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蕤

王蕤

陝西西安人。畢業於美國伯克利大學大眾傳播系。歷任美國加州中國書刊社國際部副主任。1984年開始發表作品。

著有專集《尋找的歡歌》、《灰色與玫瑰色的和諧》，合集《朦朧的碰撞》、《王氏三姐妹的天空和夢》、《女記者的心聲》，小說《美國的女大學生宿舍》、《從北京到加州》、《俗不可耐》、《哈佛情人》等，英文小說《莉莉》

王蕤自幼有文學慧根，大學保送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新聞學，后又高分通過托福考試，進入加州大學泊克利讀書，后成為美國國務院特聘翻譯，用中英文寫作，作品闖入美國主流社會，現居香港。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生，長於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96年畢業於加州伯克利大學，后成為美國國務院特聘翻譯。14歲在《北京青年報》發表處女小說，少年時代採訪了許多重磅人物成為“學通社”社長。寫過6部中文書，一本英文書。成為和美國蘭登書屋、英國麥克米蘭公司和德國貝塔斯曼簽約的年輕一代國際型作家，被美國媒體譽為打入西方主流出版界的最年輕的中國出生的作家。美國《洛杉磯時報》稱她為“驚人的文壇新聲音，”《芝加哥論壇報》稱她為“前途無限的小說家。”作品被譯為多國文字。四處遊歷，經歷多樣，現居香港、北京和舊金山灣區，為《今日美國》、《時代周刊》等美國著名報刊撰稿，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極受歡迎的專欄作家。90年代中，因姐妹三人各有所長，活躍在媒體中被稱做“京城三姐妹”。

他北京到加州，為當國際型記者

在四月北京風沙肆虐的下午，和王蕤相約採訪。眼前端坐的這個曾經在中學生文壇和北京新聞圈兒里都頗有名氣的女孩正是不久從香港回來的王蕤。都是記者，讓我們的談話沒有過多的寒暄，單刀直入切題採訪。

王蕤見識各類人物和場面很早，與記者這個行當結緣從中學開始。14歲就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作品，在14歲到18歲的採訪本中，記錄著王蕤對陶金、費翔、瓊瑤、蘇芮、方成、韓美林等人的採訪經歷。未入新聞系，王蕤已有了多姿多彩的新聞實踐嘗試，成了培養小記者的“學通社”社長。順利地從二中畢業后被保送進人大新聞系。

大三，王蕤卻選擇主動退學，申請去美國留學。年齡最小卻要最早離家，名校學業中途而廢，對此，全家人的意見並不統一。而王蕤卻認為：不能再等了。在《我看中國記者》中，王蕤談了對新聞體制、記者素質的看法。她毫無顧忌地提出：“為什麼沒有一個國際級記者，在國際社會中發出聲音？”在她看來，很多記者吃了外語虧。

1996年從伯克利大學傳播系畢業，王蕤鑽進矽谷的電腦行當。在這期間，也為律師事務所、出版公司、電腦公司、主流媒體和非政府機構工作，被美國國務院特聘為中文翻譯。在美國8年，王蕤的身份元素不斷增加，她嘗試做各種有情趣的工作，這中間，當華盛頓報紙的記者、做政府的翻譯、成為專欄作家，全美公共廣播網的時事評論員，各大公司約請的亞洲事務講演者，擺在王蕤眼前的機會很多。

王蕤主動參與公共事務，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影響別人。在和外國朋友打交道中，她發現西方一些人對中國的誤解有的是缺乏溝通造成的。2001年6、7月間，正是北京申奧投票的重要時候。王蕤擔心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不客觀，就主動搞起了公關。在紐約的記者酒會上，王蕤和CNN駐京首席記者、《商業周刊》的資身記者、美國外交部中國事務部的人探討為什麼北京要拿到申辦權。“我說，巴黎很美，但每次去巴黎，巴黎還是那個巴黎，浪漫、古老。但北京不同，北京是個變化成長中的城市，北京是一個蓄積能量和活力的城市。老百姓申奧的熱情是發自肺腑的。”

新聞眼光貫穿寫作過程

在出新書《俗不可耐》時，王蕤請嚴歌苓為自己做序，兩代旅美女作家之間進行了對話。王蕤給嚴歌苓留下這樣的印象：我發現她沒有一般年輕人那種自我炫耀的感覺，同她打交道，既省力又舒暢。她的單純和成熟結合得相當好。所以初次相識王蕤既老練又坦誠，是極易相處的一類人。王蕤很成熟，加上她不動聲色的機智。甚至可以這樣說，你在她身上體會到西方記者所特有的輕微冷血。談下去，我發現她的知識面廣，美國的或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頗靈通。王蕤是個消息飛快的人，每回她講到某人或某作品，口氣總很客觀，儼然是柏克萊新聞系的那股“酷”勁。

評價自己，王蕤認為：除了多年新聞採訪經歷以及科班打造出的新聞眼光外，她是一個性情中人，性格敏感，易走極端，搞不好要死掉，是個危險人物。“骨子裡我是一個情感傳統、處世西方、概念前衛的人。”AB血型的王蕤有雙重性格，採訪直白，寫作卻又含蓄，性格熱情洋溢，作品理性而深沉。但在寫作中，卻貫穿著她的新聞眼光，雖是女性文學，卻一定要揭批社會問題，王蕤說自己最喜歡魯迅的尖銳。自己卻是帶著荷爾蒙的尖銳。

高高在上，王蕤的新居買在了頂層，24層。客廳中黃色布置最多，王蕤認為這是一种放射性很強的顏色，她喜歡亮。身上的T恤、桌上的鮮花，牆上的燈飾，這些都在強烈地傳達著她的喜好。暖色讓家味十足。

接受好的教育，按自己的理想設計人生，那些屬於過去王蕤的熠熠生輝的定語至今影響著別人對她的關注。王蕤認為自己有幸運的一面，但她同時也並不迴避談論：過早成名對一個孩子的負面效應以及對快樂的剝奪。

“小時候，我特想和大家一樣。少年得志並沒有讓我變得狂妄，反而是很小心地生活。發表文章，得了稿費，我就拿錢請同學在剛蓋起的京廣中心喝飲料，我叫這是‘買友情’。上大學因為是保送來的，過去有那麼多光環，新生入學，老師非要特意把我介紹給大家，這讓我不自在。上大學特別想擺脫光環的照耀，所以我特刻意地想和大家保持一致。為了不引起別人的關注，我專門揀很破舊的衣服穿，走路也溜邊兒，讓大家覺得我挺傻。不想不一樣，就想一樣。少年得志沒讓我狂妄。”“別人都以為我特自信，說：你採訪那麼多人，什麼都敢問。其實，我很緊張，採訪經常臉紅，冒一頭汗，也常丟東西，這都是不自信的表現。”但緊張歸緊張，只要能問完想提的問題，對王蕤來說就夠了。她說：不自信不是件壞事，對自己不確定也是件好事。

王蕤現在簽約的幾家著名出版集團都給了她很好的報酬。在美國當作家，讓王蕤覺得很受寵。在美國，對於作家的尊重很受重視。”王蕤介紹，她在那邊的成名緣於1999年出版被蘭登集團買下的《百合》一書稿，現已主要用英文寫作，成為被看好的新一代亞裔女作家。

雙語寫作讓王蕤嘗到了甜頭。她為瑞士銀行、外國記者俱樂部、亞洲基金會、斯諾基金會等大公司和組織做英文演講，受出版社邀請環遊美國做新書新聞發布會，通過英語讓更多人了解中國文化。和很多人相反，王蕤的英文在中學時並不好，到了大學才開始走上坡路，喜歡英文從去美國讀書開始。雖然英文寫作流暢，但王蕤認為母語寫作更重要。寫作對王蕤而言是進行“心理分析、心理治療”，她自稱：寫作也是一種自己的玩法，一種自嘲。

生於20世紀70年代，屬於被城市飼養大的一代。有人評價：在王蕤身上有非常消費文化的一面；也喜歡“新生代”的生活方式，不排斥賓士、酒吧和物慾；有點玩世不恭、熱愛過先鋒音樂，觸及性愛沒有精神負擔，珍重創作時的心靈自由度。

這些分析認為：“70年代以後”作家的創作大多“私人化”色彩甚濃，專註於表現自我的自在狀態：流浪藝人、酒吧生活、頹廢的性愛、病態的格調，自己把握不住自己，像流水行雲一樣無意識地流淌、漂泊。

但王蕤說自己不完全是70年代的人，她有沉重的知識分子的一面。她對社會感興趣、對政治感興趣、對心理感興趣，這三方面是她寫作的主體。在《俗不可耐》中，她的輕浮、媚俗、裝傻充愣和香港式物質主義的喜劇筆調，淹沒不了她對物慾奔流的社會的焦慮、對急功近利的年輕一代的憂慮和譏諷。

回歸：理由簡單又溫情

離開被人關注的視線8年後，2001年王蕤又在香港設立了個家，成為《南華日報》“慾望俱樂部”的專欄專家。當初，懷揣深造和錘鍊自己的強烈心愿離開北京，而今天回國，對於王蕤來說，理由是那麼簡單和溫情。

戀家的心思讓出門在外的王蕤最想“離父母近一些。”在美國，她有豐富的生活內容，但她說想回報父母的心愿很強烈，一人在外多年，但牽扯情感的那根線一直攥在父母手中。王蕤回北京給爸媽買新居，親自挑選每件傢具。而她選擇在香港生活，為的是兼顧到老公的事業。

王蕤說：這些年自己的狀態一直是“在路上”，走了許多地方，像北非、巴黎、印第安部落等實現了年少時的夢想，現在最想沉靜下來做自己想做的事。她給自己的安排是：一年中在華盛頓當幾個月中文翻譯，在香港做專欄，剩下的時間常回家看看。

家教理念著成《媽媽幫女兒成功手記》

生活在報社大院，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三姐妹的成才要比別人條件好。還在上初中，王蕤就發誓：一輩子要待媽媽好。她在作文中寫：“愛滲透的文字，寫起來讓人動情。而生命中那些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又豈是這小小的方框字所能表盡的呀！”

好孩子的背後一定有一個好媽媽。培養了“三姐妹”的媽媽樓旨君從青海省西寧市戲曲學校畢業。經營一個幸福的家庭，培養幾個成功的孩子，在孩子們各自事業有成后，樓媽媽也開始寫書，希望和別人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新書取名《中國的勃郎特三姐妹——媽媽幫女兒成功手記》。她用樸實的語言記錄了中國一代父母的辛酸苦辣。新書一出版，在全國圖書訂貨會上就排到了第四位，當下銷售了三萬冊。樓媽媽說，對孩子進行開放式、民主式教育方法，培養孩子的國際競爭意識、社會責任感和對文學藝術的修養，就是她的教育原則。另外提高母親自身的素質和孩子們有更多的話題也是她一直的努力方向。分享教育理念，樓媽媽希望自己出書能幫其他的媽媽當好媽媽。

王蕤（拼音rui 二聲）是一個在行走中的人。有一個幸福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