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妮·魏特琳

1919年魏特琳應聘中國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掌管校務，籌建新校園，並鼓 勵學生走出象牙塔，獻身社會，為窮苦四鄰服務，譬如為鄰居婦女開課講授衛生知識，每周兩次為校園四周的貧民看病等，發揚光大了金女大校訓———厚生精神。魏特琳還利用休假到歐、美進修學習，把丹麥、荷蘭的成人教育推廣到中國，對中國女子教育功不可沒。

從1937年8月12日開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幾乎每天都堅持寫日記，並每月定期將其郵寄給美國好友，以便她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時事。當時在美國的好友認為魏特琳的日記很有價值，於是將它寄給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學》發表。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在整理傳教士檔案資料時，發現了魏特琳日記原稿。90年代初，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鑒於魏特琳日記具有極高的檔案史料價值，對魏特琳日記原稿進行了整理，並將其製成縮微膠捲，供歷史檔案學者研究使用。

由於魏特琳當時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在侵華 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這裡成了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作為該難民所的負責人，魏特琳的個人親歷檔案———日記，就是揭露侵華日軍性暴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如日軍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從12歲的少女到60歲的老婦都被強姦。丈夫被迫離開卧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記：“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無辜、勤勞的農民和工人被殺害。我們讓所有40歲以上的婦女回家與她們的丈夫及兒子在一起，僅讓她們的女兒和兒媳留下。今夜我們要照看四千多名婦女和兒童。不知道在這種壓力下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淪陷，日軍分三路撲向南京。在所經之處姦淫、虜掠、燒殺無惡不作。12月5日，日軍未經激烈戰鬥，就進駐南京各要鎮。上海“八·一三”事變后，國民政府為安全計，明令：“接近戰區各大學另籌開學辦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地處南京市中心，吳貽芳校長和她的同事們經過商議決定：在校教職工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西遷辦學，一部分留校本部保護校產，救濟難民。留校教職工組成駐校維持委員會，推美籍教授華群女士為主任。其時，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絕大多數已逃離，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國人挺身而出，組織“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1937年11月中旬，日軍兵分三路向南京進逼。17日，魏特琳致信美國大使館，建議設立一個安全區，讓那些無法撤離南京的難民有一個相對安全的棲身之地，以躲避戰火。她在信中表示：“無論從地理位置或建築物的牢固性來說，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作為難民收容所是再合適不過了”。不久，由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經理拉貝為主席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接著又請求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承認，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魏特琳為紅十字會委員。在日軍佔領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設立了婦女兒童難民收容所。華女士臨危受命，不敢貽誤。魏特琳自己說，她的日記是“抽空寫的———有些是在空襲的間隙寫的；有些是經過一天漫長而繁忙的工作後於夜晚寫的”(1937年9月26日)，但這並不影響它的重要價值，反而讓後人欽佩她人格的魅力。

12月13日晨，日軍首批由中華門入城后，到處姦淫掠燒殺。此時婦女兒童蜂擁而來金女院的難民收容所。有青年婦女裝扮成老婦的，有女扮男裝的，還有老婦、兒童和男人，一個個驚恐萬分。華女士守著大門勸說，為了多保護一些年輕女子和兒童，請男士和老婦回家。難民們哭著求著，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個立足之地。保護上萬婦孺的人生安全，在當時特殊的環境里，談何容易！華女士面對的是一群比野獸更為兇殘的日本侵略兵，他們不可理喻。美國教會學校的牌子，國際安全區的布告，對他們沒有任何約束力。在日軍進城的頭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強姦婦女、搶劫錢財。他們不僅從學校的大門、側門強行入內，還有翻越圍牆進校園，更有夜間從學校低矮的籬笆上爬過來，在無燈光的大樓里，樓上樓下亂摸一氣，摸著哪一個就對她強姦。

華群女士一面組織校內教職員工巡邏校園，一面請來在“國際安全區”服務的外籍男士輪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勞，不是守在門房，就是被叫去阻止進校來奸掠的日兵，從他們手裡奪回中國婦女。她整天無法吃上一餐安頓的飯，無法睡上一個安頓的覺。不少日兵因此惱怒，拿著血跡斑斑的刺刀威脅她；還有的野蠻地打她耳光。華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覺地承擔了保護萬餘名中國婦女兒童的重任，她說，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絕不離開。

在難民所里，許多難民失散了親人，生離死別的痛苦籠罩著難民營。華女 士安慰鼓勵他們，給他們勝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氣，她說，“中國沒有亡，中國不會亡，日本一定會失敗。”同時她為難民尋找失散的親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員工到難民中去登記，寫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後由她轉交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或交日本使館，催促他們去設法尋找。1937年11月下旬，攻佔上海的日軍兵分三路向南京進逼與包抄。12月1日，美國大使館最後一次召集所有尚滯留南京的為數不多的美國公民，警告他們：“再不撤離，以後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堅定地表示：“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然後，她在大使館出示的“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證書上籤上自己的姓名———這已經是她第四次鄭重拒絕了美國大使館要她離開南京的要求。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入南京城，一直生活在和平環境與工作在學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軍令人髮指的暴行，感到震驚與憤怒。12月16日她在日記中寫道：“今晚一輛載有8———10名女子的車子從我們這兒經過。當車子開過時，她們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時傳來的槍聲，使我意識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慘的槍殺命運，而且很可能他們不是士兵。”

儘管金女大校園門口掛著美國國旗與日本大使館的公告，但對凶暴發狂的日軍官兵 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軍或從校門口強行入校，或爬過圍牆入校。魏特琳一會兒守在大門口，攔阻喝斥企圖強行入校的日軍，一會兒又趕到校內其他地方趕走偷爬進牆的日軍。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所寫：“一天中的大多數時間我都像衛兵一樣守衛在前門或是被叫去處理其他問題———跑到學校的其他地方去對付進入校園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有許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隨時起來去應對突發事件。她還組織起巡邏隊，日夜守衛校園，保護難民的安全。魏特琳作為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見證人，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們這些人認為戰爭是民族的罪行，是違反在天地萬物心靈深處創世精神的一種罪過，但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獻給那些無辜受害者，以及獻給那些家庭被燒、被搶，或是那些在戰爭時期被大炮、飛機炸傷的人，幫助他們康復。”一次，她看見一個中國小男孩戴著日本國旗的臂章來給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飯，便上前對那小孩說：“你不用佩戴太陽旗，你是中國人，你們的國家沒有亡！你要記住是哪年哪月戴過這個東西的，你永遠不要忘記！”說著，她幫那個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來。她在日記中寫道：“從軍事角度而言，佔領南京也許會被認為是日軍的一個勝利，但從道義方面而言，這是失敗，是日本民族的恥辱。”

1938年，國民政府授予她獎勵外僑的最高榮譽———藍、白、紅三色襟綬———采玉勳章。魏特琳在那緊張恐怖的日子裡，殫精竭慮工作了數十個日日夜夜。過度的疲勞與長期的精神壓力嚴重傷害了她的身體，她在此期間的日記中常常寫道：“太倦了，倦得連字都寫不出來，”“倦得無法思考”。她在救護了許許多多的中國難民與中國婦女以後，自己得了嚴重的精神憂鬱症。

1940年4月初的一天（即汪精衛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報》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將矛頭對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幫助中國難民度過困難難的西方人。自稱“真相衛士”的作者表示：“讓我們看看那個所謂的慈悲女菩薩吧！明妮·魏特林其實是一個人販子，一個出賣中國人的叛徒。我們必須揭露她，必須把獻給日軍的那些婦女和姑娘們的帳算在她頭上。”（事實上，日軍幾乎把所謂“金女大”當成一個妓院對待，1937年的平安夜，日軍的某一高級軍事顧問表明：“我們從1萬難民中挑選100名妓女。”並且，魏特琳要求對方必須“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並且要讓姑娘們自願。”這完全屬於權衡之舉，當時的日軍十分猖狂。）丹尼森夫人（金女大實際負責人）十分憤怒，不聽明妮·魏特琳的一切解釋。

幾天後，魏特琳遞交了辭職報告。她患上了嚴重的精神抑鬱症。

上述內容在《南京安魂曲》中有載，並且刊於《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第47期以及《讀者》2012年第五期，十分真實。

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勸說下離開南京回美國治病。她在日記中寫道：“多年來我深深地愛著金陵女大，並且試圖儘力幫助她。”她這樣說了，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是她將不得不離開她無限熱愛的這一切了。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離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她選擇這一有意義的日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納州一間普通公寓里，年僅55歲。在遺書中，她寫道，她在中國的傳教失敗了，與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臨終前說：“如果能再生一次，還是要為中國人服務，中國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著：明妮·魏特琳，觀音菩薩，到中國去的傳教士。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卻是四個中國漢字——金陵永生。

明妮魏特琳沒有雙親，沒有家庭，她在密執安州的弟弟把她的遺體運回了一個叫雪柏的小鎮，簡單安葬。在當時的美國，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女人。但在中國，魏特琳的死引起了很大的關注，遠遠超過美國。

在她葬禮的同一天，金陵女大的師生在成都也舉行了悼念儀式，國民政府也在獲悉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后，表示哀悼，並授給他一枚精緻的銀質獎章。

這個孤獨的女人在臨終的一刻，仍然記掛著遙遠的中國。

她被安葬在美國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鎮，墓碑上雕刻著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平面圖，並且刻著“金陵永生”這四個中文字，1940年6月10日，國民政府頒布了嘉獎令，以褒揚魏特琳在中國的特殊功績。

在《拉貝日記》中，她的功績，被記敘得很清楚。

張玉英老人說，她12歲那年，爸爸被日本鬼子射殺，孤苦無依的她被華小姐收留，甚至還送她去上學。幾十年了，張玉英一直託人在美國尋找華小姐的下落。

丁榮聲說，她和親戚中的12位姑娘一起逃到金陵女大，是華小姐救了她們；趙政蓮說，就是因為有了華小姐的保護，所以她才沒有受到鬼子的傷害……

她們無疑都見證了魏特琳在南京立下的巨大功勛，人們對她的懷念一刻都沒有停止過。

為了紀念魏特琳，1999年，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提出了在校園內建立魏特琳的塑像，這個提議最終在2001年得到批准，2002年12月12日，在如今南京師範大學金陵女子學院前方，綠茵當中，一位戴著眼鏡的女子面容安詳，微笑注視著來往的人們。

2000年4月，歷史學家胡華玲出版了《南京大屠殺時期的美國女神：明妮·魏特琳的勇氣》，這是第一部完整的關於明妮·魏特琳的英文傳記。一部以魏特琳一生為內容的劇本《明妮眼中的世界》也正在由瑪格里特·沃特斯特（Margaret Waterstreet）編寫，並將在伊利諾州的芝加哥上演。

有關魏特琳的作品已越來越多，由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編的《魏特琳傳》即將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對於推動魏特琳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貢獻。該書富有新意，研究深入細緻，無疑它將會吸引普通讀者的興趣，同時也將會引起學者的關注。該書並不是一本普通的人物傳記，它挖掘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一些有關傳主生活的細節。該書不僅運用了魏特琳的日記和書信，而且還有許多從未出版的第一手原始材料，例如當地教會的文件、倖存者的訪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檔案資料。毫無疑問，這些最新研究成果將大大有助於今後的學術研究。

85歲的熊秀芳老人後來回憶說：“我老記得嘛，她蠻漂亮的，個子高高的，沒長頭髮，短頭髮這麼長，總是穿著旗袍和高跟鞋。”

紀錄片我的抗戰2第六集金陵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