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瑞芳

程瑞芳早年畢業於武昌護士學校。畢業后，她在當地的美以美會婦科醫院當看護，1922年任聖希里達子弟小學校長，1924年來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簡稱金陵女大，現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任舍監（相當於宿舍管理員）。

1937年8月15日，日寇轟炸南京時，金陵女大為了應付緊急事件，由吳貽芳校長成立了緊急委員會，時年62歲的程瑞芳是其中一員。這年的12月，在日寇即將攻破南京城前夕，美籍人士明妮·魏特琳女士、程瑞芳、陳斐然組成了三人非常委員會，負責留守學校，建立金陵女大難民所，收留“首都”淪陷后無家可歸的婦女兒童。

南京淪陷后，滯留南京的20多位西方人士，包括拉貝、魏特琳等人，本著人道主義精神，在南京城西北部一塊約3.8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國際安全區，從日軍的槍口與刺刀下拚死救護成千上萬的中國難民。南京大屠殺期間，魏特琳女士寫下了震驚中外的《魏特琳日記》，其中多次提到了程瑞芳。《程瑞芳日記》於2001年12月初在整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零散檔案時被發現（又稱《首都淪陷金校留守日記》），是首次發現的中國人以親歷見聞形式記錄下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日記。程瑞芳日記記錄自1937年12月8日起至1938年3月1日止，正好是抗戰初期南京淪陷後日軍在全城大規模屠殺的時間。《程瑞芳日記》，與已經公之於世的外籍人士所著的《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及《東史郎日記》互相印證，堪稱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又一重要鐵證。

據史料證實，程瑞芳在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曾遠赴日本，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她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區的親歷親見，控訴了日軍在中國南京所犯下的燒殺搶掠的種種暴行。檔案館在金陵女大零散檔案中發現的程瑞芳填寫的英文履歷表，也提到她曾到過日本。

據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研部主任、“程瑞芳日記整理與研究”課題組負責人郭必強研究員透露，程瑞芳的出證材料已在遠東軍事法庭的檔案中發現並被證實。程瑞芳在證詞中說：“我71歲，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宿舍總管。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校園被宣布為一個安全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了1萬多婦女和兒童。”然後程瑞芳列舉了她親眼看到的日軍在校園裡強姦、搶劫和殺人的數個證據。最後，她寫道：“我願簽名蓋章證明此事，1946年4月8日。”

程瑞芳在1952年院系合併后離開南京，回武漢居住。1964年，為圓程瑞芳想回金女大看看母校的心愿，吳貽芳校長還自己出資邀請程瑞芳重遊金女大安全區，以此慶賀她的90歲生日。

程瑞芳的孫子程國祥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與程瑞芳一起生活在金陵女大安全區，他回憶說：“日軍攻佔南京后，我和媽媽、妹妹一起留在南京與奶奶住在一起，當時我10多歲。奶奶說都走了學校沒有人看守，自己年紀大了，不想走，就留下了，還有華群小姐(魏特琳)也沒走，她們一起在國際安全區金陵女大難民所看護難民。奶奶總是很忙，管宿舍、膳食，在難民所還在協助華群小姐做很多事。因為日軍常常進來抓人，人人都害怕，奶奶就常叫婦女們用布條包上頭，臉上抹一些爐灰，躲在被子里，以防不測。”不過，程國祥印象很深的是那時常看到奶奶晚上在自己的房裡燈下用鋼筆寫著什麼，因為奶奶管的事情很多，他當時以為是在記賬。

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

“下午2時，日兵由水西門進城。今晚有人跑到學校里，來得不少。日兵跑到他們這（家）里，要他們走，因為（日本）兵要睡（覺）。跑出來的人都是空手……這些人駭（嚇）死了。……我辛（心）酸了，真是凄慘，不知明天還要鬧出什麼事情來。”

12月18日：

這些日本兵“猖狂極了，無所不為，要殺人就殺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親有60多歲，一連三個兵用過；女兒40多歲，兩個兵用過，簡直沒人道……現在（安全區里）大約有九千多人了，外面的走道上睡了人，如同沙丁魚在盒子里。”

12月29日：

“今日在此登記男人，把全城的男子都弄到此地來登記。留下一些年輕人是他們所疑心的，（讓）這些女難民出來承認是他們的父兄、丈夫或親戚。有一個老太太有膽量，出來認了三個人，其實她也不認得他們，就是要救他們。有一個年輕女子也出來認，說是她的哥哥，回來裡面換件衣服，又出來認她的親戚，此人真是可佩……現在日兵清理街道，把死人埋下土，或是燒，街上的死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