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猗
陶猗
猗頓，戰國時魏國人。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營鹽業，十年之間，成為與陶公齊名的巨富。同時，他以牛羊而致富的過程，也為他積累了一定的商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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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猗
古代富商 陶朱公 ( 范蠡 )和猗頓 的並稱。后泛指富人。晉 葛洪 《抱朴子·擢才》：“結綠玄黎，非 陶 猗 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 賁 獲 不能抱也。”明 方孝孺 《壽善堂記》：“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天所不與，雖有 陶 猗 之富，趙 孟 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須臾。”清 楊繩武 《六朝論》：“至於沉末之品，凡瑣之材，雖有 陶 猗 之資，不敢妄參乎時彥。”
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詳，漢族，春秋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謀士和實業家。後人尊稱“商聖”。他出身貧賤，但博學多才，與楚宛令文種相識、相交甚深。因不滿當時楚國政治黑暗、非貴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國，輔佐越國勾踐。幫助勾踐興越國，滅吳國，一雪會稽之恥，功成名就之後激流勇退，化名姓為鴟夷子皮，變官服為一襲白衣與西施西出姑蘇，泛一葉扁舟於五湖之中，遨遊於七十二峰之間。期間三次經商成巨富，三散家財，自號陶朱公，乃我國儒商之鼻祖。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事迹和思想
王闔閭陣亡，因此兩國結怨，連年戰亂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西元前494年），闔閭之子夫差為報父仇與越國在夫椒（今無錫太湖馬山）決戰，越王勾踐大敗，僅剩5000兵卒逃入會稽山。范蠡遂於勾踐窮途末路之際投奔越國，“人待期時，忍其辱，乘其敗……”“持滿而不溢，則於天同道，上天會佑之；地能萬物，人應該節用，這樣則獲地之賜；扶危定傾，謙卑事之，則與人同道，人可動之。”他向勾踐慨述“越必興、吳必敗”之斷言，進諫：“屈身以事吳王，徐圖轉機。”被拜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踐夫婦在吳國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礪堅，君后勿悲，臣與共勉！”（2）從商經歷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遷徙，《太平廣記·神仙傳》有老子“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一說。在吳地（今無錫太湖一帶）叫人制陶，操計然之術（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當地民眾皆尊陶朱公為財神，乃中國道德經商——儒商之鼻祖。史學家司馬遷稱：“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史書中有語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3）隱退 范蠡認為在有功于越王之下，難以久居，“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深知勾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難與同安樂，遂與西施一起泛舟齊國，變姓名為鴟夷子皮，帶領兒子和門徒在海邊結廬而居。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並經商，沒有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他仗義疏財，施善鄉梓，范蠡的賢明能幹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他喟然感嘆：“居官致於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對於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徵兆。”於是，才三年，他再次激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 （4）經濟思想“勸農桑，務積穀”、“農末兼營”、“務完物、無息幣”、“平各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等至今對現代的經濟建設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5）軍事思想 范蠡的軍事宗旨：強則戒驕逸，處安有備；弱則暗圖強，待機而動；用兵善乘虛蹈隙，出奇制勝。為後世稱道並沿用。范蠡著名的經濟思想：“勸農桑，務積穀”、“農末兼營”、“務完物、無息幣”、“平各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等至今對現代的經濟建設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猗頓，戰國時魏國人。猗頓是其號，姓名與生卒年代已無可考。他是我國戰國初年著名的大手工業者和商人，為山西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戰國時大工商業者。原是春秋時代的魯國的貧寒書生。他在生計艱難時，聽到范蠡棄官經商很快致富的消息，於是，“往而問術”。范蠡告訴他：“子欲速富，當畜五(母畜)。猗頓千里迢迢來到西河(今晉南一帶)，定居於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營鹽業，十年之間，成為與陶公齊名的巨富。
猗頓與畜牧業 《史記集解》引《孔叢子》說：猗頓原籍魯國，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年輕人，“耕則常飢，桑則常寒”，饑寒交迫，艱難地生活著。正當他為生活一籌莫展的時候，聽說越王勾踐的謀臣范蠡在助越滅吳，輔成霸業后，便棄官經商，將另一謀臣的富國之策用之於家，遂輾轉至當時“天下之中”是定陶(今山東定陶)，“治產積居，與時逐”，19年間獲金巨萬，遂成大富，因號陶朱公。猗頓羨慕不已，試著前去請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與秘方：“子欲速富，當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陶朱公是根據猗頓當時十分貧寒，沒有資本，無法經營其他行業，便讓他先畜養少數牛羊，浙漸繁衍壯大，日久遂可致富。這對於猗頓來說，確是一個切合實際的致富辦法。於是，猗頓按照陶朱公的指示，遷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區)，在猗氏(今山西臨猗境)南部畜牧牛羊。當時，這一帶土壤潮濕，草原廣闊，尤其是猗氏縣南 20里處的對澤，為一片面鏟很大的低洼地區，水草豐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場所。猗頓最初就在這裡放牧<史載該地明清時尚存有猗頓宅和>猗頓墓)。由於猗頓辛勤經營，畜牧規模日漸擴大， “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因起家於猗氏，遂號猗頓。致富后的猗頓為了表達對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臨猗縣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廟。猗頓能以畜牧而富擬王公，其畜牧規模之大可以想見，他為當時晉南一帶畜牧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他以牛羊而致富的過程，也為他積累了一定的商業經驗。
在經營畜牧的同時，猗頓已注意到位於猗氏之南的河東池鹽，他在販賣牛羊時，順便用牲畜馱運一些池鹽，連同牲畜一起賣掉。在此過程中，認識到販運池鹽是一條獲利更大的致富途徑。於是，他在靠畜牧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后，便著意開發河東池鹽，從事池鹽生產和貿易，成為—個手工業者兼商人。戰國時代山林川澤之利的開發，雖然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經營，而是用抽別十分之三的稅的辦法讓“民”去經營，但這種“民”決不是一般的手工業者，而是一種有錢有勢的豪民。因為這種開發需要大量的投資，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力，正如《鹽鐵論·禁耕》所說： “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頓即屬於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開發河東池鹽，而直接生產者當是依附於他的貧民、僱工等。雍正《敕修河東鹽法志》卷一說：河東池鹽為“池水澆曬之鹽，可直(接)食用。不須涑治，自成顆粒。”即將池水撓在地上，鳳吹日晒后即可成為顆粒狀食鹽，不需要煮煉。因此，《左傳·成公六年》中稱其為“國之寶”。正因為河東池鹽為天然之美麗，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源，猗頓便不斷擴大池鹽的生產與銷售規模，使他成為當時我國著名的大富豪。據說，猗頓為了更加有效地經營池鹽，加快販運速度，還試行改變驢馱車運的落後的運輸方式，欲以舟運，開鑿了山西地區第一條人工運河。據乾隆《臨晉縣誌》卷六記載，這條運河從河東鹽池起，通於五姓湖，又從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濟市)之孟明橋入黃河，遙遙百里左右(這基本是後魏時永豐渠的路線)。只是因黃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關於猗頓開鑿運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資料的佐證，我們只好存疑，這裡僅從幾個方面來分析其可能性，從客觀需要方面講，開鑿這條運河，不僅是運輸池鹽的需要，也是保護池鹽的需要，因為河東池鹽最忌客水(外來之水)浸入，破壞池鹽生產。運渠可以引走客水，保護鹽池。此後永豐渠的開鑿也是出於這個目的。從地形上看，這—線地勢平坦，無山石阻隔，工程難度不大。從生產力水平考慮，當時鐵制工具已廣泛使用，大大增強了人們開發水利的能力，春秋時吳國開鑿的邗溝、戰國初期魏國邱地開鑿的12條引漳水渠、魏惠王時開鑿的鴻溝等足以證明猗頓時已有能力開鑿那條運河。從財力上講，猗頓當時己成巨富，有力量興修運渠。當然，歷史事實需要充分的資料說明，這個問題還有待於今後進一步探討。
《屍子·治天下篇》說：“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淮南子·汜論訓》也說：“玉工眩玉之似碧盧(一種美玉)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猗頓對珠寶有著相當高的鑒賞能力，以致可以與伯樂相馬相提並淪。由此可以推測，猗頓在經營池鹽的同時，可能還兼以販賣珠寶，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