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俊人

1986年獲倫理學碩士。隨後留校執教。1987年破格晉陞講師，1990年破格晉陞副教授，1992年破格晉陞為教授，同時入選“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教師”，獲“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遴選為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哲學系倫理學博士點負責人。1999年4月受聘於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負責籌建哲學系，在2000年到2004年五年不到的時間裡，按照國內的高教體制來看，完成了一個哲學學科系所需要的全部體制建設目標：從專業本科到博士學科點再到博士后流動站的建設。入選清華大學“百名人才引進工程擔任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2012年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第一任院長。

2015年10月，當選為中華孔子學會理事會副會長。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委員會哲學組專家成員，國家學位辦同等學力申報碩士學位綜合考試專家命題委員會哲學組成員兼組長，中國人民大學道德科學院客座研究員和該校哲學系兼職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山大學哲學系兼職教授，岳陽大學客座教授，北京大學出版社學術指導委員會委員，《孔子研究》、《中國學術》、《開放時代》等雜誌學術編委等。業餘愛好：與友人談（Coffee Hour），讀書和寫作，欣賞西方古典音樂和中國二胡，觀賞足球、美國NBA籃球和圍棋。

1.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最大的區別在於，現代社會的結構是開放的，而傳統社會的結構是封閉性的，傳統社會的政治結構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的等級結構，經濟結構實際上也是封閉的，相互割裂的，人際和社會關係的結構也是這樣。

2.城市的誠信建設主要是公共化的誠信建設，它主要分為三個基本的層次。第一個是制度誠信，就要建立公共的誠信規範，這是由於城市的開放性、公共性本身產生的。規範就是制度，什麼是制度，經濟學家有一個比較形象的說法，就是多數人的集體行為控制個人行為。換句話說，任何制度是被絕大多數的社會群體所認同並且願意遵行的那種行為規範。這種規範一旦建立，對每一個個體的行為都有約束作用。當然制度對行為的作用並不僅僅是約束。誠信建設的第二個層次就是公共，廣泛的公共交往誠信建設，這裡包括商業、交易，場域和場所。要知道城市的主要標誌都是公共產業，比如房產、商場、這些公共的產業對所有人都開放，那麼這些產業的開放讓城市的人們有效的進行交往。陌生人的社會它像是公共的活動和交往的場所。而誠信恰恰是這些公共交往和行為得以控制。第三個層次就是每一個市民個人的個人誠信的建設。對個體來說，誠信是一種美德，任何美德都是一種個人資本，如中國古代的諺語所說：好人一定有好報！個人的美德是在長期的社會交往中形成起來的，所以制度誠信、公共交往誠信和個人誠信三者之間是相互關聯和相互支撐的，你很難想到一個人具有公共誠信而沒有人格誠信，沒有誠信的美德，這是不可想象的。

1991年9月，獲北京市優秀青年教師稱號。

1992年10月，被國務院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教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1992年，被北京大學聘為人學中心導師，學術委員會委員。

1992年，被選為北京市倫理學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

1993年7月－1994年9月，獲美國“哈佛燕京基金會”邀請，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1994年，被評選為首批“北京大學中青年學術骨幹”（“跨世紀學術人才”）。

1994年，被評選為首批“北京市‘理論百人工程’”成員。

1995年10月，受“中國哈佛－燕京基金會”邀請，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1996年1月，被聘請為北京大學當代企業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1996年8月，被岳陽大學聘請為該校客座教授。

1996年9月，被中國孔子基金會聘為《孔子研究》雜誌學術編委。

1996年12月，被美國名人傳記研究院聘為該院特約顧問。

1996年8月，國家教委“九五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專家評議委員會哲學組成員。

1998年9月，被聘請為“北京大學出版社學術指導委員會”委員。

1999年9月，被中國人民大學道德科學院聘請為客座研究員。

1999年10月，被聘為《中國學術》集刊（商務印書館）學術委員。

2000年，被增補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哲學學科專家評議組成員。

2000年1月，被湖南湘潭工學院聘為《湘潭工學院學報》（文科版）學術顧問。

2000年1月，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聘為《哲學動態》雜誌學術編委。

2000年1月，被廣州社會科學院聘為《開放時代》雜誌學術編委。

2000年2月，被中國文化書院聘為學術導師。

2000年，受聘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兼職教授。

2000年，受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兼職研究員。

2000年，受聘為中山大學哲學系兼職教授。

2018年1月，入選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

1988年，論文《康德與薩特主體倫理思想比較》獲“北京大學第二屆科學研究成果”優秀論文二等獎。

1991獲北京市青年教師稱號。

1991年，專著《現代西方倫理學史》（上卷），獲“北京大學第二屆青年優秀成果”一等獎。

1991年，電視專題片《神州聖火》，（獨立撰寫解說詞），獲亞運會組委會“第11屆亞洲運動會新聞獎”大型專題片特等獎；“1990年全國優秀電視新聞專題節目獎”（大型專題片）一等獎。

1991年，專著《現代西方倫理學史》（上卷），獲“北京市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獲“北京大學光華安泰青年科研優秀獎”。

1993年，專著《現代西方倫理學史》（上、下卷），獲“首屆北京大學505中國文化獎”學術成果二等獎；1995年獲“第二屆金岳霖學術獎”優秀著作二等獎（一等獎空缺）；獲“首屆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二等獎。

1996年，論文《我們持怎樣的國家觀念？》，獲“1995年度全國報紙理論宣傳優秀短論獎”。

1997年，論文《現代社會道德合理性基礎論證》，獲“北京市1996年道德建設論壇”優秀論文二等獎。

1999年，專欄“邊緣人語”系列文章（《中國青年報》），獲“1998年度全國報紙優秀專欄”獎。

《於“無”深處――重讀薩特》，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當代西方著名哲學系評傳》（道德哲學卷，弗羅姆篇），獨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我們都住在神的近處》（獨著，隨筆），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比照與透析――中西倫理學的現代視景》（獨著，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現代社會道德合理性基礎論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

《關於美德倫理的傳統敘述，重述和辯述》，香港《中國書評》，1996年夏季號（總第10期）。

《道德文化建設的現代課題》，《光明日報》1996年6月5日。

《儒家傳統教育理念的現代合理性》，《孔子研究》1997年第1期。

《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基礎建構》，台灣《哲學雜誌》1997年第19期。

《現代道德問題的追問與回應》，《人文論壇》，創刊號，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正義理念的倫理表達與政治建構》，香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7年冬季號，總第21期。

《普世倫理及其方法問題》，《哲學研究》1998年第10期。

《普世倫理的正義及其對功利價值的優先性》，《湘潭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第4期。

《市場經濟的道德維度》，《北京日報》1999年10月20日。

《誰之正義？誰之合理性？》，（主譯、統校），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出版。

《詹姆士集》（與陳亞軍合編，第一譯者），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出版。

《三種對立的道德探究觀》，（主譯、統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冷卻的太陽――一種存在主義倫理學》（主譯，統校），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出版。

《道德語言》（獨立），商務印書館1999年出版。

《關於<三種對立的道德探究觀>》，《讀書》1998年第九期。

《答哈貝馬斯》，廣東《現代評論》集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自由主義與正義的首要性》，《哲學譯叢》2000年第2期。

《政治自由主義》，江蘇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

《正義與自由——羅爾斯讀本》，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人生終極研究》，台灣時英出版社2000年出版。

《政治自由主義：批評與辯護》（主編、統校），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⑴1993年7月－1994年8月，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基金”訪問學人。

⑵1997年3月，“文化與未來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加坡）。

⑶1997年12月，“中國名辯學與方法論國際研討會”（澳門）。

⑷1998年3月，“第四屆管理與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中瀝）。

⑸1999年6月，“第四屆北美華人基督教於與其他宗教學者學術研討會”（美國洛杉磯）。

⑹1999年12月，“真實的家庭作為新千年世界和平的基礎國際研討會”（美國華盛頓）。

⑴1998年，承擔新加坡“東西方文化發展研究中心”項目：“全球化中的普遍倫理研究”；

⑵1999年，清華大學“百名人才引進工程”項目：“社會倫理與社會文化研究”；

⑶1999年，清華大學文科重點學科（倫理學）研究項目：“社會正義倫理研究”；

⑷1996年，北京市“青年理論百人工程項目”：“市場經濟的道德維度研究”。

萬俊人：道德止跌，官員示範作用最重要。

由於社會環境的變化，道德楷模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效果已不如官員等社會公共管理群體。從現實來看，普通民眾把目光多關注在包括官員在內的公共管理群體上，欲改變整個社會道德水平滑坡現狀，尤其要重視領導階層的道德建設。

中國社會正在呈現“加速拐彎式”的社會轉型，在物質文明提升的同時，道德文明和社會核心價值體系正面臨巨大挑戰，道德現實呈現“兩極分化、中間混沌”的狀況。

解決中國道德問題除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外，還要改變傳統“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方式和道德教育環節嚴重脫節、相互隔離的問題，此外還要儘可能消除社會上過度流行的商業化、娛樂化、低俗化、庸俗文化的負面作用，樹立和強化正確向善、文雅求美的生活觀念和價值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