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昆
朱伯昆
朱伯昆，1923年，生於河北省寧河縣（今屬天津市）。1947年，入清華大學哲學系讀書。1951年，留清華大學哲學系，擔任馮友蘭先生助手。1952年，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國際易學聯合會會長；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易學與科學研究會名譽理事長；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院長；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會東方國際易學研究基金委員會主任；馮友蘭研究會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
朱伯昆
主要代表著作為《易學哲學史》四卷，其他學術著作有：《中國哲學史教授提綱》（先秦——兩漢部分,1956年，連載於《新建設》雜誌），《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參與撰寫，1956年，人民出版社），《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冊，主編，1977年，內部講義，鉛印本），《周敦頤評傳》(1981年，齊魯書社), 《中國哲學史》（近代部分，1982年，中華書局), 《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統稿，1982年，中華書局）,《先秦倫理學概論》（1984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戴震倫理學說述評》、《管子的國家管理學說》。主編《國際易學研究》。另有學術論文數十篇，後來彙編為《朱伯昆論著》和《燕園耕耘錄——朱伯昆哲學文選》。
“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資料講解”、“中國哲學史學史”、“中國倫理學名著選讀”、“易學哲學史”等。
朱伯昆先生被公認為是繼馮友蘭、張岱年之後的第三代中國哲學史的代表。
朱先生是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家，也是繼馮友蘭和張岱年先生以後中國哲學史研究“北大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從五十年代開始，先生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思考就表現出獨立於教條主義式意識形態的特點。1957年發表的《我們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一文，即反思簡單地套用哲學史上兩條路線鬥爭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做法，產生了積極影響，表現出了先生的學術洞見和勇氣。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先生五、六十年代的學術工作主要以哲學史教學資料的整理和編輯為主。先後主編了《中國歷代哲學文選》（先秦——隋唐）、《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彙編》（先秦——隋唐）、《中國哲學史資料長編》等，這為先生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文革結束以後，重新編輯《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朱先生是統稿人。這些工作，為全國範圍內的中國哲學史教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用“民至如今受其賜”來形容，可以說一點都不誇張。先生自五十年代起就是中國哲學史學科的教學骨幹，教學活動持續了四十多年，主要開設過“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資料講解”、“中國哲學史學史”、“中國倫理學名著選讀”、“易學哲學史”等。朱先生是同時代學者中授課最多的教師之一，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和心得。文革結束以後，急需擺脫僵化的教科書模式，朱先生曾經提出了一個詳細的中國哲學史講授大綱。該大綱擺脫了舊的教條主義做法，突出中國哲學的固有問題和特點，尤其注重歷代理論思維的成績。這個大綱雖然沒有轉化為一個系統的教科書，但對於中國哲學史的講授產生了重要而實質性的影響。
朱先生是著名的易學家，易學哲學領域的奠基人，易學哲學研究大師。先生認為，在西方哲學傳入中國以前，中國人的理論思維基本上是通過易學來鍛煉的。因此研究中國哲學而不研究易學，就不能深入把握中國傳統理論思維的特點。正是基於此種理解，朱先生舉十年之力，完成了一百五十萬字的巨著《易學哲學史》。該書系統地討論了從先秦一直到清代易學哲學的發展，資料翔實，分析縝密，每一部分都不乏真知灼見，從中可見朱先生治學的深厚功力。該著作充分體現了北大學派原始材料和理論分析並重的特點，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後期中國哲學界不可多得的經典，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方向。這也是朱先生超越前輩學者之處。先生的易學哲學研究貫通哲學和經學，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二十世紀哲學史研究輕視經學的缺點，並促進了哲學史研究對經學的關注。朱先生認為，不研究經學，哲學史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下去。由於易學的特殊性，先生治《易》十分重視義理和占筮的分別，自覺繼承孔子“觀其德義”及“不佔而已矣”的精神，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占筮活動。先生的易學哲學研究在國內外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其巨著《易學哲學史》已經翻譯成日文和韓文，即將出版。
朱先生從事教學工作五十多年，桃李滿天下，培養了眾多優秀的學術人才。於學生嚴格而不失溫和，寬厚而不失砥礪。在學生的心目中，朱先生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也是一個敦厚的長者。其道德文章贏得了學生們的尊敬和愛戴。
朱先生晚年致力於易學研究普及和培養易學人才的事業，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的復興事業。先後創辦了美芝靈國際易學研究院和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任院長。先生以其德性和智慧的魅力會聚了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易學名家，共同討論易學和中國哲學的問題，為易學研究的發展和易學傳播作出了卓越貢獻。在此期間，創辦了《國際易學研究》學刊，並主編《易學基礎教程》以及“易學智慧叢書”數十種。2004年，又主持成立了國際易學聯合會，為首任會長。
朱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與世無爭。雖歷經坎坷，然憂國憂民之心無時不在。先生認為個人的命運和國運密不可分，因此一直關注國家的發展和進步，並為民族復興深感自豪與驕傲。八十歲時曾經賦詩云：
百年磨難思中興，而今萬邦謁燕京。
老驥猶伏千里志，振興中華育精英。
從中可見一個愛國愛民的知識分子的內心情懷。我們相信，先生的道德文章將和國家民族同在。
朱先生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領域非常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師，德高望重的學者，在國內外學術界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他的逝世是我國哲學界和中國哲學史學界的重大損失。朱先生的學術成就和貢獻將被後學和歷史永遠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