猗頓

《史記集解》引《孔叢子》說：猗頓原籍魯國，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年輕人，“耕則常飢，桑則常寒”，饑寒交迫，艱難地生活著。正當他為生計一籌莫展的時候，聽說越王勾踐的謀臣范蠡在助越滅吳、輔成霸業后，便棄官經商，將富國之策用之治家，遂輾轉至當時“天下之中”的定陶(今山東菏澤市定陶區)，“治產積居，與時逐”，19年間獲金巨萬，遂成大富，因號陶朱公。猗頓羨慕不已，試著前去請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與秘方：“子欲速富，當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

陶朱公根據猗頓當時十分貧寒、沒有資本、無法經營其他行業的實際情況，讓他先畜養少數牛羊，漸漸繁衍壯大，日久遂可致富。這對於猗頓來說，確是一個切合實際的致富辦法。於是，猗頓按照陶朱公的指示，遷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區)，在猗氏(今山西臨猗境)南部畜牧牛羊。當時，這一帶土壤潮濕，草原廣闊，尤其是猗氏縣南20里處的對澤，為一片面積很大的低洼地區，水草豐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場所。猗頓最初就在這裡放牧（史載該地明清時尚存有猗頓宅和猗頓墓)。由於猗頓辛勤經營，畜牧規模日漸擴大，“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因起家於猗氏，遂號猗頓。致富后的猗頓為了表達對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臨猗縣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廟。

在經營畜牧業的同時，猗頓已注意到位於猗氏之南的河東池鹽。他在販賣牛羊時，順便用牲畜馱運一些池鹽，連同牲畜一起賣掉。在此過程中，他認識到販運池鹽是一條獲利更大的致富途徑。於是，他在靠畜牧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后，便著意開發河東池鹽，從事池鹽生產和貿易，成為—個手工業者兼商人。

戰國時代山林川澤之利的開發，雖然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經營，而是用抽取十分之三的稅的辦法讓“民”去經營，但這種“民”決不是一般的手工業者，而是一種有錢有勢的豪民。因為這種開發需要大量的投資，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力，正如《鹽鐵論·禁耕》所說：“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頓即屬於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開發河東池鹽，而直接生產者當是依附於他的貧民、僱工等。

雍正《敕修河東鹽法志》卷一說：河東池鹽為“池水澆曬之鹽，可直(接)食用。不須涑治，自成顆粒。”即將池水澆在地上，風吹日晒后即可成為顆粒狀食鹽，不需要煮煉。因此，《左傳·成公六年》中稱其為“國之寶”。正因為河東池鹽為天然之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源，猗頓便不斷擴大池鹽的生產與銷售規模，使他成為當時中原著名的大富豪。

據說，猗頓為了更加有效地經營池鹽，加快販運速度，還試行改變驢馱車運的落後的運輸方式，欲以舟運，開鑿了山西地區第一條人工運河。據乾隆《臨晉縣誌》卷六記載，這條運河從河東鹽池起，通於五姓湖，又從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濟市)之孟明橋入黃河，遙遙百里左右(這基本是後魏時永豐渠的路線)。只是因黃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關於猗頓開鑿運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資料的佐證，我們只好存疑，這裡僅從幾個方面來分析其可能性，從客觀需要方面講，開鑿這條運河，不僅是運輸池鹽的需要，也是保護池鹽的需要，因為河東池鹽最忌客水(外來之水)侵入，破壞池鹽生產。運渠可以引走客水，保護鹽池。此後永豐渠的開鑿也是出於這個目的。從地形上看，這一帶地勢平坦，無山石阻隔，工程難度不大。從生產力水平考慮，當時鐵制工具已廣泛使用，大大增強了人們開發水利的能力，春秋時吳國開鑿的邗溝、戰國初期魏國邱地開鑿的12條引漳水渠、魏惠王時開鑿的鴻溝等足以證明猗頓時已有能力開鑿那條運河。從財力上講，猗頓當時己富可敵國，有力量興修運渠。當然，歷史事實需要充分的資料說明，這個問題還有待於今後進一步探討。

《屍子·治天下篇》說：“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淮南子·氾論訓》也說：“玉工眩玉之似碧盧(一種美玉)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猗頓對珠寶有著相當高的鑒賞能力，以致可以與伯樂相馬相提並淪。由此可以推測，猗頓在經營池鹽的同時，可能還兼以販賣珠寶，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猗頓通過多方經營，終成傾國巨富，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很大。《韓非子·解老篇》：“夫齊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說明猗頓之富已超過陶朱公，並可與王勢並提。

上述事實表明，猗頓對山西南部地區的畜牧業和河東池鹽的開發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山西商業發展史上也占著重要的地位。他是山西地區見於史載的最早的大手工業者和大商人，是山西經濟史上的重要人物。其窮則思變，辛勤開拓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很好地總結的。

猗頓墓在山西省臨猗縣牛杜鄉王寮村的村西頭，陵園規模不大，但古樸肅穆。這既無史書記載，也無專文傳世，難以考稽；此處只有清代道光十七年(1837年)所立的一座石碑。碑題名《重修周逸民猗頓氏墓記》，碑文稱猗頓生前“其富甲天下”，“西抵桑泉，東跨鹽池，南條北嵋，皆其所有”。“或者急公奉餉，上有利於國；或者憫孤憐貧，下有濟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