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猗

陶猗

猗頓,戰國時魏國人。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營鹽業,十年之間,成為與陶公齊名的巨富。同時,他以牛羊而致富的過程,也為他積累了一定的商業經驗。

正文


táo yī ㄊㄠˊ ㄧ
陶猗
古代富商 陶朱公 ( 范蠡 )和猗頓 的並稱。后泛指富人。晉 葛洪 《抱朴子·擢才》:“結綠玄黎,非 陶 猗 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 賁 獲 不能抱也。”明 方孝孺 《壽善堂記》:“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天所不與,雖有 陶 猗 之富,趙 孟 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須臾。”清 楊繩武 《六朝論》:“至於沉末之品,凡瑣之材,雖有 陶 猗 之資,不敢妄參乎時彥。”
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詳,漢族,春秋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謀士和實業家。後人尊稱“商聖”。他出身貧賤,但博學多才,與楚宛令文種相識、相交甚深。因不滿當時楚國政治黑暗、非貴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國,輔佐越國勾踐。幫助勾踐興越國,滅吳國,一雪會稽之恥,功成名就之後激流勇退,化名姓為鴟夷子皮,變官服為一襲白衣與西施西出姑蘇,泛一葉扁舟於五湖之中,遨遊於七十二峰之間。期間三次經商成巨富,三散家財,自號陶朱公,乃我國儒商之鼻祖。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事迹和思想
1)卧薪嘗膽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吳國和越國發生了槜李之戰(今浙江嘉興),吳 范蠡彩像
王闔閭陣亡,因此兩國結怨,連年戰亂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西元前494年),闔閭之子夫差為報父仇與越國在夫椒(今無錫太湖馬山)決戰,越王勾踐大敗,僅剩5000兵卒逃入會稽山。范蠡遂於勾踐窮途末路之際投奔越國,“人待期時,忍其辱,乘其敗……”“持滿而不溢,則於天同道,上天會佑之;地能萬物,人應該節用,這樣則獲地之賜;扶危定傾,謙卑事之,則與人同道,人可動之。”他向勾踐慨述“越必興、吳必敗”之斷言,進諫:“屈身以事吳王,徐圖轉機。”被拜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踐夫婦在吳國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礪堅,君后勿悲,臣與共勉!”(2)從商經歷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遷徙,《太平廣記·神仙傳》有老子“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一說。在吳地(今無錫太湖一帶)叫人制陶,操計然之術(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當地民眾皆尊陶朱公為財神,乃中國道德經商——儒商之鼻祖。史學家司馬遷稱:“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史書中有語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3)隱退 范蠡認為在有功于越王之下,難以久居,“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深知勾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難與同安樂,遂與西施一起泛舟齊國,變姓名為鴟夷子皮,帶領兒子和門徒在海邊結廬而居。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並經商,沒有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他仗義疏財,施善鄉梓,范蠡的賢明能幹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他喟然感嘆:“居官致於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對於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徵兆。”於是,才三年,他再次激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 (4)經濟思想“勸農桑,務積穀”、“農末兼營”、“務完物、無息幣”、“平各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等至今對現代的經濟建設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5)軍事思想 范蠡的軍事宗旨:強則戒驕逸,處安有備;弱則暗圖強,待機而動;用兵善乘虛蹈隙,出奇制勝。為後世稱道並沿用。范蠡著名的經濟思想:“勸農桑,務積穀”、“農末兼營”、“務完物、無息幣”、“平各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等至今對現代的經濟建設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猗頓,戰國時魏國人。猗頓是其號,姓名與生卒年代已無可考。他是我國戰國初年著名的大手工業者和商人,為山西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戰國時大工商業者。原是春秋時代的魯國的貧寒書生。他在生計艱難時,聽到范蠡棄官經商很快致富的消息,於是,“往而問術”。范蠡告訴他:“子欲速富,當畜五(母畜)。猗頓千里迢迢來到西河(今晉南一帶),定居於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營鹽業,十年之間,成為與陶公齊名的巨富。
猗頓與畜牧業 《史記集解》引《孔叢子》說:猗頓原籍魯國,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年輕人,“耕則常飢,桑則常寒”,饑寒交迫,艱難地生活著。正當他為生活一籌莫展的時候,聽說越王勾踐的謀臣范蠡在助越滅吳,輔成霸業后,便棄官經商,將另一謀臣的富國之策用之於家,遂輾轉至當時“天下之中”是定陶(今山東定陶),“治產積居,與時逐”,19年間獲金巨萬,遂成大富,因號陶朱公。猗頓羨慕不已,試著前去請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與秘方:“子欲速富,當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陶朱公是根據猗頓當時十分貧寒,沒有資本,無法經營其他行業,便讓他先畜養少數牛羊,浙漸繁衍壯大,日久遂可致富。這對於猗頓來說,確是一個切合實際的致富辦法。於是,猗頓按照陶朱公的指示,遷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區),在猗氏(今山西臨猗境)南部畜牧牛羊。當時,這一帶土壤潮濕,草原廣闊,尤其是猗氏縣南 20里處的對澤,為一片面鏟很大的低洼地區,水草豐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場所。猗頓最初就在這裡放牧<史載該地明清時尚存有猗頓宅和>猗頓墓)。由於猗頓辛勤經營,畜牧規模日漸擴大, “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因起家於猗氏,遂號猗頓。致富后的猗頓為了表達對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臨猗縣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廟。猗頓能以畜牧而富擬王公,其畜牧規模之大可以想見,他為當時晉南一帶畜牧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他以牛羊而致富的過程,也為他積累了一定的商業經驗。

猗頓與鹽業


在經營畜牧的同時,猗頓已注意到位於猗氏之南的河東池鹽,他在販賣牛羊時,順便用牲畜馱運一些池鹽,連同牲畜一起賣掉。在此過程中,認識到販運池鹽是一條獲利更大的致富途徑。於是,他在靠畜牧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后,便著意開發河東池鹽,從事池鹽生產和貿易,成為—個手工業者兼商人。戰國時代山林川澤之利的開發,雖然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經營,而是用抽別十分之三的稅的辦法讓“民”去經營,但這種“民”決不是一般的手工業者,而是一種有錢有勢的豪民。因為這種開發需要大量的投資,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力,正如《鹽鐵論·禁耕》所說: “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頓即屬於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開發河東池鹽,而直接生產者當是依附於他的貧民、僱工等。雍正《敕修河東鹽法志》卷一說:河東池鹽為“池水澆曬之鹽,可直(接)食用。不須涑治,自成顆粒。”即將池水撓在地上,鳳吹日晒后即可成為顆粒狀食鹽,不需要煮煉。因此,《左傳·成公六年》中稱其為“國之寶”。正因為河東池鹽為天然之美麗,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源,猗頓便不斷擴大池鹽的生產與銷售規模,使他成為當時我國著名的大富豪。據說,猗頓為了更加有效地經營池鹽,加快販運速度,還試行改變驢馱車運的落後的運輸方式,欲以舟運,開鑿了山西地區第一條人工運河。據乾隆《臨晉縣誌》卷六記載,這條運河從河東鹽池起,通於五姓湖,又從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濟市)之孟明橋入黃河,遙遙百里左右(這基本是後魏時永豐渠的路線)。只是因黃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關於猗頓開鑿運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資料的佐證,我們只好存疑,這裡僅從幾個方面來分析其可能性,從客觀需要方面講,開鑿這條運河,不僅是運輸池鹽的需要,也是保護池鹽的需要,因為河東池鹽最忌客水(外來之水)浸入,破壞池鹽生產。運渠可以引走客水,保護鹽池。此後永豐渠的開鑿也是出於這個目的。從地形上看,這—線地勢平坦,無山石阻隔,工程難度不大。從生產力水平考慮,當時鐵制工具已廣泛使用,大大增強了人們開發水利的能力,春秋時吳國開鑿的邗溝、戰國初期魏國邱地開鑿的12條引漳水渠、魏惠王時開鑿的鴻溝等足以證明猗頓時已有能力開鑿那條運河。從財力上講,猗頓當時己成巨富,有力量興修運渠。當然,歷史事實需要充分的資料說明,這個問題還有待於今後進一步探討。

猗頓與珠寶


《屍子·治天下篇》說:“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淮南子·汜論訓》也說:“玉工眩玉之似碧盧(一種美玉)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猗頓對珠寶有著相當高的鑒賞能力,以致可以與伯樂相馬相提並淪。由此可以推測,猗頓在經營池鹽的同時,可能還兼以販賣珠寶,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