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士德

何士德出生於江城鎮（今陽江市江城區）近賢里。姐妹共6人，他排行第四，父親是基督教會的牧師，何士德從小得到音樂的熏陶，小學就學會了五線譜和熟練演奏小提琴、鋼琴。

1931年初，何士德中學畢業，受到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產生了用音樂“喚起民眾”的念頭，到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學習。期間他參加了上海的義勇軍革命活動，組織街頭捐獻，支援東北義勇軍。他率領“洪鐘樂社”，以四川路和八仙橋兩個青年會為據點，以革命音樂喚起民眾抗日。1937年8月，何士德當選為“上海國民救亡歌詠協會”副主席兼總指揮，上海歌詠界戰時服務團團長。10月在南昌參加了新四軍，第二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39年2月，受黨的委派，他來到了雲嶺新四軍軍部工作。在皖南新四軍軍部舉行的周恩來同志報告會上，何士德被點名獨唱《歌唱八百壯士》和《馬賽曲》。並在這時候，與陳毅同志合作，寫下了名震中外的代表作《新四軍軍歌》。

何士德的代表作《新四軍軍歌》（作曲）

1942年到延安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1945年當選為中共“七大”候補代表，參加“七大”，並在周總理的提議下指揮全體代表高唱《國際歌》。

1948年11月他在東北電影製片廠組建了人民電影的第一支專業電影樂隊。1950年，何士德為大型紀錄片《解放了的中國》譜曲，獲斯大林文藝獎金一等獎，他把獎金捐給抗美援朝的志願軍。

1979年他同當年新四軍的幾位老戰友一起，籌組了“新四軍老戰士合唱團”，他任藝術指導兼指揮。後來這個團發展成為300多人的“八路軍、新四軍老戰士合唱團”，開展歌詠活動，宣傳革命傳統，得到部隊和社會的廣泛支持，國慶30周年在人民大會堂演出時中央和部隊領導親臨參加，場面異常動人。

何士德著名的作品還有《繁昌之戰》、《父子嶺上》、《渡長江》、《新四軍萬歲》等。何士德雖長期在外工作，但熱戀故土。1941年夏天，他秘密回到家鄉，傳播革命思想，推動陽江的抗日音樂活動。1949年冬天，他第二次回到剛解放的故鄉，為故鄉的文藝工作者傳達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精神。1992年秋天，何士德第三次回鄉，目睹家鄉舊貌變新顏，詩興大發，譜寫了歌曲《鄉情》。1994年，第四次回鄉，又譜寫了《漠陽江之歌》。

2000年12月2日，何士德在北京病逝。

何士德1910年出生於陽江縣江城（現陽江市江城區）近賢里。兒時跟外祖母學唱廣東民歌和童謠，喜歡音樂。小學開始學手風琴和五線譜，音樂考試成績幾乎每次都是100分。入讀廣州培英中學后，開始學習小提琴、鋼琴和吉他，還參加了唱詩班。他學音樂很用功，抓緊課餘時間練，晚飯後練，星期天也練，有時真著迷了，連飯也忘了吃。1931年他考入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同時參加了上海音樂專修學校周淑安教授指揮的合唱隊。他的聰穎、勤奮和激情，受到周教授的賞識，破例免費教他聲樂和指揮法。他覺得學識要更廣些，隨後加入了著名指揮家梅伯器（義大利人）指揮的上海萬國合唱團，學習和領略歐洲古典音樂大師著名的作品和指揮法。後來，他轉入國立音專，隨黃自教授學和聲與作曲，為了解決學習經費和生活費，兼任六所學校的音樂教學工作，後來又擔任了上海藝專音樂教授。他克服困難，堅持一邊學習，一邊工作，經常很忙碌，生活上又很清苦，有時沒有時間做飯，只吃些乾糧。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全國人民要求抗日救國，何士德滿腔熱情地參加了上海學生的抗日請願和募捐支援東北義勇軍活動。在一次募捐時，被警察抓住，他巧妙地把手中裝有募捐款的竹筒往後面人群中傳走，警察抓不住證據，只得把他放了。在上海人民掀起抗日怒潮的歌詠運動中，他走上了指揮台，大顯他的指揮才能和雄壯有力的指揮風格。不久，回母校新華藝專擔任音樂系指揮，並應聘上海藝專任音樂教授；同時擔任上海國民抗日救亡歌詠協會總指揮、“歌詠界戰時服務團”團長和著名的洪鐘樂社的指揮。他為冼星海的《壯志凌雲》電影插曲《拉犁歌》擔任指揮和領唱，為抗日募捐的音樂會與《洪波曲》作者張曙一起領唱。他帶領“合唱團”把聶耳、冼星海創作的抗日救亡歌曲傳遍上海、南京、廣州、香港……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何士德同麥新、孟波等人組織抗敵後援會上海國民救亡協會宣傳團，他任團長，領團離開上海，一路宣傳抗日，到達南昌，與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匯合，把抗日救亡歌詠運動開展起來，打破了南昌沉悶的政治局面。南昌抗戰歌詠協會成立，選他當主任兼總指揮。協會成立大會那天，組織了空前規模的抗日愛國群眾大遊行，他站在卡車上指揮遊行隊伍唱歌，街上人山人海，商店的店員都跑出來聽抗日歌曲和看他的指揮，連街上的警察也在人群中伸長脖子看，場面極為動人。

何士德和戰士一起生活，一起戰鬥，創作了歌曲《反掃蕩》（羅漢詞），在戰士和群眾中普遍傳唱，有力地鼓舞了鬥志。

在抗日戰鬥中創作，創作與戰鬥緊密結合，這是何士德的創作道路，也是何士德歌曲的剛強、嘹亮有力的風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全國人民抗日怒潮影響下，國民黨空軍中的愛國將領毅然派出飛機轟炸開進黃浦江的敵旗艦，日本海軍“出雲”號裝甲巡洋艦，雖然炸彈沒有命中，但對上海人民震動很大，他以高昂的抗日熱情為麥新寫的歌詞《中國空軍》譜了曲，發表在《上海大眾歌聲》雜誌上，這是他早期創作的歌曲。1937年10月他在南昌參加了新四軍。1938年7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39年2月調到軍部組建民工隊任隊長，在革命搖籃里他開始了音樂創作生活。火熱的鬥爭生活，黨與人民的囑託，使他有寫不盡的創作源泉。他調到軍部時，在皖南銅陵一帶反掃蕩的激烈鬥爭中，他和戰士一起生活，一起戰鬥，創作了歌曲《反掃蕩》（羅漢詞），在戰士和群眾中普遍傳唱，有力地鼓舞了鬥志。

1939年春，在皖南新四軍軍部舉行的周恩來同志報告會上，會場歌聲四起。何士德被點名獨唱《歌唱八百壯士》，全場反響強烈。當時，陳毅剛從蘇南茅山敵後根據地回來，他又被點名獨唱法國《馬賽曲》。陳毅回到座位后，感慨地對周恩來說：“我們新四軍應當有支歌為好！”周恩來含笑點頭說：“好呀！你是詩人，你就寫個歌詞吧！”陳毅慨然應允了。他以《十年》為題賦詩，后經葉挺、項英、袁國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體修改定稿，於6月發表在《抗敵》雜誌上，署名為“集體創作，陳毅執筆”。陳毅撰寫的《新四軍軍歌》是這樣的：“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姓名；孤軍奮鬥羅霄山上，繼承了先烈的殊勛。千百次抗爭，風雪饑寒；千萬里轉戰，窮山野營。獲得豐富的鬥爭經驗，鍛煉艱苦的犧牲精神。為了社會幸福，為了民族生存，一貫堅持我們的鬥爭！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揚子江頭淮河之濱，任我們縱橫的馳騁；深入敵後百戰百勝，洶湧著殺敵的呼聲。要英勇衝鋒，殲滅敵寇；要大聲吶喊，喚起人民。發揚革命的優良傳統，創造現代的革命新軍。為了社會幸福，為了民族生存，鞏固團結堅決的鬥爭！抗戰建國，高舉獨立自由的旗幟，前進，前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不久，何士德接受了為《新四軍軍歌》譜曲的任務。他的住處是一間老百姓的舊式平房，面積不大，而且室內還堆放著許多雜物。牆角有一張破舊的小桌子，那就是他日夜譜曲的工作台，一首首悲壯的革命樂曲就是在這裡誕生的。那時部隊的生活條件很差，夜裡只靠一盞昏黃的菜油燈照明。在為新四軍軍歌譜曲的那段日子，何士德一入夜就撲在油燈下，一直譜寫到深夜。他不止一次地說：“陳司令員寫的歌詞，屬於新詩體，譜起曲來難度較大。歌詞的每字每句都很精確，一字也不能改，改了就會損害軍歌的主題思想。”那段日子他幾乎到了夜不能寐、食不知味的地步。

何士德為軍歌譜曲先後寫了三稿。第一稿寫出后，由文化隊隊員在軍部大會堂———陳家祠堂試唱。當晚前來聽唱的有軍首長、文藝工作者和部分機關幹部。試唱結束后，軍首長直率地評價說，曲調流暢、好聽，戰士易學易唱；但還不夠雄壯、有力，顯示不出軍隊堅強的戰鬥力。接著，軍首長指示，軍歌代表革命軍隊的形象，應該激越、高昂，要有氣沖霄漢的氣勢，給人以勇猛、剛毅、敢於勝利的印象。他聽取了領導同志的意見，果斷地推倒重寫。當他埋頭寫出第二稿后，不事張揚，而是先在文化隊內部試唱，傾聽隊員的反映。大家認為這一改好多了，雄壯、高昂，節奏鮮明；不足之處是，戰士大都是工農分子，學唱難度較大。於是，他再一次作了大修改。第三稿完成後，他自己哼了又哼，甚覺滿意，於是決定在建黨十八周年紀念大會上試唱。大會仍在陳家祠堂舉行，有2000餘名幹部參加，軍首長均按時出席，陳毅司令員也特地從江南前線趕來聆聽。這天，文化隊隊員個個精神抖擻，何隊長興緻勃勃地登台指揮。隨著何隊長手臂的揮動，嘹亮的歌聲在會堂里回蕩，一個個音符在與會者心中跳動。當唱完最後一句：“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陳毅和葉挺、項英等軍首長微笑著頻頻點頭。過了片刻，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代表軍部在會上鄭重宣布：批准通過。全場又一次響起熱烈掌聲，一首莊嚴、激越、昂揚的《新四軍軍歌》誕生了。

此後，文化隊領導迅即派學員下連隊教唱，凡遇部隊開大會或舉辦演出會，首先唱的也是這首歌。《新四軍軍歌》唱遍了大江南北，響徹了神州大地。它激勵著廣大軍民勇往直前，抗擊敵人，爭取抗戰早日勝利；它震懾得日本侵略者和國內反動派膽戰心驚！美國進步女作家、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於1938年10月漢口失陷后，來到新四軍採訪，直至1940年因健康原因離去。她被戰士們學唱軍歌的熱烈氣氛所感染，便提筆將歌詞譯成了英文。1950年，正準備返回中國的史沫特萊在途經英國時因病去世，她的朋友遵其遺囑，將歌詞手稿等遺物一起寄給她當年在延安採訪過的朱德總司令，后經由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撥交中國革命博物館（現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1940年春，戰鬥在大江南北的新四軍，利用薄霧和夜色，神出鬼沒地與日寇周旋，打破敵艦封鎖，開闢了江上南北交通線。何士德深入到戰士中，創作出的反映江上戰鬥生活的《渡長江》（賴少其作詞），充滿著戰鬥豪情和樂觀精神，幾乎全軍戰士人人愛唱。“皖南事變”后一些被關進集中營的戰士，還常常高唱《渡長江》，以鼓舞士氣同頑軍作鬥爭。

以後，他相繼創作了《新四軍萬歲》（沈西蒙詞）、《當兵把仇報》（劉保羅詞）、《我們是戰無不勝的鐵軍》（朱鏡我詞）、《我們本是一家人》（向征詞）、《挖戰壕》、《父子嶺上》、《戰地婦女》、《青年之歌》、《收穫》、《反正》等一大批歌曲，在抗日軍民中廣泛流傳。這時期，他還在緊張的戰鬥生活中，寫出了《指揮法》、《發聲法》等一批音樂專業著作。

1940年底，何士德奉命到達蘇北鹽城，擔任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音樂系主任和教授。音樂系有60多名青年學員，他一邊教學，一邊同日寇的掃蕩作鬥爭，還要對付國民黨頑固派的摩擦。1941年5月他帶領部份學員參加反掃蕩兼做群眾工作。一次在舊黃河邊，陳毅見到他，十分高興地說：“好啊，你們一班文化人都變成武工隊了，既練武也練文（音樂），反掃蕩也不能忘了練音樂，搞創作。”陳毅見他穿的鞋破了，特地送一雙新鞋給他。他給學員上課很認真，既講理論，講方法，又親自示範——唱歌與指揮，學員進步快。學員畢業分配到各部隊，有的後來成了作曲家、指揮家。1942年12月，調他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任教，併當班主任。他講授聲學和指揮法，勤奮工作，培養音樂工作者，直到抗戰結束。1945年在延安，他當選為中共七大候補代表。“七大”開幕式上，他指揮全體代表高唱《國際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在文化部電影局音樂處工作時，主持舉辦了作曲訓練班培養作曲人才。他親自講課，也請專家講課。後來，這個班的學員中湧現出了一批作曲家。

抗日勝利后，何士德曾被派往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任聯合文工團團長。1946年11月調到東北電影製片廠任黨總支書記，並負責音樂工作。1949年11月調任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委員兼音樂組組長。1953　1958年任電影局音樂處處長，北京電影製片廠藝術指導兼作曲。他在電影音樂事業的領導崗位上工作了12年，為新中國電影音樂事業的奠基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在繁忙工作中帶頭創作電影歌曲，培養電影音樂幹部，提齣電影音樂的指導思想和一些重要理論觀點。1946年他在東北電影製片廠（新中國第一個電影製片廠，后改名長春電影製片廠）時，廠里沒有音樂機構，“白手起家”，他向廠長建議“人民電影事業不能沒有音樂機構，我們要用解放區音樂幹部創作的音樂來配樂”，得到廠長的贊同。於是“人民電影必須配以人民的音樂”，就成為明確的指導思想。攝製《民主東北》電影，成立音樂組時只有何士德等二人，他就從廠里會演奏樂器的人中選拔出十幾個組成中西樂器混合的業餘樂隊，日夜突擊作曲和錄音。接著，向社會招收有專業基礎的樂手和一批青年，進行培訓。1948年11月誕生了人民電影的第一支專業電影樂隊（包括雙管編製的管弦樂隊、民樂組、聲樂組）；同時從解放區文藝單位調來作曲人員，成立12人的作曲組。在他領導下，邊學邊干。東影攝製的全部影片都由他們自己作曲和錄音。徹底改變了以往用西洋音樂唱片配樂的狀況。在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他作為解放區電影工作者的代表，在大會作了以“創新的樂隊音樂”為題的發言。以後，從東影抽調了專業幹部支援北影、上影，建立中國第二個、第三個電影樂團和作曲組。

他在擔任電影局音樂處處長期間，很重視電影音樂工作者的培訓、提高，多次舉辦培訓班、業務講座和電影樂團彙報演出。他向電影音樂創作人員提出一些重要的研究課題：如故事片音樂如何表現正面人物，如何用音樂手段塑造人物形象、表達思想感情；如何真實具體、生動地概括典型、刻畫個性，以克服電影音樂“一般化”、“公式化”的缺點；如何表現矛盾衝突，如何利用音樂與畫面的有機結合來揭示矛盾等等。對電影音樂的結構，他在肯定許多作曲者常用的音樂主題貫串的同時，又指出影片的藝術風格、表現手法，隨著影片的題材、體裁、樣式的不同而多種多樣，力求視覺形象與聽覺形象的有機結合，大膽創新。他提出這些問題和觀點，對電影音樂理論的研究起了推動作用。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堅持電影音樂創作，早期在東影創作了《民主東北》影片音樂，擔任了新中國第一部大型故事片《橋》的音樂創作和故事片《光芒萬丈》部份音樂創作。後來又為電影《春城秋年》、《林家鋪子》和文獻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勝利》以及短片《故宮》、《長江》、《反對細菌戰》作曲。為中國第一套廣播體操配樂。他為《林家鋪子》等配的音樂既有地方色彩，又有時代特徵，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1958年在“左”的錯誤影響下，何士德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從那以後他沉默下來了。1962年起出任中國音樂出版社辭典編輯部主任。1979年後他受到的不公正對待逐步得到解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又一個文藝的春天，何士德重新活躍在樂壇上，人們重新聽到了他的歌聲，看到他的指揮。他應邀到上海大學講學，指導合唱隊演出。在上海為慶祝賀綠汀從事音樂活動60周年而舉行的“賀綠汀作品音樂會”上，他站在台上指揮雄壯的大合唱歌曲《新世紀的前奏》。他那獷達的指揮造型、氣宇軒昂的軍人風度，激情歌唱的指揮風格，給人們極大的感染，人們稱讚這位指揮者依然“胸有千軍，氣度不凡”。1979年他同當年新四軍的幾位老戰友一起，籌組了“新四軍老戰士合唱團”，他任藝術指導兼指揮。後來這個團發展成為300多人的“八路軍、新四軍老戰士合唱團”，開展歌詠活動，宣傳革命傳統，得到部隊和社會的廣泛支持，國慶30周年在人民大會堂演出時中央和部隊領導親臨參加，場面異常動人。近十多年來，他堅持勤奮創作，探索創作音樂的新風格，編選自己的歌集，寫回憶錄，總結創作經驗等。他創作了混聲四部合唱《中國女排之歌》（曉星詞）、大合唱《長城之歌》選曲（蔣汕詞）、《青松》（陳毅詞）、四部合唱歌曲《永放光芒》（聶大鵬詞）等等。他1982年離休，定居北京，1992年起因在音樂創作等多方面有貢獻，國務院發給他特殊貢獻津貼。

2000年12月2日下午1時40分，何士德在北京病逝，享年90歲。12月19日，何士德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舉行。何士德遺體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音樂家協會、新聞出版署等單位和有關知名人士出席了告別儀式。中共陽江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蘇湖卓代表陽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出席了告別儀式，送別這位新四軍軍歌作者、中國傑出的作曲家、指揮家和音樂教育家。何士德戰鬥的一生、創作的一生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告別儀式中反覆播放了《新四軍軍歌》。這支傳世之歌將繼續成為振興中華民族、創建美好未來的號角，在歷史的長河中代代相傳。

《新四軍軍歌》

詞：陳毅

曲：何士德

光榮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著我們的姓名；

孤軍奮鬥羅霄山上，

繼承了先烈的殊勛。

民國時期的賓陽門（今大東門所處位置）外景。當年葉挺獨立團的攻城地點就選在此城門東北角蛇山山坡上的“城牆角台”。

千百次抗爭，風雪饑寒；

千萬里轉戰，窮山野營。

獲得豐富的戰爭經驗，

鍛煉艱苦的犧牲精神，

為了社會幸福，

為了民族生存，

一貫堅持我們的鬥爭!

八省靳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

八省靳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

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揚子江頭淮河之濱，

任我們縱橫的馳騁；

深入敵後百戰百勝，

洶湧著殺敵的呼聲。

要英勇衝鋒，殲滅敵寇；

要大聲吶喊，喚起人民。

發揮革命的優良傳統，

創造現代的革命新軍，

為了社會幸福，

為了民族生存，

鞏固團結堅決的鬥爭!

抗戰建國高舉獨立自由的旗幟，

抗戰建國高舉獨立自由的旗幟。

前進，前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前進，前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作品簡介：陳毅詞，何士德曲。1939年春，新四軍為了動員廣大官兵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新四軍作戰方針的指示，配合部隊進行革命傳統教育，鼓舞士氣，軍部首長動議創作一首新四軍軍歌。3月間，首先由陳毅寫出歌詞初稿《十年》，后經葉挺、項英、袁國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體修改定稿，於1939年6月發表在新四軍的刊物上，署名為“集體創作，陳毅執筆”。由何士德譜曲后，這首歌就在新四軍中傳唱開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秀歌曲之一。這首歌以昂揚振奮的旋律，威武雄壯的氣勢，表現了新四軍一往無前的戰鬥精神。

翻開《陳毅詩詞選集》，可以看到題為《十年》的詩篇，它熱情地歌頌著新四軍走過的征程，抒發了“創業艱難百戰多”的豪情。這就是《新四軍軍歌》的歌詞初稿。陳毅同志於1939年3月寫成后，提交新四軍軍部集體討論，最後由他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定稿，交給作曲家何士德譜曲。同年5月，在皖南新四軍軍部駐地首次演唱，得到軍部領導和陳毅同志的肯定，便作為正式的《新四軍軍歌》，發表在當時的《抗敵》雜誌上。這是一首音調雄渾壯闊、節奏沉穩有力的進行曲，表現了新四軍支撐東南半壁江山的豪壯氣概和“工農兒子慣征戰”的堅韌性格。旋律進行帶有銅管樂式的稜角分明、鏗鏘有力的特點，由四個不斷展開的段落組成。首段旋律莊重渾厚，體現了正義之師的泱泱雄風。第二段旋律舒展激情，是對過去艱苦歲月、光榮征程的自豪的回顧。進入第三段，旋律變得頓挫有力，並以逐句上行的模進，推向全曲第一個高潮，象徵著新四軍以堅實的步伐，向著新的目標挺進。結束段落以兩個轉折性的樂句推出“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的點題性結束句，連續反覆三次，一次比一次高昂，具有“鐵軍真如鐵”、“關山渡若飛”的氣勢。陳毅同志很為讚賞，說：“這樣很好，有氣魄，正是我寫這個歌詞想強調的地方。”雄偉的歌聲，伴隨著東進的新四軍，“彎弓射日到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