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居環境
城市人居環境
城市人居環境,是指在一定的地理系統背景下進行著居住、工作、文化、教育、衛生、娛樂等活動,從而在城市立體式推進的過程中創造的環境。
城市人居環境是人類工作勞動、生活居住、休息遊樂和社會交往的空間場所。人居環境科學是以包括鄉村、城鎮、城市等在內的所有人類聚居形式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著重研究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強調把人類聚居作為一個整體,從政治、社會、文化、技術等各個方面,全面地、系統地、綜合地加以研究,其目的是要了解、掌握人類聚居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更好地建設符合於人類理想的聚居環境。
城市人居環境
城市人居環境的形成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人類的生存方式不斷變化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人類最初以採集和漁獵等簡單勞動為謀生手段。為了不斷獲得天然食物,人類只能“逐水草而居”,居住地點既不固定,也不集中。為了利於遷徙,人類或棲身於可隨時拋棄的天然洞穴,或棲身於地上陋室、樹上窠巢,這些極簡單的居處散布在一起,就組成了最原始的居民點。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在相對固定的土地上獲取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農耕與飼養,而且形成了從事不同專門勞動的人群:農民、牧人、獵人和漁夫。農業的出現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勞動分工向人類提出了定居的要求,從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鄉村人居環境。
這種真正的人居環境最早出現於新石器中期,如我國仰韶文化的村莊遺址。隨著生產工具、勞動技能的不斷改進,勞動產品有了剩餘,產生了私有制,推動了又一次大規模的勞動分工——手工業、商業與農牧業的分離。手工匠人和商人尋求適當的地點集中居住,以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和商品交換,於是,距今大約5500年前,以擔負非農業經濟活動為主的城鎮應運而生。尼羅河下游的底比斯、孟菲斯,兩河流域的伊立、巴比倫,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莫哼卓達羅,黃河流域的亳、殷、鎬京等,就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城鎮。
發展
作為人類棲息地,人居環境經歷了從自然環境向人工環境、從次一級人工環境向高一級人工環境的發展演化過程,並仍將持續進行下去。就人居環境體系的層次結構而言,這個過程表現為:散居、村、鎮、城市、城市帶和城市群等。
人口規模的變化顯示了人居環境規模演化的基本特徵。這個演化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漫長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緩慢發展,不要求人口的大規模聚集,各種人居環境的規模基本上處於緩慢增長狀態。工業革命以後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世界各國先後進入城鎮化時期,城鎮規模急劇擴大,而鄉村規模相對穩定(某些地區甚至有所縮小),形成人口從鄉村reg;小城鎮reg;中等城市reg;大城市的向心移動模式。另外,隨之興起的第三產業以生產服務、科技服務、文化服務和生活服務功能等從多方面支持了城鎮化,並進一步擴大了就業門路,賦予城鎮新的吸引力。上世紀60年代以後,人居環境規模的演化進入第三個階段。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主導城鎮化的進程正處於上升時期,城鎮人口,尤其是大城市人口一直處於持續增長狀態。1952年我國有大城市19個,1985年增加到52個,增加了1.74倍,大城市人口從3231萬人增長到6941萬人,增長了114.8%。在發達國家,這一階段卻出現了新趨向。由於人口的高度密集,城市環境質量下降、用地緊張的矛盾不斷加劇,城鎮化的速度已大大減緩,甚至出現了大城市人口減少、小城鎮人口增加,市中心區人口減少、郊區人口增加的逆城市化現象。
伴隨著人居環境的演化,其地域形態也處於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鄉村地域形態的演化較簡單,從零散分佈的農舍到以中心建築物或主要街道為線索布置的各類用地,就基本上完成了地域形態的演化過程。城鎮地域形態的演化比較複雜。我國古代城鎮基本上是以權力機構為中心的對稱棋盤格形式,這與歐洲以教堂、宮殿或廣場為中心展開布局的城鎮同屬原生城鎮。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城市不斷成長擴大,東西方城市殊途同歸,都趨於樹木年輪一樣的單核同心圓式城市。資本主義早期,產業的迅猛發展使城市惡性膨脹,但城市仍固守原來的中心,地域的擴展從攤大餅式的漫溢發展轉為沿交通線的蔓延,城市地域形態逐漸演化為單核多心放射環狀。在近現代,為了克服城市病,人們設想以大城市郊區的“飛地”為新的成長核來分散中心城市的壓力,從而出現了多核城市和星座式城鎮群。人們在城市規劃與建設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城市沿既定方向作極軸形擴展有很大優越性,於是產生了定向衛星城、帶狀城市和鎖鏈狀城鎮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