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鶴年

李鶴年(1895-1969)，原名李傳齡，又名李茂三，泰安縣東向村(今肥城市邊院鎮東向村)人。早期中共黨員之一，職業革命者。

李鶴年出身貧苦農民家庭，早年入武校學藝，16歲輟學務農。他兄弟5人，靠租種十幾畝薄田勉強糊口，后以微資做本錢開饃饃鋪，賺取薄利，以補家用。

1916年春，李鶴年家境日艱，為尋生路，隻身到淄博當煤礦工人。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舊政府招募華工輸往歐洲，李鶴年應募去法國當華工。到法國后，在鐵路做工2年，后干收屍、修墳等雜役。其間，他結識在法國勤工儉學的留學生郭隆真、趙士炎(後為中共旅歐總支書記)等人。在交往中，李鶴年漸漸懂得打倒列強、打倒軍閥，建立新中國的道理，萌發革命的要求。他經常拿工資資助中國留學生和生活拮据的華工工友，在旅法華工中享有較高威信。當時，法國當局歧視和迫害華工，華工的工作條件差、工資少，生活水平低下。法國當局對華工的歧視和迫害，激起了華工的反抗，多次舉行罷工鬥爭。面對覺醒的中國工人，法國當局採取兩面手法，表面答應華工提出的條件，暗地裡卻秘密對罷工華工領袖進行迫害。在險惡的環境面前，李鶴年沒有退縮， 1921年前後，他和留法學生先後領導了3次罷工，並取得勝利。後為躲避法國當局的迫害，他潛至里昂，在留法學生盧永秋的幫助下，改名李鶴年，領取中國領事館的護照。此後，他一直在里昂附近的一家工廠做工，並擔負華工工會裡昂分會的組織領導工作。在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的培養下，他進一步受到馬克思主義教育，1923年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4年6月，旅歐黨組織派李鶴年、羅覺、陳喬年等人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同年12月轉為中共黨員。1925年5月，國內工人運動高漲，急需幹部，他和陳喬年提前被派回國。他們喬裝到達上海，與黨中央取得聯繫，被派到北方區委工作。后又和趙士炎、袁達時等去開灤煤礦領導工人運動。在趙各庄、馬家溝、唐庄等礦區發動煤礦工人起來進行鬥爭，成立礦工工會，公開懸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旗幟，並組織聲勢浩大的罷工鬥爭。開灤煤礦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引起反動當局的恐慌。一次，李鶴年等領導人正在召開工人領袖會議，軍閥李景林派軍警包圍了會場，袁達時當即被捕，李鶴年在工人的掩護下，化妝逃往唐山。在中共唐山地委書記阮章榮處，與趙士炎研究決定，返回礦區秘密聯絡工人，再次發動罷工，以營救被捕的同志。三天後，他們的活動被敵人察覺，受通緝。李鶴年被迫去北京，後轉張家口隱蔽。是年10月，黨組織讓他改扮成華僑商人回到家鄉，待機開展革命工作。

李鶴年回到家鄉后，仍與趙士炎保持聯繫。為掩護開展革命活動，他在東向鎮中心開辦了“平民飯店”。當時這一帶土匪活動猖獗，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受到很大威脅，李鶴年以此為由，辦起了“義武團”，自任團長，準備以此為基礎開展黨的地下武裝鬥爭。1926年，趙士炎在上海被捕犧牲，李鶴年一度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繫。

1927年夏，李鶴年任東向小學校董，他以學校為基顧，團結進步教員，開辦夜校，進行平民教育。7月，建立中共東向支部，李鶴年任書記。8月，根據中共山東省委的指示，在東向建立了中共泰安縣委，李鶴年任組織委員。

1933年7月，臨時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長宋鳴時叛變，臨時省委遭破壞。12月，原泰安中心縣委書記曹福廣叛變，帶領捕共隊來泰安，李鶴年等22名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捕。在敵人的法庭上，他大義凜然，慷慨激昂，始終未暴露黨的機密。國民黨泰安縣長周百煌暴跳如雷，將李鶴年判刑5年，送往山東第一監獄關押。在獄中，他團結戰友，進行三次反虐待絕食鬥爭，均取得了勝利。到1937年“七·七”事變后，在全國人民抗日高潮壓力下，國民黨當局被迫將他釋放。

回到家鄉后，李鶴年不顧虛弱的身體，立即投入到抗日宣傳，發動武裝起義的活動中。他和武冠英一起，聯絡共產黨員，動員進步青年，籌借一批槍支彈藥。數月間，在東向、武家、柳林一帶，建立起一支50餘人、40多支槍的抗日游擊隊。1938年1月，舉行泰西抗日武裝起義，成立山東西區人民抗敵自衛團，游擊隊編入自衛團第五大隊，李鶴年負責五大隊的後勤供應工作。

1938年5月，中共泰安(西) 縣委成立后，為適應創建抗日根據地的需要，選派幹部建立各區區委和區公所。5月下旬，泰安(西) 九區(東向)區委、區公所建立，李鶴年任副區長。1941年7月，日偽軍加緊對泰肥山區“掃蕩”，泰西形勢嚴峻，泰安(西)縣將所轄5個區，劃為10個區，李鶴年任五區區長。

1942年，泰安(西)縣委書記鄒靖國叛變，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李鶴年置生死於度外，深入敵人營壘做分化瓦解工作，並利用敵內部予盾，除掉了兩個死心塌地為日寇賣命的漢奸。12月18日夜，李鶴年正在於老莊家廟召開鄉、村長會議，被一叛徒帶領日偽軍包圍。他臨危不懼，對敵人大聲喝道：“我是區長，會是我召集的，與這些人無關，我跟你們走! ”日偽軍抓住李鶴年，如獲到寶，將他押往泰安日軍憲兵隊，企圖從他口中得到黨的機密。敵人先是軟化利誘，一無所獲，隨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各種酷刑，他被拆磨得臂斷、腰傷、腿殘，幾次昏死過去，但他寧死不屈。敵人無計可施，只好將他關進木籠，長期折磨。后經縣委千方百計設法營救，多方疏通，以“只能在家，不準外出”為條件出獄。在家中，他受到敵人嚴密監視，沒有活動自由，但他仍然藉機了解敵情，做分化瓦解敵偽的工作。

1945年10月，李鶴年病體稍見恢復，即長途跋涉到冀魯豫一專署報到，請求工作。組織上分配他在磨麵坊工作，翌年2月，又調他籌建聊城專署鐵工廠，擔任經理。他帶領工人自力更生，收集廢舊鐵器打造農具。一次拆卸舊炸彈，他怕出危險，讓其他同志躲開，自己拆卸，手被炸傷。工廠建設初具規模，他又主動提出讓年輕有為的同志擔任經理，自告奮勇擔任了營業股股長。

1952年5月，黨組織為了照顧他，將他調往北京，初擬任華北婦聯處級幹部，徵求意見時，他向黨組織表示：“自己年老體弱，很難負此重責，不能為了照顧我而耽誤黨的工作。”黨組織接受了他的請求，任命他為總務科副科長。1966年因病離休。 “文革”中，李鶴年被污衊為“叛徒”，家庭受株連，他積憂成疾，於1969年12月病逝。

國家機關黨委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文件精神，對李鶴年的歷史進行了複查落實。1986年7月4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在關於李鶴年黨籍問題的批示中指出：“李鶴年同志是我黨早期的老黨員，為革命做出了一定貢獻。”1987年9月8日，李鶴年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