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

凡鑄鼎，唐虞以前不可考。惟禹鑄九鼎，則因九州貢賦壤則已成，入貢方物歲例已定，疏浚河道已通，《禹貢》業已成書。恐後世人君增賦重斂，後代侯國冒貢奇淫，後日治水之人不由其道，故鑄之於鼎(1)。不如書籍之易去，使有所遵守，不可移易，此九鼎所為鑄也。年代久遠，末學寡聞，如蠙珠、暨魚、狐狸、織皮之類，皆其刻畫於鼎上者，或漫滅改形亦未可知，陋者遂以為怪物(2)。故《春秋傳》有使知神奸、不逢魑魅之說也。此鼎入秦始亡(3)。而春秋時郜大鼎、莒二方鼎，皆其列國自造，即有刻畫必失《禹貢》初旨。此但存名為古物，後世圖籍繁多，百倍上古，亦不復鑄鼎，特並志之。《天工開物》

(1)“惟禹鑄九鼎”一段：防止後世人君之橫徵暴斂，征索外國之奇技淫巧，以及治河之時不由故道。這種說法不論是否符合歷史真實情況，但宋應星懷有憂國憂民之心，並以此對當時有所影射，是很明顯的。

(2)“年代久遠”一段：此言關於禹鑄九鼎的另一種說法是荒謬錯誤的。由於年代久遠，九鼎上刻畫的九州方物已經漫滅變形，於是一些人就把稀奇的東西當做各地神怪，從而傳出禹造九鼎以刻畫神怪，致使人多識怪魅之形以迴避的說法。

(3)此鼎入秦始亡：先秦典籍多言周有九鼎，為諸強覬覦，而終為秦所取，及秦亡，九鼎亦不知所之，但未言此九鼎即禹所鑄之九鼎。以為禹鑄者，乃見於後世之說。

鑄鼎的史實在堯舜以前就已無法考證了，至於傳說夏禹鑄造九鼎，那是因為當時九州根據各地現有條件和生產能力而繳納賦稅的條例已經頒布，各地每年進貢的物產和品種已經有了具體規定，河道也已經疏通，《禹貢》這部書已經寫成了。但是由於恐怕後世的帝王增加賦稅來斂取百姓財物，各地諸侯用一些由奇技淫巧做出來的東西冒充貢品，以及後來治水的人也不再按照原來的一套辦法，於是，夏禹把這一切都鑄刻在鼎上，令規也就不會像書籍那樣容易丟失了，使後人有所遵守而不能任意更改，這就是當時夏禹鑄造九鼎的原因。經過了許多年代，刻在鼎上的畫像，如蚌珠、暨魚、狐狸、毛織物以及獸皮之類，也可能因為鏽蝕而變了樣，學問不深和見識淺薄的人就以為這是怪物。因此，《左傳》中才有禹鑄鼎是為了使百姓懂得識別妖魔鬼怪而避免受到妖魔傷害的說法。這些鼎到了秦朝時就絕跡了，而春秋時期郜國的大鼎和莒國的兩個方鼎，都是諸侯國鑄造的，即使有一些刻畫，也必定不合於《禹貢》的原意，只不過名為古舊之物罷了。後世的圖書已經多了好幾百倍，就不必再鑄鼎了，這裡特地提一下。

《天工開物》初刊於1637年（明崇禎十年）。《天工開物》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是中國古代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有人也稱它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學家宋應星。外國學者稱它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作者在書中強調人類要和自然相協調、人力要與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國科技史料中保留最為豐富的一部，它更多地著眼於手工業，反映了中國明代末年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生產力狀況。

宋應星（1587～1661），字長庚，江西奉新縣宋埠鎮牌樓村人。明末清初科學家。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2次考中舉人。但以後五次進京會試均告失敗。五次跋涉，見聞大增，他說：“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聞”。他在田間、作坊調查到許多生產知識。他鄙棄那些“知其味而忘其源”的“紈絝子弟”與“經士之家”。在擔任江西分宜縣教諭（1638~1654）年間寫成了《天工開物》。

他在《序》中描寫這段情況時說：“傷哉貧也！欲購奇考證，而乞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贗真，而缺陳思之館。”（想加以驗證而無錢，想與同人們討論真偽而無場館），只得“炊燈具（備）草”，日夜寫書，但“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出任江西分宜縣教諭（縣學教官）。期間，他將其長期積累的生產技術等方面知識加以總結整理，編著了《天工開物》一書，在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由其朋友塗紹煃資助刊行。稍後，他又出任福建汀州（今福建省長汀縣）推官、亳州（今安徽省亳州）知府。明亡後作為明遺民，約在清順治年間（公元1661年前後）去世。宋應星一生講求實學，反對士大夫輕視生產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