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

《第二性》分為I、II兩卷：I從生物學、精神分析學、歷史和女性神話在文學中的體現等方面來分析女性的處境；II從存在主義的哲學理論出發，研究女人在出生、青春期、戀愛、結婚、生育到衰老各個階段，以及在農婦、女工、妓女、明星或知識分子等各個階層中的真實處境，探討女性獨立可能的出路。波伏瓦提出了女性獲得經濟獨立的必要性，也強調了只有女性經濟地位變化才能帶來精神的、社會的、文化的等等後果，只有當女性對自身的意識發生根本的改變，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

法國大革命儘管響亮地提出了“天賦人權”的口號，但那只是男人才享有的權利。不論是制憲會議的溫和派還是國民公會的激進派，在他們高喊“平等”的同時，都一致堅持婦女應回到家庭和廚房中去，履行“造化”所要求她們的賢妻良母的職責”。1804年頒布的《拿破崙法典》，更是完全把婦女排斥在公民資格之外。其中的第213條明確規定“婦女應該服從她的丈夫”，婦女的經濟、社會活動必須經過丈夫同意，家庭財產嚴格由丈夫支配。法國婦女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到1944年戴高樂臨時政府時期才遲遲獲得。這不僅比其他歐美國家落後了一大截，甚至遲於亞洲的斯里蘭卡等國家。一方面兩性不平等的現象相當嚴重和普遍，另一方面女權運動的發展卻滯後於其他國家。譬如美國，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女權運動就已轟轟烈烈地展開。

法國婦女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婦女解放運動的滯后，不能不促使那些具有強烈批判精神和人文關懷的學者去思考、去探充。波伏娃生在法國，長在法國，作為一位思想獨立前衛的女學者，對法國婦女問題的體會更是深切。她敏銳地發現這場女權運動的高潮在法國不僅來得緩慢，而且具有先天的缺陷，即僅限於資產階級婦女，沒有觸及更為廣泛的其他階層的婦女；僅停留在要求受教育平等、財產繼承權平等這樣一些具體權利，沒有觸及到父權制社會本身。於是，她通過個人的體驗和對其她婦女的觀察對婦女社會地位問題進行了歷史的哲學的思考，提出了真正的更高意義上的性別平等，從多角度深刻地分析了婦女現狀及其形成原因，完成了《第二性》一書。

徠波伏娃的《第二性》把存在主義哲學運用到對於女性狀況的分析和研究中。系統地闡述了她的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的思想觀念，勇敢地向世俗宣言：“我們將以存在主義的觀點去研究女人，給我們的全部處境以應有的重視。”我們的觀點是存在主義的觀點。基於上述存在主義的立場，作者立足於人類意識的宏闊視野，從神話、文學作品中極力捕捉男性意識的閃光，對兩性的人類文明進行了探索並指出男人如何通過將自己定義為自我，將女人定義為他者而確立男性的本體地位的。她寫到：“定義和區分女人的參照物是男人，而定義和區分男人的參照物卻不是女人。她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對立的次要者。他是主體、是絕對，而她則是他者。”對於女性的“第二性”、“他者”地位的形成原因，作者闡述道：“女人並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只有另一個人的干預，才能把一個人樹為他者。”也就是說，她認為女人的“他者”地位總是和她的總體“處境”息息相關的，是存在主義的。一是源於父權制度和父權意識。波伏娃認為：“要女人呆在家裡的父權制，才確定她是感情的、內向的內在的。”正是在男性意識的主導下導致了女性“內在性”的形成。二是源於女性的“內在控“。從生物學角度而言源於她的生育功能；從歷史角度而言源於歷史的勞動分工：撫養幼兒。正是生育和撫養幼兒等女性的這種所謂的“內在性”限制了她的“超越性”，使她成為“他者”、“第二性”。因此，波伏娃認為男性是外在的、超越性的自我；女性則是自在的、內在性的自我。

《第二性》所引用的材料豐富翔實，論證相當嚴密。波伏瓦深諳人類學家關於原始社會的著述，又熟稔精神分析學家、外科醫生（包括生物學家、生理學家等）、性學家、批評家、經濟學家、東方學家等等的作品，這些引文既能充分為論點作證，又增加了行文的趣味性，使這部學術著作不致顯得枯燥乏味。

基於現實生活的發展，波伏瓦滿懷信心地看到女人未來的解放，雖然她並沒有提出多少切實可行的方案，但這並沒降低《第二性》的理論價值。

該書出版后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加繆指責她“敗壞法國男人的名譽”，梵蒂岡把它列入禁書目錄。

最初的反對聲浪過後，是無數的靈魂被震撼，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和無限新的可能。《第二性》被譽為“有史以來討論女性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滿智慧的一本書”，甚至被尊為西方婦女的“聖經”。波伏瓦由此被稱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精神母親”。

《第二性》在法國出版后首周賣出2萬冊，它的法文版累計銷量已超過300萬冊。1953年，《第二性》被譯成英語，而後又先後被譯成德語、西班牙語、丹麥語、波蘭語、葡萄牙語等17種文字。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國二十世紀重要的文學家和思想家。1908年生於巴黎，1929年獲巴黎大學哲學學位，並通過法國哲學教師資格考試。1945年與讓-保羅·薩特、莫里斯·梅格-龐蒂共同創辦《現代》雜誌，致力於推介存在主義觀點。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極大反響，成為女性主義經典。1954年憑小說《名士風流》獲龔古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