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懋賞

1905年，劉懋賞在日本東京明治大學分校經緯學堂速成師範班畢業后，加入中國同盟會，正式步入革命者之行列。回國后，在山西大學堂同學中秘密宣傳革命，革命思想得以在山西傳播。其時，在晉同盟會會員中，劉懋賞為運動中堅分子，有力人物，常與李成林、劉朴忱、丁時齋等做下層秘密工作。晉省巡撫滿族人恩壽備悉先生為不易制服之人，很難對付，便於1910年推選先生為北京資政院議員，藉以使劉懋賞遷出太原，分化在晉同盟會革命實力。

1911年，晉省起義后，清軍進攻山西未果，袁世凱又派北洋軍第三鎮進攻山西，閻錫山逃出太原。在“南北和談”中，袁世凱的代表唐紹義，借口山西都督逃走，革命政權已不存在，而打算取消山西革命地位，劉懋賞前往南京、上海與孫中山、黃興聯繫，堅持山西起義軍為革命軍，山西才被列為起義省份，北洋軍第三鎮也才退出山西。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劉懋賞即被舉為臨時國會參議員，嗣又被選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對全國政治革命有所貢獻。1912年某月，劉懋賞被任為歸化關監督，旋因袁世凱篡權，憤而辭去。

1918年（年代不確，有說可能在1918年前），山西省第二屆省議會選舉，劉懋賞仍當選為省議會副議長。后因與閻志趣不投，便脫離政界，一心專務商辦企事業。

帝國主義在中國展開“瓜分”高潮時，即1898年5月，山西巡撫胡聘之取得清政府批准，與英國經濟侵略機構福公司訂立了由福公司包辦開採平定、盂縣、潞安、澤州以及平陽府屬各處礦產六十年的合同。義和團運動興起后，福公司沒有敢來開採。1905年，福公司又派人到陽泉探測礦源，準備開採，並擅自購買民地，封禁原有的私礦窯，以便獨佔利潤。

正值劉懋賞由日本留學回國，得知胡聘之出賣礦權檔案存於山西商務局，便馬上與商務局總辦劉篤敬聯繫，發起爭礦運動，從此，劉先生多方奔走，積極活動。

1906年，爭礦運動成熟，掀起爭礦風潮。山西各界群情憤慨，又得留日學界之聲援，公推劉懋賞為爭礦代表，在清政府外交部與英商福公司多次談判，據理力爭，終於以銀二百七十五萬兩收回礦權，其中一百五十萬兩由山西畝捐項下撥付外，一百二十五萬兩為駐京山西票號二十九家慨然墊付。

礦權收回后，在陽泉成立保晉礦務公司，成為山西省早期重要的一個新式工業。

雁北地區向來是地瘠民窮，十年九旱，人民多感流離失所之痛苦，劉懋賞目見此情，宿有通過興修水利解除人民倒懸之志。

清朝末年，隨著我國商辦企業的紛紛興起，劉懋賞於1910年聯合熊肇麒、鄭國治（字平甫）、曹捷三等，在朔縣創設“廣裕水利公司”，利用恢河水在陽房口築壩，開鑿渠道三四十華里，經過梨元頭等村，在老君廟、南小寨、福善庄等處出水，可灌溉民田約數百頃。

約於1913年，劉懋賞又在山陰縣與朔縣的交界處泥河村及安營村附近，聯合梁載陽、羅彥威、李政等人，創辦“富山水利公司”，利用桑乾河水開鑿渠道，灌溉山陰縣西南民田數百頃。數年之間，山陰縣西南各村的面貌大為改觀。約於1914年6月間，劉懋賞聯合胡瑞林、田子琮等在應縣創設“廣濟水利公司”，劉懋賞被任為總理，田汝弼、康佩琮、張濟川被任為協理，利用渾河水在應縣城東南馬庄附近小山口攔河築壩（即鎮子梁水庫基礎）開鑿渠道，可灌民田約四千八百餘頃，該處四十八村之瘠田變為膏腴之地，人民大獲其利，赤手起家者不計其數，感謝劉懋賞之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