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

1918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機械科。先後創辦上海新民機器廠、合作五金公司、長城機制磚瓦公司、大中機器廠。1919年任同濟醫工學校（同濟大學）實習工廠主任。1927年任上海市機器五金同業公會主任委員。1932年“一二八”日寇侵滬，聯合同業支援十九路軍抗敵。抗日戰爭時期，帶頭拆廠內遷。在重慶、桂林、祁陽等地創辦機器廠，任總經理，並任中南區機器工業協會理事長、遷川工廠聯合會理事長。1945年後返回上海，任新民機器廠總經理，創辦《中國工業》月刊社。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市政協副主席，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第一、二、三、四屆執委，第五屆常委。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45年發起組織民建，歷任民建理事、常務理事，民建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委員、常委，民建總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第一、二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三屆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百年以來，中國人民為了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進行了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鬥爭。許多志士仁人為了實現強國富民的願望，多方尋求探索救國救民之路。胡厥文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傑出的代表人物。”——這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代表全國政協和中央統戰部在紀念胡厥文先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講的，講話對胡厥文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1895年（清光緒21年）10月7日，胡厥文出生在上海市嘉定縣的一個開明紳士之家。1914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在北京學習的日子裡，正值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軍閥橫行時期。袁世凱為了要稱帝，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賣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一切更堅定了胡厥文走實業救國之路的信念：只有辦實業，發展工業，生產各種用品以滿足人民的需要；製造飛機大炮武裝軍隊，才能富國強兵，把帝國主義趕出去，才能使中國揚眉吐氣。

1918年大學畢業后，胡厥文經人介紹進了當時國內最大的工廠——漢陽鐵工廠，從學徒工做起，開始了“實業救國”道路的摸索。1921年創辦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廠——新民機器廠，主要業務是生產紗廠機器零件和承接紗廠機器的維修，后又轉向生產彩色油墨機，開始闖出一條設計和製造機器的新路。在辦企業的過程中，他先後建起四家工廠，摸索了一條機器工業與日用品相結合的發展道路：以機器製造工業武裝日用品工業，以日用品工業開拓市場，發展生產。1927年上海機器製造業同業集會，成立了上海商民協會機器同業公會，他被推選為同業公會主任委員。在主持同業公會的十年間，胡厥文以公正無私的精神為大家服務，從自己工廠的活動範圍，進入到上海工商界的更廣闊的天地，繼續“實業救國”的探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大舉進攻，驚醒了胡厥文“實業救國”之夢，他開始投身到民族解放的運動中去。1932年淞滬戰爭爆發，他團結上海工商界同仁，趕製一批批手榴彈、地雷、穿甲彈，送往前線，給十九路軍以堅強的支持。

抗戰勝利后，在中華民族面臨人民民主力量同專制獨裁勢力進行決戰的嚴峻關頭，他認識到，中國目前最急需的不是實業，而是和平和民主。有了和平和民主，才能建立富強的國家，便毅然加入到民主運動的洪流中。也正是這時候，他有機會接觸了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中共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45 年，為了爭取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他和黃炎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工商業界自己的政治團體——民主建國會，團結愛國工商業家和有聯繫的知識分子，配合中國共產黨為建立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鬥爭。

服務國家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胡厥文懷著極其興奮的心情投入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他熱情地組織工商界同仁學習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宣傳《共同綱領》，鼓勵同業愛國守法、努力發展生產。他參與了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的籌備工作，領導上海工商界加強團結，恢復與發展生產，改造舊的同業公會，組織政治學習，參加三大革命鬥爭，並在1952年2月當選為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5月被推選為上海機器工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

從50年代，胡厥文在民建和工商聯中倡導並提出“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對於工商界積極配合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起到了良好的引導鼓動作用，也反映了愛國工商界人士的共同心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胡厥文開始思考如何調動民建、工商聯成員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積極性，為“四化”建設服務。1979年他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周叔弢一起被邀到鄧小平同志家中做客，聽了鄧小平同志關於對外開放、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等問題的重要講話，受到很大鼓舞，積極在工商界中廣泛宣傳，動員兩會成員在參政議政和經濟建設的許多方面，迅速開拓新的局面。他領導中國民主建國會與全國工商聯密切配合，提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為四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獻計獻策，做出了積極貢獻。

在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中，胡厥文認為應當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1982年和1983年，他分別對中共的統戰工作和整黨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評價。1986年，針對“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和統戰工作的新情況，他與全國工商聯主席胡子昂聯名提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的意見》，強調堅持和發展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黨和國家也給這位諍友很高的榮譽。胡厥文曾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副市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主席；中華全工商業聯合會常務委員。

胡厥文一生光明磊落、作風正派，是非愛憎涇渭分明，處事注重大事大節。他待人寬、對己嚴，善於團結同志。他有知人之明，又有用人之量，對同志披肝瀝膽、關懷備至。他又是書法家和詩人，他的書法高古、灑脫，他的詩詞豪放、熱情，這也是他正直、豪爽性格的體現。

著名政治活動家、傑出實業家胡厥文（1895.10.7-1989.4.16）出生在上海市嘉定縣一個開明紳士之家。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他與許多志士仁人一樣，多方尋求富國強民之路，一路走來，幾番風雨，幾多滄桑。

1914年，胡厥文考入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攻讀機械工程專業。他讀大學期間，袁世凱為了稱帝，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深重的民族危機讓胡厥文的心靈受到強烈震撼，他意識到：只有興辦實業，生產各種日用品以滿足人民的需要，製造飛機大炮武裝軍隊，才能富國強兵，改變外侮日亟情勢，使中國揚眉吐氣。所以，胡厥文發誓將來一不當官，二不從教，決心獻身於“實業救國”。

1918年大學畢業后，胡厥文經人介紹進入當時國內最大的工廠——漢陽鋼鐵廠。他謝絕了工程師之職，從學徒工做起，開始了對“實業救國”道路的摸索。1921年，胡厥文創辦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廠——新民機器廠，後來又創辦了合作五金廠、長城磚瓦廠等工廠，摸索出一條機器工業與日用品相結合的發展道路。1927年，上海機器製造業同業集會，繼續著他對“實業救國”的探索。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胡厥文全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他說：“我雖不會打槍開炮，卻可以造槍炮。”他團結同仁，動員組織起幾十家企業拆遷機器到滬南建立臨時工廠，日夜趕製一批批手榴彈、炮彈、地雷和水雷等支援前線，成為抗戰中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的堅強後盾。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胡厥文作為上海機器五金業企業家的代表之一，前往南京請願，向國民政府表示：“本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旨，決定把工廠立刻遷到後方去，積極生產，支援抗戰。”

愛國工商業者在抗日戰爭中對軍需民用的生產和供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但他們不僅沒有得到國民黨政府的任何協助，反而受到國民黨官僚買辦資本的排擠和壓迫。抗戰後期，胡厥文深深感到，在國民黨腐敗統治下，“貪污的樂得不得了，拚命的苦得不得了，到處皆然”，遂大聲疾呼：“快不能看內遷工廠一個一個地消失，艱苦奮鬥的工人一個一個地失業，有功抗戰的資本一筆一筆地耗損，熱愛祖國的情緒一天一天地消沉。”

正是在抗日戰爭期間，胡厥文有機會接觸了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中共領導人，並留下了深刻印象。1944年冬，周恩來和王若飛出面邀請重慶產業家舉行座談會。胡厥文、劉鴻生、胡子昂等40多人出席了座談會。在會上，周恩來突出宣傳了愛國主義，強調產業家要為國家多作貢獻。周恩來在重慶期間特意多次到沙坪壩土灣胡厥文家中探望，送去小米和紅棗，鼓勵他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抗戰到底，為國家和民族多作貢獻。胡厥文回憶這段過往時說：“我有幸同他（周恩來）幾次懇談，聽他對國內形勢的透闢分析，不覺耳目一新。”

1945年12月16日，中國民主建國會舉行成立大會，胡厥文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為籌備成立民主建國會做了大量的工作，胡家甚至成了他們商量對策、召開會議的主要地點。對此，胡厥文坦言：“多年來，我埋頭工業，發展生產，不願過問政治，想迴避政治，現在看來，政治是迴避不了的，你不過問它，它卻要不斷來過問你。再說，政治問題不解決，經濟問題就難以徹底解決和根本解決……過去那種‘在商言商、在工言工’，不過問政治，不想參與政治的態度必須改變。”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與工商界最早公開接觸的時間是6月2日。在外灘中國銀行四樓召開的這個座談會從下午兩點一直開到晚上7點半，市長陳毅、副市長潘漢年、曾山等人都參加了會議，多達300名的上海工商界資本家如盛丕華、王志莘、榮毅仁等人受邀出席。在會上，胡厥文代表工商界人士表示：“上海工商界過去受到不正確宣傳的蒙蔽，對共產黨確實抱有相當疑懼，自從《商報》刊載中共各項工商政策以後，始獲了解，於是一變過去疑懼心理，滿懷希望，必定真誠擁護人民政府，隨時隨地作本位的貢獻。”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胡厥文懷著“新國光芒千萬丈”的喜悅心情，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1956年春，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出現了新高潮。在胡厥文等人的大力推動下，上海只用六天時間就實現了數百個行業的公私合營。面對部分資本家對於公私合營的疑慮，胡厥文和幾位工商業者談心時風趣地說：“你們看過《西遊記》沒有？孫行者一路上想方設法去掉頭上的緊箍兒，但一路上怎麼也去不掉，後來到了西天，他問如來佛，我現在這個緊箍兒可以去掉了嗎？如來佛說，你自己摸摸看。孫行者一摸自己頭上，那個緊箍兒已經沒有了。”這段話說出了社會主義改造要水到渠成的道理，在工商界中廣為流傳，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給予胡厥文巨大的鼓舞，使他再次看到在中國發展實業的希望。1956年8月，上海市政協組織西北建設事業參觀團赴蘭州、西安、鄭州、洛陽等地參觀，實地了解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就。胡厥文感慨萬千：“這次西北之行，給我莫大的鼓舞，這些新的建設規模之大、進展之速、技術之精，都十倍、百倍地超過我原來的設想，貧窮與落後已成為過去。回想當時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是紙上的，而這一次的參觀都見諸事實，展望無窮，異常興奮，共產黨的領導正確，功高千古蓋可見也。”

作為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胡厥文從舊中國單純依靠實業的辦法來救國四處碰壁，到新中國成立后熱心於社會主義建設，他的人生道路由此出現了嶄新而光明的一面，其心路歷程也代表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思想升華的必然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