地追隨新獲得的信念，並且公開地．堅決地擁護它。”1866年底，倍倍爾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以行動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由於倍倍爾堅持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鬥爭，他的威望越來越高，頗受廣大工人群眾的擁護。這一切使得俾斯麥政府和資產階級都感到恐慌，官方報紙把倍倍爾領導的工人運動描寫成“強盜故事”，把倍倍爾本人說成是“強盜首領”。由於官方的這種宣傳，加上當時的大眾傳播媒介遠沒有現在這樣普及，所以，許多沒見過倍倍爾的人，都把倍倍爾想像成一個身高體壯、長著紅頭髮，大鬍子一直垂到胸前的莽漢。

1866年的普奧戰爭把德國人的信念分為擁護小德意志和擁護大德意志的兩派，後者為普魯士宰相俾斯麥所提倡，由於工人領袖倍倍爾河李卜克內西是俾斯麥不可調和的敵人，薩克森的各工人聯合會與反普魯士的激進民主黨結盟，從而產生了薩克森人民黨，1867年2月初，倍倍爾在該黨支持下在北德意志聯邦的議會選舉中當選，成為議會中第一個工人議員。他反對俾斯麥的大普魯士，認為這將把德意志變成一個大兵營。在選舉過程中，曾出現過一段趣聞。當時，倍倍爾作為工人教育協會推舉出來的議員候選人，在本選區作競選旅行，一天，在火車上，倍倍爾聽到許多人你一言我一語，談論著正在進行的議會選舉。一個紳士模樣的人以自命不凡的口吻說：“普選權，是拉薩爾的口號，俾斯麥竟然也搞起這個名堂來了難道那些蓬頭垢面的幫工、學徒有資格管理國家大事嗎?”旁邊一個青年學生插嘴道：“不，先生，天賦人權乃是法國革命的先驅盧梭的思想，我看，普選權是現代民主國家的一個標誌。”不過，您聽說過嗎？倍倍爾可是一個惡魔，他是那樣的狂暴，聲言要消滅資本！沒有資本，哪來工業、機器、鋼鐵、棉紗?　這不是要消滅我們社會的一切嗎?”　“喔，我也聽說過，萊比錫工會的那個倍倍爾，是一個強盜首領……”一位婦女跟著說。　“紳士”見有人附和，便提高嗓門，大聲說道：“這回倍倍爾也出來競選議員，他竟對選民許願，如果選他，就可望得到雙薪和立即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以此來收買人心，真是可恥極了！”倍倍爾聽到這裡，再也忍不住了，他走過去問道：“先生，您說的這些話是從倍倍爾本人那裡聽到的嗎?”　“紳士”愣了一下，他上下打量。一下眼前這位清秀瘦弱的年輕，旋即肯定地說：“當然，我是親耳聽到的！”　“不！這足無恥的謊占：先生，這樣惡意中傷他人能說明您人格的高尚嗎?”倍倍爾厲聲說。　“您是什麼人？您同倍倍爾……”　“我就是倍倍爾。”倍倍爾平靜地說。這句話驚動了整個車廂的乘客。“紳士”面紅耳赤，婭口無言，趕緊在下一站灰溜溜地下了火車。類似的情況在倍倍爾參加的聚會中發生過很多次，但每次聚會之後，人們都會驚奇地說：“倍倍爾原來是一個很正經的人！”

為了引導工人群眾擺脫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拉薩爾派的影響，創建獨立的工人政黨，倍倍爾同李卜克內西一起，進行不懈的宣傳鼓動。在1868年9月紐倫堡舉行的德意志工人協會代表大會上，他們終於能夠提議把第一國際章程的要點作為協會的綱領，並使大會作出加入第一國際的決議。第二年8月，倍倍爾在愛森納赫城主持召開協會代表大會，通過了他參加起草的包含革命原則的黨綱，宣布成立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倍倍爾此後始終是黨的著名領袖。

倍倍爾自投身工人運動后，從1869年到1887年，先後六次被捕入獄。殘酷的鐵窗生活，不僅絲毫沒有動搖倍倍爾的信仰，反面磨練了他的意志。倍倍爾以無畏的氣度和樂觀豁達的態度，把牢獄當成了養精蓄銳、增長知識和著書立說的園地。

1869年12月，倍倍爾由於“散布危害國家的學說”同李卜克內西一道被判處三周監禁。這是倍倍爾第一次人獄，時間較短。第二次被捕是俾斯麥親自下令的，直接起因是普法戰爭中的戰爭公債問題。1870年7月19日法國向德國宣戰揭開了普法戰爭的序幕。當時，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拿破崙三世企圖通過對外戰等轉移視線，緩和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因而戰爭初期，法國是侵略者，德國處於防禦地位。但是，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麥也早有侵略法國領土的野心，同樣蓄意要挑起戰爭，這就使戰爭的性質變得複雜了，倍倍爾是德國工人領袖中最早認識到這場戰爭性質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他和李卜克內西都預見到這場戰爭並不是法國單方面的需要，面是普法兩國統治集團的共同意願，實際上是一場王朝之間的戰爭。戰爭爆發當天，北德意志聯邦議會對第一次哉爭公債進行表決。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當時都是該議會的議員，他們認為，如果投票支持戰爭公債，就會使俾斯麥的陰謀得逞；如果投票反對戰爭公債，就等於贊同波拿巴的侵略。於是他們採用棄權的辦法表示反對這場戰爭，9月初，路易·波拿巴被俘，法蘭西第二帝國崩潰，新建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求和，俾斯麥卻繼續擴大戰爭，普法戰爭進入第二階段，即德國侵略，法國防禦。11月26日，北德意志聯邦議會再度進行戰爭公債表決，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堅決地投了反對票。倍倍爾的反戰發言遭到了資產階級議員的圍攻，但他毫不怯懦，國會閉幕後又在工人集會上宣傳這一主張，俾斯麥非常惱怒，親自下令逮捕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等人。12月17日早晨，倍倍爾正在作坊里做活，警察突然闖進來將他逮捕，關進萊比錫地方監獄拘押待審，指控的罪名是“圖謀和準備叛國罪”。

拘押待審是各種監禁中最難忍受的，被捕者被關在單人牢房裡，對於要關多久、目前有哪些控訴材料都一無所知，常常使人因焦急而神經錯亂，關押倍倍爾的小囚舍在陰面，屋裡顯得空空蕩蕩。在門側一個角落裡放著一個帶蓋的大木桶，是大小便的地方。靠一面牆放著一個小書架，上面有一把水壺、一本讚美詩和一本新約全書。另一面牆上固定著一條窄板凳，前面放了一張比雜誌稍大一點的小桌。沒有床，褥子只能直接鋪在地上。北牆上有一個小窗，窗上牢牢地釘著鐵欄，窗子很高，只有爬上小桌才夠得著。窗外有六個烘咖啡的大機器，日夜不停地轟鳴，在為戰場上的軍隊焙制咖啡。

那一年的冬季大約是數十年裡最寒冷的。陰暗的牢房裡酷寒難當。雖然有一隻破舊的鐵爐，但每天只在早晨五點鐘給一點煤生火，根本沒有多步熱量。室內空氣污濁，不得不開窗透氣，這樣，僅有的一點點熱乎氣便立即散光了。倍倍爾凍得渾身發抖，不敢挨地，只得坐在小桌上，把腳伸到凳子上，用毯子把兩腿裹起來。儘管這樣，倍倍爾還是得了膀胱炎。

牢房中與倍倍爾為伴的是數不清的跳蚤。這種褐色的小蟲躲在墊褥和毛毯里，不停地襲擊倍倍爾。倍倍爾曾讓妻子給他買來幾盒藥粉，但都被看守截留自用了。倍倍爾不得不親自動手捕殺。有一天．從早到晚競捉了八十一隻。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終於徹底肅清了，但按照醫生吩咐，看守給他換了一個房間，於是又得重新開始清理工作。

1871年3月3日，德意志帝國國會選舉，倍倍爾再次當選為國會議員，所以，3月28日．政府迫不得已．釋放了倍倍爾。就在倍倍爾出獄前十天，法國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巴黎公社革命。他出獄之後，立即寫文章，發表演說，盛讚巴黎公社的壯舉。在議會中，倍倍爾繼續反對俾斯麥政府的政策。在5月25日帝國國會發言中，他批駁了對公社的誹謗，莊嚴宣告:“要不了幾十年，巴黎無產階級的戰鬥口號:‘給茅屋和平，向宮廷宣戰，讓貧困和寄生滅亡!’必將成為聯合起來的歐洲無產階級的戰鬥口號。”不久，他和李卜克內西受到迫害。

1872年3月11日，萊比錫法庭再次以“圖謀叛國罪”逮捕了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並“這一罪名，判處倍倍爾兩年要塞監禁。他們為社會民主黨的目標勇敢辯護，在黨報《人民國家報》上堅定地聲明:“我們的黨將繼續生存、壯大並取得勝利”。7月，倍倍爾又因“瀆君罪”被判九個月監禁，直到1875年4月才獲釋。過一次囚禁他的是胡伯圖斯堡監獄。獄中關押的每個人都盼望早日恢復自由，不停地計算著天數和鐘點．倍倍爾也一樣。但他以罕有樂觀情緒控制急切的心情，苦中求樂，利用一點一滴時間學習和工作，摸索出了渡過逆境的有效辦法。

夜晚烹荼是倍倍爾的樂趣之一。他和李h克內西都很愛喝茶。但監獄里根本不供應茶葉，也嚴禁私自燒荼。倍倍爾想方設法，秘密弄到一個舊茶壺和一點茶葉，每到晚上，看守人關閉囚舍離開之後，倍倍爾就坐到火爐旁，悄悄地烹煮茶葉，為了使隔壁的李卜克內西也能同享，倍倍爾利用放風間隙，從園子里找到一根約兩米長的竿子，竿子的一端用小繩繫上一個自己編織的小網兜，裡面可以放一隻玻璃杯。茶烹好之後，趁四下無人，先敲敲牆壁，然後踩著小桌，把一杯茶裝入小網兜，用竿子慢慢伸出窗外，再緩緩轉向李卜克內西的窗子，李卜克內西接到杯子后輕輕說聲“謝謝”。他們還用類似的辦法傳遞報紙。由子行動隱蔽，居然一直沒被看守發現。

墾荒種菜是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爭取到的另一個活動機會。由子牢房裡陰暗潮濕，空氣污濁，每天只有兩次很短的放風時間，所以，進行一些體力勞動十分必要。倍倍爾等人向監獄看守要求撥一片土地給他們耕種，但遭到拒絕，只准許他們耕種沿圍牆的一小條地邊。放風時間到了，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等人帶著工具興沖沖地來到牆邊，但幾鋤頭下去之後，他們感到失望了——每一鋤都碰到石頭上。為了使土地變得肥沃一些，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忍著刺鼻的臭味，從監獄院牆一角的糞堆處，用一隻大筐一趟趟地運肥施肥。土地整理好之後，他們種上了蘿蔔種子，時隔不久，種子發芽了；很快．葉子茁壯成長。每天上午，一到散步時間，倍倍爾他們就往菜地里跑，每人都想收穫第一個果實，但總是失望，後來才得知，原來他們施肥過多了，所以只是猛長葉子不長蘿蔔。雖然沒有收穫到果實，但健身的目的似乎達到了，倍倍爾原來左肺葉患有嚴重的結核病，出獄之後經過醫師仔細檢查，竟然痊癒了，所以他的朋友們開甄笑說，應該感謝國家把他送進監獄。

這次服刑期間，倍倍爾的時間主要還是用在補充知識和著書上，他認為全身心地投入這些工作中，是渡過逆境的最好方法。倍倍爾這次重點學習了國民經濟學和歷史，他重讀了當時只出了第一卷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拉薩爾、杜林等人的著作以及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和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等等。此外，還閱讀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海克爾的《自然創造史》等自然科學著作。受威廉·齊美爾曼的歷史著作《德國農民戰爭史》的鼓舞，倍倍爾寫了一部通俗性的論著一《論德國農民戰爭，著重中世紀主要社會運動》，該書在不倫瑞克出版，後來被禁止發行，

在此期間，倍倍爾還有許多很有影響的成果，其中之一翻譯了伊維·居尤和西基斯孟·拉克羅瓦的《基督教社會教義的研究》，他還為此寫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附錄名為“婦女現在和將來的地位”，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立場論婦女地位的第一篇作品。最重要的是在這次監禁里寫出了《婦女》一書的初稿，該書在1879年以《如女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書名出版(該書後來改名為《婦女與社會主義》，到1973年為止，僅在德國就出了62版，並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全世界廣為傳播)，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禁止推銷的情況下仍出了八版。

1875年4月他出獄時，愛森納赫派正要同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合併為社會主義工人黨。倍倍爾認為，為了實現組織上的統一,“必須把對於綱領的一切疑慮置而不談”,沒有顧及馬克思的警告，也沒有糾正李卜克內西在黨綱問題上的過分妥協。

從1877年11月起，倍倍爾因被柏林法院指控犯有“侮辱俾斯麥首相罪”又被監禁六個月。這次服刑的后五個月是在萊比錫地方法院監獄里度過的。服刑期間，倍倍爾秘密地為難友們做了一件令人稱快的好事。

當時，獄中的典獄官是一個老頭兒，他一直利甩手中的職權中飽私囊。這位老典獄官致富的手段主要有兩個：一是低價從外面購進食物和飲料，然後以極高的價格賣給有錢的囚犯，獲取暴和；二是剋扣囚犯們的毛巾和肥皂，甚至餐具用壞了也不予更換。

倍倍爾對此非常憤怒，馬上給當時兼任監獄總監的法院院長寫了一封控告信，詳細列數了典獄官的種種不法行為。當然，信是匿名的，而且為了不使獄友們受牽連，信中所用的是剛剛刑滿出獄的人的身份。

信寫好了，怎麼進出去呢？妻子每次來探望時，典獄官都住一旁監視，要想帶出厚厚的一封信幾乎不可能。倍倍爾的牢房在三樓，有一個臨街的小窗，望著裝著鐵柵欄的小窗，倍倍爾有了主意。妻子來探訪時，倍倍爾一邊與她說著家常話，一邊趁典獄官不注意，塞給他一張小紙條，離開監獄后，倍倍爾的妻子展開紙條，只見上面簡要地寫著．晚九點半窗下接信，謄抄后交法院院長，晚上九點半整，倍倍爾扒著鐵窗，借著微弱的路燈，看見妻子正在下面等候，於是把信扔了下去。倍倍爾的妻子趕忙拾起信來，快步跑回家中。幾天之後，一位看守告訴倍倍爾說，上午，院長把老頭子(他們都這佯稱呼典獄官)叫去，狠狠訓斥了一頓，因為有一個出獄的囚犯寫了一封信，告了他一狀，老頭子這下可老實多了。倍倍爾靜靜地聽著，心裡卻暗暗地樂開了。

在不到20年時間裡，倍倍爾共做了5年牢，還受到了大量罰款。這些刑罰給倍倍爾的生計造成嚴重威脅。黨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消費，而聯邦議員則沒有收入，倍倍爾只得繼續當工匠獲得收入，他是萊比錫最出色的璇工，1864年他與鐵路工人的女兒結婚，直到19世紀80年代末，他才靠寫作為生。

1878年，帝國首相俾斯麥策劃實施反社會民主黨人法令，亦稱“非常法”，對工人運動嚴酷摧殘。在國會辯論中，倍倍爾尖銳地揭露和批駁這個反動法案。“非常法”實施后，許多黨員和領導人被驅逐或失業，報刊被查禁。黨的領導機關驚慌失措，宣布自動解散黨及其領導機構。倍倍爾一度茫然失措，主張解散黨，但倍倍爾等人很快就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的批評，領導全黨建立地下組織，恢復黨的活動，印發秘密傳單。1879年，倍倍爾領導創辦了新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在瑞士蘇黎世出版，依靠忠誠的黨員和工人(“紅色戰地郵政”)巧妙地運入國內，秘密發送、流傳。對受迫害的黨員、工人及其家屬也組織了救助。

1880年8月在瑞士維登秘密舉行的黨代表大會，為黨在非常法期間的活動確定了方針和策略。這次大會是由倍倍爾負責籌備的，他作了關於國內局勢和財務情況等報告。大會對黨綱作了重要修改，把黨只用合法手段，改為“採取一切手段”，並根據他的報告，決定把執行盲動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代表開除出黨。會後，他還在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呼籲書，號召全黨執行正確策略，採取“最可靠的達到成功的適當方法和途徑”組織起來，加強黨的力量，並告誡說:“只有勇敢配合著智慧才能保證我們成功”。他的不可動搖的信心給他的同事以勇氣，使他們堅定的站在一起。他的反對一切武裝報復的傾向，使黨避免了因恐怖活動或顛覆企圖遭到鎮壓。這些策略證明是正確的。同年12月，倍倍爾第一次到倫敦會見馬克思、恩格斯，得到兩位導師的親切指導。倍倍爾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82年，報紙誤傳倍倍爾去世的消息，曾使他們非常悲痛。馬克思稱他是“德國(可以說是“歐洲”)工人階級中罕見的人物”。恩格斯讚許他是不僅在德國，而且在別處難以找到的有智慧的人。

1881年6月，萊比錫實行小戒嚴，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被驅逐到戒嚴地區邊境，禁止到市區工人中活動。1882、1886、1889年，倍倍爾三次被短期拘禁。在這種困難條件下，他既堅持秘密鬥爭，又利用一切合法存在的組織形式(如補助和救濟基金會、體育與娛樂協會等)在廣大工人中繼續作宣傳鼓動。國會議員競選也是黨向工人宣傳的機會。倍倍爾積極參加競選，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1884、1887、1889年，他都當選為帝國國會議員。他在國會講壇上勇敢地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非常法沒有摧垮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相反，由於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非常法在1890年被廢除。在德國無產階級政黨黨史上的“英雄年代”，倍倍爾保衛和鞏固了黨，成為公認的德國工人運動的領袖。

倍倍爾還積極參加了第二國際籌建活動。在1887年10月黨的聖加倫代表大會後，他受派同英國工聯進行談判，又參加了1889年在海牙舉行的國際代表會議。 7月，他出席了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並在報告中強調無產階級只有依靠自己的團結鬥爭才能達到目標。黨的活動重新合法后，黨內出現了否定議會鬥爭的“青年派”，而福爾馬爾則鼓吹“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在1891年愛爾福特黨代表大會前後，倍倍爾對這兩種錯誤傾向都作了批評。他提出的議案得到大會贊同，其中指出：“奪取政權是第一個重要的目標，任何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運動，都必須為此而努力”。所有黨員都有責任堅定不移地按照黨綱的要求行動，始終不忘黨的最終目標。大會通過新的黨綱以代替1875年哥達綱領。1894年10月法蘭克福黨代表大會上，倍倍爾批駁了福爾馬爾保護富農經濟的觀點，主張將農民組成合作社，沒收大地產。在第二年黨的布勒斯勞代表大會上，他繼續強調把土地私有轉為社會公有，把農業工人與小農吸引到社會主義運動方面來。但他的正確主張沒有被大會接受。

倍倍爾同恩格斯保持密切的書信往來，關注國際工人運動。1893年，他陪同恩格斯出席第二國際蘇黎世代表大會。根據他的提，否決了無政府主義者參加大會的要求。恩格斯對倍倍爾十分信任，他在1894年11月指定倍倍爾為他的著作的遺囑執行者之一。

1898年以後，黨內就伯恩施坦“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在幾次黨代表大會上，倍倍爾都帶頭駁斥伯恩施坦等人對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策略的攻擊。他在1899年漢諾威代表大會上作長達5小時的報告，猛烈地批駁伯恩施坦，並提出決議案，強調黨一如既往堅持階級鬥爭的立場，沒有理由改變它的基本原則和策略，把社會民主黨變成改良主義的黨。1901年盧卑克代表大會還通過了倍倍爾提出的決議案，指名批評伯恩施坦。

1903年，社會民主黨在帝國國會選舉中獲得空前勝利，獲得20%的選票，成為國會中的第二大黨。1912年收穫110個議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伯恩施坦等人企圖仿效法國社會黨人亞歷山大·米勒蘭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要求黨爭得國會副議長的職位，不惜承擔進宮朝見皇帝的義務。倍倍爾堅決反對在德國重演米勒蘭事件。在當年德累斯頓代表大會上，他再次作長篇發言，堅決反駁修正主義者的上述要求。他同辛格爾、卡爾·考茨基一起提出的決議案被大會通過，嚴厲譴責修正主義者改變黨的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策略、把真正的革命政黨變為改良黨的企圖。列寧讚揚倍倍爾的這篇演說“在很長時期內成為捍衛馬克思主義觀點和為工人政黨的真正社會主義性質而鬥爭的典範”。

倍倍爾在1899年7月指出米勒蘭入閣是最嚴重的錯誤。他出席了1904年第二國際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同法國機會主義派首領饒勒斯激烈辯論，堅決譴責米勒蘭的背叛行徑。他說:“我們一分鐘也沒忘掉橫在我們和政府、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無底深淵”，資產階級允許社會黨人進入政府，“不是為了推進社會主義”，而是“防備社會主義”。他指出讓·饒勒斯對米勒蘭的支持，是給“國際社會主義設下的最危險的陷阱”。這次大會採納了德累斯頓代表大會決議，譴責了米勒蘭入閣。

倍倍爾對反修正主義鬥爭起過很大促進作用，但他的批判不夠徹底，沒有指出修正主義的嚴重危害。儘管修正主義者頑固堅持他們的觀點和立場，倍倍爾也沒有堅決要求把他們清除出黨。他後來還犯了調和主義性質的錯誤。倍倍爾晚年在議會講壇上揭露了德帝國主義者的罪行，譴責他們鎮壓中國義和團起義和非洲赫勒羅人民起義。他為俄國1905年革命和德國工人的罷工浪潮所鼓舞，在當年耶拿代表大會上明確支持政治性群眾罷工。可是，到第二年曼海姆代表大會上，他退卻了。他離開黨對工會的領導作用，斷言就重要性來說，工會並不亞於黨。這次大會竟決定，只有工會領導者同意，黨才可以發動罷工，實際上使黨聽命於工會首領。但是，倍倍爾始終忠誠於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1910年11月，倍倍爾忠實的親密伴侶尤莉亞不幸去世，這對倍倍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自己也患了心臟病。然而，他不顧疾病纏身，參加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編輯出版，堅持寫作三卷本回憶錄《我的一生》，把黨的經驗留給後世。他以70歲高齡出席1910年黨的馬格德堡代表大會，嚴肅地提醒大，德國的革命形勢逐漸來臨,“階級矛盾不是在緩和，而是在加劇。我們正在迎接非常、非常嚴重的時期”。

倍倍爾在晚年還積極反對正在醞釀的帝國主義戰爭。在1907年第二國際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他提出一項決議案明確指出，只有消滅資本主義，戰爭才會消滅，並號召各國工人“採取一切有效手段”阻止戰爭。列寧肯定了倍倍爾的基本立場和盧森堡提出的修正案，進一步指出：工人階級應當利用戰爭引起的危機，加速資產階級統治的崩潰。倍倍爾熱忱贊同這項充滿革命精神的修正案。1912年秋，他還出席了巴塞爾代表大會。1913年5月，他向在伯爾尼集會的德、法兩國社會主義議員致詞，號召兩國人民為制止戰爭而鬥爭。他說：我們希望越來越廣泛的人們成為我們思想的擁護者，讓我們懷著希望行動起來，一往無前!

由於長期的鐵窗生話和流浪(1881年6月倍倍爾被驅逐出萊比錫)，倍倍爾的生活很不規律，加上他自幼身體就不太強鍵，所以常常患一些小病。1882年8月，倍倍爾患丁胃枯膜炎，經醫生診斷，必須卧床休息。

當時，倍倍爾的妻子和女兒住在萊比錫，而倍倍爾不得不暫住萊比錫附近的勃斯多爾夫，夫婦倆沒有機會天天見面，妻子只能每隔一段時間前去探望倍倍爾一次，有一天，倍倍爾的妻子突然來到勃斯多爾夫，她一見到倍倍爾就大聲喊道：“天哪！你還活著!”

妻子的突然出現和驚叫令倍倍爾有些摸不著頭腦。待她驚魂稍定之後，倍倍爾一問才明白，原來是一場誤會。哪天一太早，他的妻子在家裡接到兩份電報。一份來自巴黎的德意志協會，電文是因倍倍爾的去世面向她表示慰問。另一份來自倫敦，語氣顯得謹慎些．詢問她倍倍爾去世的消息是否確實。不僅如此．一清早警察也到家裡來探詢，問家裡是否有人死去．顯然，警察是認為倍倍爾秘密住在萊比錫的。所以，她非常著急，匆匆趕到勃斯多爾夫。

倍倍爾的‘死”訊源自何處，不得而知，但消息傳得很快，甚至傳到了美國。當時在紐約的一些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得知后，非常悲痛，當即在紐約舉行了一個追悼會，參加追悼會的有數千人，會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之一瓦爾特希還致了悼詞。

倍倍爾死亡的消息迅速傳遍了歐洲，法國的一些報紙還刊載了死者小傳。《羅亞爾河的燈塔》報上登的死者小傳篇幅很長，作者在文章中說，他是在一次午餐會上認識倍倍爾的，隨後他們一起旅行到佛羅倫薩和羅馬，接著還遊覽了加里波第曾呆過的山羊島。這篇小傳所描寫的內容毫不真實，因為倍倍爾到那時為止，還從來沒有踏上過義大利國土一步，而且根本就沒有見過那位作者。但不論是小傳作者有意杜撰，還是確有人冒稱倍倍爾與其同游，都表明倍倍爾在法國的影響是很大的。

馬克思是在日內瓦湖畔休息時，從9月16日的《日內瓦日報》上得到倍倍爾去世的消息的。由於報上以確鑿無疑的口氣刊登此事，所以馬克恿信以為真，他馬上給當時尚在倫敦的恩格斯寫信，信中說；“真可怕，這是我們黨的極大不幸！他是德國的(也可以說是歐洲的)工人黨裡面獨一無二的人。”恩格斯從英國的《公民》報和《戰鬥》報上也得到了倍倍爾的死訊，他非常著急。幾天之後，《正義》報正式否定了這一消息，謠傳澄清，恩格斯提筆倍倍倍爾寫了一封熱情洋溢而叉詼譜幽默的信：……不，朋友，你沒有權利這樣年輕就離開我們。你比我年輕二十歲，我們還要共同堅持許多有趣的戰鬥。在我走到生命盡頭之後，你還有責任留在火線上。既然被謀傳死去的人應比所有的人都更長壽，那麼，現在你大概註定要成為一個長壽的人了。

朋友們和同志們的信任和關心，使倍倍爾深受感動，他認為自己有義務開始好好生活，並盡自己的責任，於是，他“暫時同死神訂了再活四十年的合同”。

1913年8月13日，倍倍爾在瑞士格里桑斯的帕蘇格因息心臟病而溘然長逝，終年七十三歲，雖然距離他與死神簽訂的“合同”期滿尚差九年，但是，在他“死”后復生的三十一年裡，特別是在1883年和l895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相繼逝世之後，倍倍爾始終站在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最前列。正因為如此，在他真正薛世后近百年的今天，人們還依然記著這個名字：奧古斯特·倍倍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