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形態
地域形態
地域形態是指某一地域所屬的地理狀態，地域形態變化萬千，有平原、有溝谷、有高山、丘陵、沙漠和雪地等等，特定的地域形態和歷史文化賦予生長於這塊土地上的人特定的精神面貌和個性品質。這種精神品質千百年來逐漸積澱、聚合，形成地域精神的內核。
按照城市形態骨架形式，城市形態類型歸納集散類。
謂集式城市形態，指城市各項連片，形集展城市形態。類型城市團塊狀、狀、星狀形態。
城市磁形城市域形態。城市產市區集，城市域呈圓狀延展，城市域形態呈團塊狀，般單城市。即伸展軸較短，城市域半徑值.。城市布局緊湊，產協管，節省，市政設施濟。
地域形態
主要是在沿交通線發展的軸向力作用下形成的一種城市地域形態，也有的是在受到地形因素的影響或外部吸引力作用下形成的。城市生活和生產活動總有對交通條件的依存性，城市發展沿交通線（鐵路、公路、河道等）向外擴展，最終形成條帶狀城市地域。此時，這些交通線便成為城市的發展軸。帶狀城市的外部形態是有兩個相反方向的超長軸，與城市半徑之比值大於1.6。我國南方河網地區以及沿鐵路線的中小城市中，不少具有帶狀的地域形態，如常州、西寧、沙市等。日本筑波科學城的帶狀地域形態，該城為70年代規劃建設的科學城，一條長達9公里的南北中軸決定了城市地域形態為帶狀，平行南北主軸，有兩條高速幹道，與境外高速公路接軌。
當城市的發展軸並非一條或平行的若干條，而是由3條以上相互交叉的軸線構成時，城市在沿交通線的軸向力和對磁心的向心力共同作用下，形成有3個或3個以上的超長伸展軸的星狀地域形態。星狀城市具有明顯的向心性和離心性。我國的鄭州、秦皇島、嘉興等為星狀城市。嘉興市星狀地域示意圖，嘉興城在唐宋時建成的城區為團塊狀地域形態，明清時期，由於城區河道淤塞，不能通行漕運大船，城市沿環城河道向東、北兩個方向伸展。1909年滬杭鐵路通車，城市沿鐵路迅速延展。解放初期，由於陸路交通發展緩慢，城市仍以沿河伸展為主。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工業發展迅猛，在城市外圍形成大片工業飛地，城市地域呈鬆散狀態。60年代以後，城市地域擴散進入相對穩定階段，主要是以填充軸間空地為主。70年代後期，公路運輸發展較快，城市開始轉向沿路發展，以老城區為中心，沿四條對外公路及大運河伸展，各方向伸展長度為2.5～4.3公里，城市地域演變為星狀。
城市由於受自然條件因素（如用地、河流阻隔等）的影響或在人為因素的作用下（主要是規劃和控制），建成區以河流、農田或綠地為間隔、形成具有一定獨立性的眾多團塊狀城市地域形態，稱為組團式城市。國外一些大中城市規劃，採取有機疏散成組成團的思想，將城市市區分解成若干相對獨立的、有一定功能的組團（或小城市），組團之間留有綠地相隔，形成多中心、開敞式的地域形態。如赫爾辛基市、科隆市、杜塞爾多夫新區等。
其中科隆市市界內面積405平方公里，人口 97萬人，分成9個區，綠地面積占市區總面積的56.5%。這種有機疏散、開敞式的地域形態是改變我國一些大城市團塊狀、攤大餅式發展方式的一種有效的模式。
大城市周圍客觀上存在著大小不等的城市或城鎮，它們之間自然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吸引與被吸引關係，但這種關係並不是有機的有組織有秩序，不同於人為建設的衛星城或一城多鎮的布局形態。一城多鎮的布局形態是在城市的對外部吸引力或離心力的作用下，或是通過人為的規劃和建設而形成的，較多地表現為大城市和周圍的衛星城，中心城與衛星城之間存在著較為密切的聯繫，有的甚至為依存關係。在我國，衛星城的建設絕大多數是適應工業生產的發展而建立的。例如，上海市中心城周圍的閔行、吳涇、松江、嘉定、安亭、金山衛和吳淞等衛星城（其中，閔行、吳淞已划入市區），是解放后隨著上海工業發展和中心城工業疏解而逐步建立的。從“二五”開始，為了解決一些規模較大、用地較多、運輸量較大、“三廢”較嚴重的冶金、化工、大型機電及有特殊要求的儀錶工業的發展問題，陸續開闢了閔行、吳涇、嘉定、安亭、吳淞等衛星城鎮；“四五”期間，為配合引進國外石油化工、合成纖維等先進技術與裝備，發展石化工業，在杭州灣北岸金山衛一帶圍海造地，建設了金山石化衛星城；“五五”期間，為發展大型現代化鋼鐵工業，在長江口沿岸建設了上海寶山鋼鐵總廠，壯大了吳淞衛星城的規模。各衛星城鎮均以較便捷的交通線路與上海中心城聯繫，加上縣城和重要的集鎮，形成上海一城多鎮的布局形態。
以上5種類型是對城市地域形態的抽象概括，可以認為是城市地域形態的一般理論模式。根據這些模式所開展的城市規劃和建設實踐在世界各地方興起。結合各城市的特點和條件，規劃師和建設者在改善城市地域形態、建設理想新市區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如根據有機疏散成組成團思想改造大城市中心區，根據一城多鎮模式建立衛星城鎮甚或平衡都市，根據城市發展軸理論提出建立城市發展走廊和發展軸等等，這其中不乏有成功的實例。
分散式與集中式城市相對，一些城市受地形或其他條件限制，城市用地被分隔成相對獨立的部分，形成分散式的城市形態，主要是以組團狀城市為代表。
組團狀城市由於受用地限制或河流阻隔等自然條件因素（如用地、河流阻隔等）的影響，或在規劃、控制等人為因素的作用下，城市建成區以河流、農田或綠地為間隔，形成具有一定獨立性的眾多團塊狀城市形態。
如我國西南地區的重慶市，市區發展受山地地形和河流的制約，形成了有機疏散成組成團的地域形態，市區分解成市中區、江北、南岸、沙坪壩、大渡口、九龍坡6個組團，它們之間以河流、山嶺、沖溝、農田等自然物間隔，各自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就近生產生活，成為我國自然形成的組團式布局的典型實例。
應當指出，一個城市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用地擴展和空間結構類型是可以不一樣的。一般規律是，早期城市是集中式，連片地向郊區擴展。當城市再擴大或遇到“障礙”時，往往又以分散的“組團式”去發展。到了第三階段，由於能力加強，各組團彼此吸引，城市又趨集中。到了最後，城市規模太大需要控制時，又不得不以分散的方式，在其遠郊發展衛星城或新城。當然，有些組團式城市由於自然的阻隔和人為的控制，不可能完全連成一片以集中的方式發展，而是各自發展成分散的城區或小城鎮。
孫子在《孫子兵法·地形篇》里說：地域形態有“通”、“掛”、“支”、“隘”、“險”、“遠”等六形。
我們可以去，敵人可以來的地域，叫做“通”。在這種“通”形的地域上，應先佔領視界開闊的高地，溝通並保護糧道，這樣作戰就有利。
可以前進，難以後退的地域叫做“掛”。在這種“掛”形地域上，如果敵人沒有防備，就可以突然出擊而戰勝它；如果敵人有防備，出擊而不能取勝，又難以退回，就不利了。
我軍前出不利，敵軍前出也不利，叫做“支”。在這種“支”形地域上，縱然敵人利誘我們，我們也不要前出；可引兵離去，讓敵人前出一半然後回擊它，這樣就有利。
在“隘”形的地域上，如果我們先到達，必須先出佔領隘口的，等待敵人來犯；如果敵人先到達，已前出佔領隘口的，不要去打；沒有佔領隘口的，可以去打。
在“險”形的地域上，如果我軍先到達，必須控制視界開闊的高地，以等待敵人來犯；如果敵人先到達，就應引兵離去，不要去打它。
在“遠”形地域上，雙方形勢均等，不宜挑戰，勉強求戰，就不利。這六條，是利用地形的原則，將帥重大責任所在，是不可以不認真研究的。地形是用兵的輔助條件。判明敵人企圖，研究地形險易，計算道路遠近，制定取勝計劃，這是主將的職責。懂得這些道理去指揮作戰的，必然會勝利，不懂得這些道理去指揮作戰的，必然會失敗。
從戰爭規律上看來必然會勝利的，雖然國君說不打，也可以堅持去打；從戰爭規律上看來不能打勝仗的，雖然國君說一定要打，也可以不去打。應該進不貪求戰功，退不迴避罪責，只知道保護民眾而利於國君。這樣的將帥，是國家寶貴的財產。將帥對待兵卒像對待嬰兒一樣體貼，就可以叫他們跟隨自己去赴湯蹈火；對待兵卒像愛子一樣，就可以叫他們去拚死。如果厚待而不能指使，撫愛而不能命令，違法亂紀而不能治理，那就像驕子一樣，是不能用來作戰的。了解自己的部隊能打，而不了解敵人不可以打，勝利的可能只有一半；了解敵人可打，而不了解自己的部隊不能打，勝利的可能只有一半；了解敵人可打，也了解自己的部隊能打，而不了解地形之不利於作戰，勝利的可能也只有一半。所以懂得用兵的人，行動不會迷惑，措施卻又變化無窮。所以說，了解敵人，了解自己，勝利就沒有危險；懂得天時，懂得地利，勝利就可保完全。
實例：地域形態決定了台灣應對戰事反應時間短
台灣島形狀狹長，從東到西，最寬處只有144千米；由南至北,最長的地方約有390多千米。全島總面積35 788平方千米,地形像一隻紡織用的梭子。台灣本島是一個多山的海島，高山和丘陵面積佔2/3，平原不到1/3。中央山脈、玉山山脈、雪山山脈、阿里山脈和台東山脈（又稱海岸山脈）是島上的五大山脈。這些山脈的走向都是規律地從東北向西南方向平行排列。台灣島地形，中間高，兩側低。以縱貫南北的中央山脈為分水嶺，分別漸次地向東、西海岸跌落。但由於高山多集中在中部偏東地區，就形成了東部多山地，中部多丘陵，西部多平原的地形特徵。這些海島地域形態決定了台灣的特性：
一：這樣的地理條件缺乏必要的戰略縱深，迂迴空間有限，難以發揮高性能武器的最大效能。
二：資源尤其是能源對外的依賴。軍事上的封鎖會使台灣只能居於被包圍夾擊的劣等守勢。使其士氣受到嚴重打擊。
三：與大陸鄰近，防禦難度大，反應時間短。台灣與大陸以台灣海峽相隔，台灣海峽呈東北向西南走向，北通東海，南接南海，長約200海里，寬約70至221海里，平均寬度約108海里。因此一旦台海之戰發生，台灣為一孤島形態，海岸線長達數千公里，防禦面積相對較大，目標眾多分散，四面八方都可能成為被攻擊與登陸的對象，從而增加了台灣的防禦難度。特別是在台灣有限的兵力與裝備下，要全方位防禦與四面八方作戰，難度非常大，能夠有的反應時間很有限。
四：由於台灣地形的限制，台灣大部分人民居住在西部平原地區。這些地區人口稠密，如果在戰爭狀態，假如對這一地區實施轟炸，將造成巨大的傷害和損失。
吉林長白山區有這樣的民諺："二十三，灶王上天；二十四，寫大字；二十五，掃塵土；二十六，烀豬肉；二十七；殺年雞；二十八，把面發；二十九，帖倒酉；三十 夜，守一宿。"
年俗基本觀念： "崇紅、尚新、團圓、吉祥"這四個觀念是中國人年俗的深刻內涵。
"崇紅"即崇尚紅色，在中國人心目中，紅色是 一種具有強烈生命意義的色彩，因此人們過年要貼春聯、紅窗花，還要穿紅掛綠扭秧歌，過"本命年"的人要穿紅褲衩。這些都表達了人們的生命意識，並祈求以紅色來殺傷邪惡。
"尚新"就是崇尚新物，過年時儘可能通過以新物代替舊物，來迎接新生活。吉林農村至現今還有這樣的民諺在流傳："年到年到，糕糖祭灶。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頭 要頂新氈帽，老太太要塊大粘糕。"除夕夜大人小孩都換上新衣服和鞋襪，連最窮的人 家也要買把筷子表示迎新。這體現了人類一種不斷進取的精神。
團圓的觀念是中華民族不忘祖先、尊老愛幼、團結凝聚等優良傳統的體現。
而崇尚吉祥是人類對美好生活的一種嚮往。所以過年期間，吉林人說話做事儘可能體現"吉祥 "。如春節期間的漢族和滿族在飲食上，菜要成雙，不許出單，最少也要八個菜；菜肴 必須有魚和雞（分別代表龍、鳳）。同時說話做事有許多禁忌，比如打碎了碗碟不能說 "打了"，要說"歲歲平安"；爆竹沒響不能說"臭了"，要說"平平靜靜"；餃子蒸 破了不能說"破了"，要說"掙了"……
滿族尤其重視祭祖活動，這是他們春節期間的重大活動內容。滿族祭祖以家族為單位進行，謂之"家祭"，各家族多在立 冬以後自己選定時日舉行祭祖活動，全族人都要參加，一般為三天。要用豬為牲品，祭后將豬肉烹而食之。祭祖時的氣氛既熱烈又莊重。"家薩滿"在祭祀時頭戴神帽，腰系神裙，外扎腰鈴，左手舉抓鼓，右手握鼓鞭，在神案前，唱著迎神、安神、祭奠等薩滿神歌，邊唱邊舞。其動作剛勁，舞姿粗獷，節奏疾驟，內容豐富。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是我國朝鮮族的主要聚居地區，春節也是朝鮮族的傳統的和最重 要的節日。除夕夜朝鮮族也要"守歲"，在元日雞鳴前進行祭祖，然後向老人拜年，早 飯後再向親戚鄰居和全屯老人拜年。村拜之後，照例進行放風箏、擲色子、跳跳板等游 戲和體育活動。春節這天吃早飯時不論男女都要喝杯"聰耳酒"，希望這一年能聽到更 多的好消息。
客家山歌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屹立於中國民歌之林，它的天籟之音，備受國內專家學者們的關注。
2003年7月，梅州迎來了閻肅、徐沛東、陳小奇、李昕、王佑貴等20多名中國著名的詞曲作家組成的採風團,他們是來梅州"量身定做"一批具有客家 風味的現代歌曲，為在梅州舉行的"首屆中國梅州國際客家山歌節"做準備。
著名詞作家閻肅認為，客家山歌極具藝術開發的潛力和價值。他說："客家山歌的即興演唱和含蓄的意境、多達100多種的曲調觸動了大家的靈感。我們將運用客 家山歌的音樂旋律，創作出一批兼具時代感和客家風味的新山歌，將客家山歌發揚光 大。"閻肅即興創作了一首打油詩抒發對客家山歌的熱愛："人說梅州出山歌，梅州山 歌確實多。走遍天涯千萬里，難忘梅州好山歌。"
著名作曲家徐沛東認為，客家山歌流傳了千百年，保留了很多古語的成分，具 有很高的鑒賞價值。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也應該與時俱進，要在原來山歌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用現今的眼光和時代的特徵來審視山歌，以此為靈感，把客家風情融入到歌曲的 創作中去。
著名作曲家陳小奇指出，客家山歌由於語言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在全國的傳播。但它的旋律在全國卻是首屈一指，在編配上可以有較大的變化，結構也只有四五句，所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他表示，客家音樂的創作素材非常豐富，現今藝術界對此開掘得還不夠充分。
專家們認為，當前要振興和繁榮客家山歌文化，應當走雙管齊下的路子：既要整理和保存原腔原板的山歌資料，又要鼓勵創作具有時代氣息的新山歌。把傳統和時代的東西糅在一起，使傳統山歌煥發出時代的藝術魅力，從而帶動和推進地方經濟的發展。
很久以前，天災人禍遍 及藏區，妖魔橫行，黎民百姓遭受荼毒。天神之子格薩爾降臨人間。他憑藉自己非凡的才能和諸天神的保護，降妖伏魔、鋤強扶弱，給人間帶來幸福與安寧。這就是藏族史詩《格薩爾》所講述的傳奇故事。
在其中，從誕生之日就為民除害的 格薩爾被塑造成為神、龍、念（藏族原始宗教里的一種厲神）三者合一的英雄。這部史 詩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降生、征戰、返回天界。三部分中，以第二部分"征戰"內容最 為豐富，最被人津津樂道的是"四大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嶺大戰》《保衛鹽 海》和《門嶺大戰》。
至現今，《格 薩爾》已有120多部，100多萬詩行，2000多萬字，其規模之宏大無與倫比。在數量上，《格薩爾》比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大史詩（古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古希 臘的《伊利亞特》《奧德賽》，印度的《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的總和還要多。現今，《格薩爾》還處在不斷地創作、發展當中，也就是說它是一部"活"的史詩。據考證，《格薩爾》大約產生於距今2000年以前，那時藏族社會形態處在原始 氏族社會時期。現今，在遼闊的青藏高原上，《格薩爾》依然被廣泛傳唱，深受藏族人民的喜愛。研究表明，《格薩爾》是在藏族古代神話、傳說、詩歌、諺語等民族文學的 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代表了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在研究學者看來，《格薩爾》不 僅是一部偉大的文學巨著，而且也是研究藏族社會歷史、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以及語言 等各方面的寶貴文獻。在搜集整理、加以文字記錄以前，這部氣勢磅礴的史詩靠"說唱"的形式神奇地流 傳下來。在藝人們的說唱中，這部史詩傳播到了青藏高原的每一個角落。
內蒙古自治區是人類起源和發祥地之一，從距今七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大窯石器製造廠遺址，到舊石器時代晚期聞名於世的河套人，還有距今一萬多年前的扎賚諾爾人，他們開創了草原人類的早期歷史。內蒙古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如繁星閃爍，遍布草原。東部地區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中南部的廟子溝文化、阿善文化、老虎山文化遙相呼應，創造了獨具特色的內蒙古草原原始文明，他們是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祖先。
紅山文化是屬於農耕經濟發達的原始文化，在遼海大地與中原仰韶文化並存，年代距今五六千年。紅山文化延續大約兩三千年之久。紅山文化以彩陶、之子文陶器、細石器以及特有的掘土工具石耜和桂葉形雙孔石刀為基本特徵。彩陶為泥質陶器，多為容器，主要花紋是黑色和紫色的彩紋，以平行線文、三角形紋、鱗形紋為主要特點。
1971年春，在赤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鄉出土了一件稀世珍寶--碧玉龍，它通體高25厘米，豬首蛇身，蜷曲若鉤，長吻修目，頸附高揚飄舉的鬃，形似飄立升騰的大型墨綠色玉龍。
東胡族出現於商周時期，鼎盛於春秋戰國時期，西漢初年衰落，是活躍於內蒙古東部地區的北方游牧部落聯盟題。在內蒙古寧城縣屬於東胡族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青銅器有兵器、禮器等，可以說明東胡族創造了發達的草原青銅文明，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對中原各族及後世北方游牧民族產生了極大影響。
敕勒川，請為我唱一首出塞曲
陰山下，用那遺忘了的古老言語
天似穹廬，請用美麗的顫音輕輕呼喚
籠蓋四野。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游牧文化的本質特徵和靈魂就是一個"動"字。在蒙古人的生活中，馬、車、氈帳三位一體，缺一不可。
蒙古人一生離不開馬。馬鐙是游牧人生命的起點，馬鐙解放了游牧人的雙手，騎手們無需再用雙手緊握馬鬃賓士，騎手變成了騎兵。騎兵可在馬背上彎弓搭箭禍首持槍矛衝刺廝殺，亦可手持套馬桿，牧放畜群，倒場輪放，有了馬鐙，騎手在馬背上動身自如，即可鐙里藏身，又可套馬。
游牧人與馬渾然一體。蒙古騎兵行軍作戰時，沒有沉重的運糧車隨行。"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故馬不困敝"。騎兵可以在馬背上晝夜行軍，甚至可以在馬背上睡覺。必要時，靠馬乳可以生活一個月。所以綿延萬里的歐亞草原不僅是蒙古騎兵的疆場，更是他們的衣食父母。
游牧文明的顯著特徵在於充分利用自然永續資源和環境來延續游牧人的生存技能。不斷地遷徙和流動的游牧方式對於易於破壞的高寒腐埴土的草原地帶的一種生產適應方式。獵牧文明的獨特價值並不在於給我們一個技術工具和現代發明，而在於它給了我們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
蒙古人把天視為父親，大地為母親，水為血液，草木為神靈。蒙古人對家的概念是那樣廣闊，家即是整個草原，山水花鳥、野獸家畜都是家裡的成員。當一個孩子問他的母親，我們蒙古人為什麼總是游牧和遷徙，就不能定居在一個地方嗎他的母親告訴他，如果在一個地方定居，那麼地母神--額圖根會很疼的，只有當蒙古人游牧和遷徙時，就像地母神身上的血液一樣在她身上暢流，使她渾身舒暢。
遼闊的草原養育了游牧民族，游牧文明庇護著長青的草原。當牧人不再需要馬，從游牧變成定居，草原失去了游牧文明的庇護，將如何繼續它千年的綠意呢？
現今，草原上有了太陽能，風能，行動電話，網際網路，所有這一切是否有可能賦予游牧文明新的含義呢？
湘繡源遠流長，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從長沙戰國楚墓和馬王堆西漢古墓出土的大量綉品中，可以窺見當時湖南地方刺繡技藝已經達到令人驚訝的高度。經過長期的演變，進入十九世紀以後，隨著湘繡商品經濟的發展，通過眾多刺繡藝人不斷深索和一大批出色的中國國畫家潛心投入，湘繡吸收了我國古老文化中繪畫、刺繡、詩詞、書法、金石等諸種藝術精華，從而形成了以中國畫為基礎、以數十種針法和多種色階的綉線，在各類底料上充分發揮針法的表現力，精細入微地刻畫出物象外形內質的自行特色。二十世紀初湘繡以其獨特風格，在國內外獲得多項殊榮，成為飲譽世界的中國四大名綉之一。
湖南省湘繡用獨創的"鬅毛針"精心研製的《雄獅》、《飲虎》等湘繡精品，榮獲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金杯獎，並雙雙入選中國工藝美術國家珍品；研製的雙面全異綉新工藝被世人譽為"令人不可思議的魔術般的藝術"；雙面全異綉《楊貴妃》、《望月》等被國家有關部門珍藏；九十年代研製的大型雙面綉《群仙祝壽圖》將湘繡又推向新的高峰；賀香港百年回歸的大型湘繡雙面座屏禮品《百鳥朝鳳·洞庭春色》在香港百年回歸和特區政府成立的典禮上得到中外來賓的贊評。此外，湖南還開發研製出楚錦壁掛、畫綉結合、工藝服裝、家庭裝飾等一系列湘繡產品，滿足了社會的需求。
西周時期，吳越文化的疆域涇渭分明。到了春秋時期，寧鎮地區的吳文化面貌產生了明顯的越化，而太湖地區吳文化因素也多了起來。這些變化在墓葬中。寧鎮地區的土墩墓中，西周時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青銅器，這些青銅器多與中原地區的青銅器類似，而到了春秋時期，特別是春秋晚期，青銅器就極少見了。到了春秋時期的墓葬中，雖然瓷器增多了，但幾乎不見豆了。西周時期的炊器為鬲、，到了春秋則以釜、鼎為主，極少見鬲。由這些變化看，中原的因素明顯減少，而越文化的因素則逐漸增多，並最終佔主導地位。這說明越文化對吳文化進行了大量滲透和同化。如此強烈的變革只能是越族人的入侵所為。這與史書上所言吳越之亂相符。
在太湖地區也可找到吳文化的蹤跡。吳國於春秋早期開始進入太湖地區，並向東部挺進，於春秋晚期佔有姑蘇並以此定都。在考古學上的體現就是春秋時期，太湖地區的青銅器增多。在太湖地區武進、無錫、蘇州、昆明等地都有發現，這些青銅器具有吳文化的特點，時代都在春秋晚期。青銅器這種貴重物品只有貴族才用得較多，往往是上層貴族的標誌。太湖地區在春秋晚期出現大量吳文化特點的青銅器，說明吳國的統治者已於此時入主該地，吳人何時定都姑蘇?從現今的考古發現看，應在春秋晚期，可能為吳王闔閭時。吳國雖然在姑蘇建都較晚。但吳、越兩國的文化都早在春秋前期就已交融。吳文化的始創者應是周人。太伯奔吳與當地的土著融合，蠻夷化，形成了吳文化。當地的土著屬何種系。據文獻記載應屬誰夷的一支。他們與鄰近的古越族人有矛盾，彼此爭戰不休，其結果當然是文化的互相滲透。
三晉文化源遠流長，根深葉茂，生生不息，經歷了數千年的輝煌。她濫觴於堯、舜、禹的傳說時代，成熟於西周初年的叔虞封唐，興盛於春秋戰國之際。作為以今山西為主體而跨越今河南、河北、內蒙和陝西等省區的中原地域性文化，她既不同於典型的宗法制魯文化，也不同於頗具折衷色彩的齊文化，又不同於南方楚文化和後起的秦文化，更不同於地處東南沿海的吳越文化。綜觀三晉文化的源流增變，其歷史特色大致有三個方面。
1、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的適應性
《左傳·定公四年》載，叔虞封唐時，"（周成王）分唐叔以大路（戰車）、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姑洗（之鐘），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居於夏墟，啟以復正（政），疆以戎索（俗）"。所謂"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就是用夏政教導夏民，以戎法治理戎人。這是周久，實際上是周公，給叔虞制訂的施政綱領。因為唐國地處原來夏人的故墟，四周又遍布戎狄部落，所以，應該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因勢利導，以夏戎之政治理夏戎之地，以夏惑之法管理夏戎之民。這在當時既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又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2、求同存異、兼收並蓄的包容性
三晉地區是華夏民族與周邊民族交錯雜處的特殊地域，南部為發達的農業地區，中部為農牧業共同發展的地區，北部為典型的草原游牧地區，總體上說，人文和地理環境極為複雜。面對這種情況，只有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求同存異，實行促進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政策，才能安定社會，謀求發展。
3、違背正統、離經叛道的創新性
三晉文化的這一特色主要是針對周天子及魯、衛等諸侯國典型的正統宗法制文化而言的。所謂違背正統，就是違背正統的宗法制的禮治傳統；所謂離經叛道，就是離封建宗法制的禮樂之經、叛血緣宗法制的"親親"之道。西周王朝的社會組織結構是一種家國一體，宗統與君統合二為一，"同姓從宗合族屬"的血緣實體。周天子既是君臨萬物的至高無上的君主，又是天下百姓共同的宗主和嚴父，而各國諸侯對本國的臣民來說也具有這種政治和血緣的雙重身份。由天子至於士民，層層分封，等級森嚴，根據血緣姻親關係的遠近親疏來確定財產和權力的分配與繼承，從而達到鞏固宗法奴隸制統治秩序的目的。但是，由於特定的社會歷史原因，在三晉文化體系中，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觀念是較為淡薄的。
秦腔 也稱"亂彈"，是陝西地方戲的主要劇種，也是我國現存戲曲藝術中最古老的劇種，是京劇、豫劇、川劇、河北邦子等劇種的鼻祖，其唱腔、道白、臉譜、身段、角色、門類和演技均自成體系。它發祥與陝西關中，流傳於西北地區。
歌舞劇 由陝西省歌舞劇院創作並演出的大型古典宮廷樂舞《仿唐樂舞》和《唐－長安樂舞》展現了唐代舞蹈輝煌、古樸、典雅的藝術風格，編舞和配樂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贏得了國內外廣大觀眾和專家學者的讚譽，已連演上萬場，長盛不衰，成為陝西旅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電影藝術 西安的電影藝術可以說全國出名，大導演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紅高粱》等劇在國際影壇都佔有一席之地，《水滸傳》里的許多演員也均是陝西文藝界的知名演員。西安電影製片廠也有眾多高水平的電影作品問世，其創作水平位居全國前列。
文學藝術 陝西的文學藝術創作在全國有著明顯的代表性。柳青的《創作史》，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均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改革開放后，陝西文學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湧現出賈平凹、陳忠實、京夫等一批優秀的青年作家，他們的作品震動了文壇，被稱為"陝軍東征"和"西北風"。
陝北剪紙 剪紙作為一種有著悠久歷史的民間藝術形式，為中華各民族人民所喜愛，其中陝北剪紙猶為引人注目。陝北剪紙包含秦、漢之風，風格既纖細秀美，又粗獷大方，粗中見巧工，土中觀美感，曾連續數年分別在西安、北京等地展出，獲得好評。近年來，陝北剪紙藝人多次出訪外國獻藝，引起轟動。
唐三彩 中國唐代以黃、綠、藍、褐、紫等多種顏色為主要釉色經焙燒而成的陶製品。在燒制過程中由於鉛釉的流動，各色均呈現出濃淡的層次或各色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形成錯綜複雜，絢麗多彩的色釉。俗稱"唐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