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村

不計較犯罪成本和效果，甚至為了幾張紙巾都能去搶劫，動不動就走向極端，等到真正判刑的時候才後悔。這是城鄉結合部刑事犯罪的一個極鮮明的特點。公交車內擁擠不堪，帶著行李卷的打工者們木然坐在座位上，後座不時傳來吵嚷著打電話的外地口音。售票員顯然已經習慣了這一切，對每一個主要站點，他們都會多報幾次站名。

壽保庄到了。村口高聳的鐵制大拱門上豎著七桿紅旗，紅旗下站著兩名身穿制服、頭戴安全帽的保安。中午時分，太陽高照，保安的注意力並沒放在進出壽保庄的行人身上。“白天還好，晚上他們會查出入證件。”住在壽保庄的外來打工者說。

走進大門不久，藍白相間的壽保庄綜治工作中心顯得異常清潔。透過窗戶，可以看到靠窗的桌子上擺著四疊一尺多厚的流動人員信息表—— 姓名、籍貫、工作地址、工作經歷，還有免冠照片。

壽保庄位於北京南五環附近，歸屬大興區西紅門鎮。這個鎮在一個月前開始對16個流動人口倒掛村實行“封閉式管理”：除新設了鐵門，村周圍還築起了磚牆，增添了攝像頭，村民進出將不再毫無限制，每天早6點開門，晚23點關門，出入都需要憑證件。

這種“封村”的舉措，被輿論指責為對流動人口的“變相歧視”，甚至有人說這是現實版的《第九區》(一部被認為影射南非當年種族隔離政策的影片)。

質疑並沒有阻擋當地政府的“封村”步伐，除了把“封閉式管理”這一名稱換成“社區化管理”之外，具體措施一刻也沒停，全鎮306個攝像頭已經基本安裝完畢。

大興“封村”其實早有淵源。2008年北京奧運會，2009年的60周年大慶，以及2010年的全國兩會，這些村莊都處於封閉式管理之下。只是，這一次，封閉式管理要成為常態，且封閉更為嚴密。西紅門鎮計劃為此投入1300萬元。整個西紅門鎮攝像頭的數量將從原來的106個增至306個，每個村莊都增設了五間房大小的綜治維穩指揮中心。“你看到那藍白相間的建築顏色，就知道是公安部門在主導封閉式管理了。”陳德寶說。封閉式管理之後的這段時間，治安效果看上去非常顯著。“16個封閉村中有11個是零發案。”相對於2009年西紅門鎮110警情每天六七十起，全年8030起的狀況，這一新數據令陳德寶感到欣喜。建起了“圍牆”，似乎真的不一樣了。

最先試點的壽保庄和老三餘村，封閉的環境並沒有阻住外地人，這裡的房租已經從原來的二三百元漲到三四百元，房源很緊張。“不可能完全封閉，不讓人出入。”來自山東的打工者朱建業(化名)對本刊記者說。

朱建業並不反對封閉式管理，他說，老三餘村確實髒亂不堪，偷盜、打架、鬥毆時有發生。至於媒體歧視外地人的說法，朱建業感覺與自己並無太大關係。這也是本刊記者在採訪時得到的普遍印象：普通百姓基本上並不認為此舉有什麼特別值得談論之處。

在“封村”新政的推進當中，當地對政策也做了進一步完善，比如為了照顧小商販的生意，正在醞釀出入證件“鄰村互認”。

在村民的理解中，這次的“封村”管理，更多的是針對那些上訪人員。按照新規定，租住在村裡的流動人員需要辦理出入證，辦證時必須同時出具房東身份證、本人暫住證和身份證，但不必繳納任何費用。

本刊記者見到的“西紅門鎮老三餘村出入證”是一張綠色卡片，上面記錄著持有人的姓名、性別、民族、原籍、現住址、職業、單位、身份證號碼和聯繫電話，還貼著一張登記照，但並沒有公章等防偽標識。

上訪者是不允許辦理出入證的，而壽保庄與老三餘村等村由於交通便利，一直是出了名的上訪者聚集地。“這不公平，這不是要攆我們走嗎？”一位住在老三餘村的上訪者對本刊記者說。

但是不少基層政府借封村之際亂收費，大臧村2010年12月封村，村委會借辦出入證之機收取所謂的2010年衛生費、水費60元/人，而此時2010年僅剩一個月，引起不少外地人反對，認為這是歧視和亂收費，拒絕繳納。憑證出入政策開始僅兩天就發生對抗事件，一名外地人被打成重傷，據說這名外地人要上告法院，當地村委會拿出一萬多元私了，當地派出所甚至在上下班高峰安排持械警力“維護”秩序。因此封存政策的實施應多方考證，科學實施，這也是考驗“以人為本”國策在天子腳下的基層貫徹實施的考驗。

飛速的城市化進程，使得北京城每五年就會多出一環。如今，這個“環”推到了大興北五鎮。北五鎮之一的西紅門鎮流動人口在10 萬~ 13萬，而其戶籍人口只有2萬。

原本只有612位“原住民”的老三餘村，租房戶超過7000人。當地人口不足千人的壽保庄村，也要應對十倍於自身人口的壓力。

用電高峰期都會因超負荷用電而跳閘。老三餘村的廁所也已經擴到了十個，但仍然不敷使用。

村莊管理體制薄弱的問題早已存在。幾年前，當北京市公安局大興分局局長陳德寶還在海淀分局工作的時候，對於那時的城鄉結合部中關村的整治深有體會。“每次都是出動四五百名警察，搞地毯式突擊。抓幾個在逃的，治安狀況能夠好轉十天半月。但不久就會死灰復燃。”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中關村完全變成了城市，那些學歷較低的體力勞動者大部分都被推向了更為邊緣的周邊，中關村的治安狀況才得以好轉。而大興西紅門鎮16個村莊的封閉化管理，也好像是在為城市化做著準備。

西紅門鎮西區11個村莊在2009年大慶之後的兩個月內，已經全部搬遷完畢。那裡將建成南城最大的經濟適用房區。2萬多名原本生活在西紅門鎮西區的流動人口已經挪到了東區或者周邊鄉鎮，有的回歸故里。

整個西紅門鎮將在四五年內整體搬遷，西紅門鎮東區16個村莊也將基本完成城市化。從西區挪到東區壽保庄、老三餘村等村莊的流動人口，只能再次走向邊緣。2009年，大興區拆遷了40多個村莊，2010年，他們計劃拆遷60個村莊，北京南六環成為城市的前景並不遙遠。

“封村”新政或許將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得以推廣。如今，“封村”新政典型示範村壽保庄的村幹部增加了一項新任務，忙碌地接待市區各級領導的考察。據介紹，到年底前，大興區92個外來人口“倒掛村”都將推行這一管理模式。

大興區公安部門並不諱言對上訪戶的防範。“城內的賓館對於上訪者的信息都有備份，上訪者一進入這些酒店登記，他們的信息就會自動彈出來。”陳德寶說。但在城鄉結合部，對於上訪者的追蹤無法做到如此嚴密。

尤其是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廢除之後，對於流動人口的數量已經無法準確統計，更不用說流動人口的其他基本信息了。“實行"封村"之後，對流動人口的數量統計一下子就能達到100%。”陳德寶說。

在壽保庄和老三餘村的綜治辦，本刊記者可以看到成疊的流動人口信息表，這些信息都將輸入到電腦，並隨時增刪。

對於大興區來說，這無疑是給自己上了一道保險。以往，上訪者或暴力分子一旦在北京製造了什麼事件，如果最終查出是在大興區域內住宿過，大興遭問責。“以大興的警力來算，每個警察要管理一萬人。而按照管理學的說法，一個人管理800人才是合適的。”陳德寶說。正是這種管理現狀，促使了“封村”政策的實施。

“其實，我們自己也早就想"封村"管理了。這下倒好，鎮上給我們村省了錢。”老三餘村村主任郭瑞豐說，對於自己村裡的治安狀況，無論是當地人還是外來人都不滿意。老三餘村的圍牆早已建起，13個出入口都裝上了鐵門，還將安裝14個探頭。看起來的確安全多了。

“設備由鎮上出資，但人防是需要村裡出錢的。”西紅門鎮宣傳部副主任王娜解釋說。按照公安部門的規定，村莊專職防範力量由兩部分構成—— 巡防隊和流動人口管理員，巡防隊按照實有人口2.5‰，流動人口管理員按照流動人口5‰的比例配給。這些人的費用將由各村自己支付。

在老三餘村，這兩個隊伍總共有33名隊員，都是本村男性村民，對他們並沒有學歷要求。他們每個月的基本工資是400元，加上其他補貼將會達到1400元以上。

其實，村莊自己搞得越“有聲有色”，鎮上扶持的資金越會向其傾斜。與老三餘村相隔不遠的大生庄，早在2006年就已經“建圍牆、設街門”。西紅門鎮對大生庄都有部分扶持。

整個西紅門鎮將聘任400多名專職巡防隊員和流動人口管理員，這些人需要通過業務培訓(外來人口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學習)以及38軍特種兵大隊的軍體教育。“許多人上個月還在種菜呢，這個月就要做專職巡防隊員，不經過訓練不行。”陳德寶說。

在北京市公安局大興分局局長陳德寶看來，媒體製造的“封村”輿論實在有些冤枉。他對《望東方周刊》說，對於流動人口，他們一點歧視擠壓的意思都沒有。相反，從實際效果來看，還保護了流動人口的利益。

“大興區80%的案件發生在城鄉結合部的北五鎮，抓獲的違法犯罪人員超過80%是暫住在這五個鎮的流動人口，被侵害對象超過80%也是這些流動人口。”陳德寶說，“這些流動人口的防範意識和能力都比較弱，實行"封閉化管理"，搞好這些村莊的治安，不就是在保護流動人口的生命財產安全嗎？”

至於“封村”侵害人權之說，陳德寶更不認可。在他看來，“封閉化管理”措施經過了當地村民的同意，達成了共識，即便這一措施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總不失為一個城鄉結合部治理的探索。

“城鄉結合部各種矛盾交織，很容易形成社會事件。專家學者們應該到這些村去看看，單單一個老三餘村每天都能有三四起110警情。怎麼才能管起來？”陳德寶很期待輿論能夠理解他的“封村”思路。2009年年底，當陳德寶向大興區委區政府提出“封閉式管理”的建議時，大興正在經受著巨大的治安壓力。

當年11月27日、12月27日、12月31日，大興區北五鎮中的黃村鎮和舊宮鎮，連續發生三起滅門案，共導致13人死亡。更令人驚恐的是，死者都是兇手的妻兒父母以及朋友。

“為這三起滅門案，北京市委副書記約見了我們區委書記，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陳德寶對《望東方周刊》說。可是，這三起滅門案既不是仇殺，也不是情殺，還不是圖財，哪條都不沾，“全都是激情殺人，怎麼去防範？”

不計較犯罪成本和效果，甚至為了幾張紙巾都能去搶劫，動不動就走向極端，等到真正判刑的時候，才後悔—— 陳德寶說，這是城鄉結合部刑事犯罪的一個極鮮明的特點，“這種事情不可能在北京三環以內出現。”

城鄉二元結構下，大興區北五鎮這樣的城鄉結合部承載了大量流動人口。小作坊、小網吧、小髮廊、小旅店、小洗浴充斥每個角落。從事著來料加工等季節性體力勞動的打工者只能住在這些月租200 ~ 400元的出租房內。“他們都是低勞動技能，90%以上的文化水平都在初中以下。”陳德寶說，有錢賺的時候還好，沒錢賺的時候其心理狀態極不穩定。

在陳德寶的分析中，這個人群是最具社會危險性的，“街頭擾序、無端仇警的都是這批人。”

他曾經研究過甕安事件等社會性群體性事件，發現那些居住在城鄉結合部，與核心事件並無利害關係的人員卻是參與的主力。

“許多看上去是家庭矛盾、個人問題引發的事件，其實都是社會問題。”陳德寶說，“這得社會學家來研究。”至於公安機關，從維穩現狀出發，他說，“封閉式管理”是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