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井村

由於自然條件的原因，本村的發展目標是：提高現有糧田產量，保證口糧自給，發展多種經營。目前已建成500頭生豬以上養殖場3個，苗菜種植基村100餘畝，小型水泥制磚廠10餘個，織布、織襪等家庭工業已初具規模。

2008年初，為響應國家新農村建設號召，村民們以高度的建設本村美好家園的熱情，在黨支部村委會帶領下，爭取到縣級新農村建設項目，目前正在緊鑼密鼓施工中，以村中心辦公樓為核心，正在建造花園式健身休閑公園，全村主幹道路兩旁綠化花壇，村民生活污水凈化池，一個環境美好的花園式村莊將在年度實現。

義井是一個古老的村名，關於義井村得名，在民間有種種傳說。一說漢時，劉秀兵敗被邯鄲王王郎追殺，奔命上艾途經義井，人困馬乏，口乾舌燥，饑渴難忍，寸步難行，心想“天滅我也”。正當此時，地上顯一水井，清泉從井口溢出，兵將爭相痛飲，劉秀大喜，驚呼“天助我也！天地自然也知禮義，溢井之水救吾不亡，真乃義井也。”

因此得名，一說本地農民以種植水澆地謀生，由於幾家共用一井，稱“公井”，年長日久在用水上難免發生矛盾，為和氣相處，倡義禮為先，故將“公井”改稱為“義井”而得名。

也有說是因為早先已有三義廟，廟內神靈佑民平安，故將“義”字和當地“井多”合而稱為義井。凡此種種說法，均言義井得名不是和“義”有關就是和“井”相聯。

1990年，城區車輛廠出土的一塊北宋政和六年(1116)墓誌銘上刻有“乂井村住人”字樣，說明在北宋時義井早已立村。但當時是“乂”而非“義”。經查閱資料，知“乂”字字義有四，《說文》：“乂，芟草也，後作刈”，為割草。《國語·楚語上》稱為“治，治理之意”。《三國·魏書·鍾會傳》：“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乂”是“安全、平安”。曹植《七啟》：“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是指有傑出才能的人。“乂”和“義”字雖同音，但無一意相通、相同或者相近。而“井”字的含義有六：一為水井；二為古代的一種土地制度“井田”；三為人口聚集的地方，如市井；四為六十四卦之一的“井卦”；五為二十八星宿之一的“井星”；六為姓。

如將“乂井”合起來考慮最合適的解釋應該是“太平安定，人口聚集的地方”。這不僅符合立村的基本條件，也符合義井村的客觀實際。

據專家考證，歷史上村的出現是人口聚集的一種形態，村的形成和發展有兩大因素至為關鍵：一是地緣，二是血緣，前者決定生存環境，後者關係到村的凝聚力、穩定性和子孫後代的發展。古人選址注重追求人和自然關係的和諧以及社會環境的和諧，一般要求符合“枕山、環水、面屏”的原則。義井村，背靠王母山，村前有義井河環村而過，面對近有黑山，遠有黑砂嶺、獅腦山成自然屏障，坐北朝南，是一適宜人口居住的風水寶地，加之地處晉冀交通要衝，從戰國始，歷朝歷代十分重視道路修繕，義井地處通京大道和通往省城的大路邊，來往行人、商旅馱隊頻繁，人口集聚及商業發展早且多是史實，雍正二年（1724）因“人口日繁”，導致上下五村分為義井和義東溝兩村就是佐證。

義井立村確切時間現已無法考證，但唐時已成村應無疑。據平潭堖李氏族譜序言載：“吾李氏一族自唐宋以來，世為平定義井都人，在唐李多顯者，今南庄高冢壘壘可驗也，荒遠不可考底，有遠祖名恕，仕為唐昭儀將軍。”這一記載說明：一是唐朝時已有義井村；二是這一結論是可信的，因這一記載是清順治九年（1682年）李氏修譜時根據南庄祖墳墓碑所記而來的。據此推測，義井村立村時間至晚在唐或更早一些，在北宋前稱為“乂井”，而後改稱義井。這一稱謂較早見於文字記載是在元代。

時中書左丞呂思誠為義井（義東溝）呂氏所書《呂氏家瑩表》稱“呂氏徙居平定州之義井裡蓋數世矣”。這就說明，從發現北宋墓誌銘的政和六年至元中書左丞為呂氏書家瑩表的至正十三年相隔237年間，義井村名曾在用字上有過變更。

去年在參與村修志過程中，一位朋友發現一冊《義井村石碑記》手抄本，介紹予我，經多位朋友及師長幫助，對碑文大意有所了解，使村名由“乂井”改為“義井”有了較為準確的解釋。《碑記》所述就是義井村名中“乂”字改動時的原始記載，但因後來多年失傳，致使後人對村名來歷產生了種種猜測。明弘治七年秋，大雨後銘文在河中重現，使村名改動來歷真相大白。恰值當日任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銜的州人耿裕留宿村中，倡仍“依廷器公之銘而林立，昭然不誤邨之名也”。

村名改字事發金朝趙秉文任平定州刺史期間（大安二年1210年至貞佑三年1215年）或稍後。當時由於戰亂頻繁，干戈紛擾，百姓困苦，金朝為維持連年戰爭費用，不斷加重人民的賦稅和徭役，加之連年災荒，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人民賣兒賣女，社會極不安定。大安二年（1210）趙秉文任平定刺史后，秉承儒學“存理去欲，捨生取義”及“民本”、“仁義”思想治政，廢除前任苛政，倡導豪門富戶放賑救災，同人民共甘苦，不惜拿出自己祿米救濟災民，使當時的重災區義井地面生產恢復，生機再現，人民感恩戴德，其事迹廣為傳頌，后經山西名士趙秉文學生加摯友岢嵐人王中立提議，將村名中“乂”字改為“義”字，以示紀念清官、好官、父母官趙秉文“愛民、重民，以民為本”的正義之舉。“吾村蓋然”，一致贊同。遂由平定名將元大將軍聶圭刻銘以記，昭示後人。後由於時間久遠，銘文失現，人們對義井村村名說法漸多，較流行普遍的說法同“陽泉”得名同出一轍，“素以溢取義而為之”，言義井村名源於“溢井”。銘文再現后，方知民間傳說是一種誤傳，“實乃土人之俗，誤人矣。”差點將為紀念好官、清官趙秉文業績而導致村名改字的史實為一種自然現象所代替，真是危險啊！經詳查史實，趙確系一名人民愛戴的父母官。其在平定任職五年治政有方，保一方平安，離任時，“老幼攀遮，戀戀不忍訣”。《平定州志》對其業績、藝文多有記載。金代，咸稱趙秉文、楊雲翼為二賢；元間，知州劉天祿、始克成並升元好問、李治遂名“四賢堂”；後人繼述選升王構、呂思誠為“六賢堂”。

后隨賢士日增，於明成化五年改為“崇賢堂”，均以諸賢“文章足以繼世，事業足以濟時，縉紳慕之如景星鳳凰，學者仰之如泰山，州人慕立祠像也宜矣！”

關於義井村民間的種種傳說，雖非正統，但均系依據義井客觀環境變遷而產生的引申義，有其合理成分。有關“溢井”的說法，不僅明朝時從地面井口溢出水是客觀存在，就解放初，這種現象在盛夏時也經常出現。但這些情況在立村初則不然。義井村早期居民均居住在南坡的黃頭溝，北坡的梨溝，上、下窯坡，馮家溝，稱上五村；后擴展到北坡的河北、南坡的坡底、大溝、小溝、圪台，稱下五村。而義井河南北兩岸均為河道，遵循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規律漫流著，隨著河道兩邊不斷淤積，社會條件發生變化，村裡人口急劇增加，人們才去有意治理沿河兩岸，有了“前街、後街”，以及河道兩邊的良田。由於前街、後街地形較低，而地下水位較高，水井逐年增多，且“溢井”現象頻發，人們隨之產生因“溢井”而名的想法，實屬自然。隨著水井增多，水澆地逐漸增加，為保一方用水和諧，“公井”改“義井”，也屬合情合理。因三義廟的建立，祭祀日漸紅火，把三義廟之“義”和“多井”之實聯繫起來去解釋義井也屬有據，但“因義井地面地處大道邊且前後有山，河水環村，適宜居住，人口較快集聚且太平安定，而取名義井村”才是原始本意。至於村名中，由“乂”改“義”已有銘文和碑記詳述，不應再有異議。而民間種種傳說則應視為人們根據時過境遷，客觀變化而產生的村名引申義，也屬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