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關

武關，春秋時稱“少習關”，為“三秦要塞”，“秦楚咽喉”。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四中說:“扼秦楚之交，據山川之險。道南陽而東方動，入藍田而關右危。武關巨防，一舉而輕重分焉。”《續修商志》載陳潛室日“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東南而入武關為間道”。清人顧棟高詩:“武關一掌閉秦中，襄鄖江淮路不通。”自春秋始，歷來武關均設防守。為兵家必爭。武關舊有城垣，北倚岩崖，南臨絕澗，河水環東、西、南三面，城址橫出河心。城東有四道嶺，特別是弔橋嶺高且陡峭,“上山一道，不容並騎”，為武關屏蔽。故史稱其為“關中東南門戶嗟不誤也”，且有“秦關百二”（以二敵百）之譽。迄今尚有古“秦楚分界牆”一段，約300多米。古稱商於道、商山道，是陝西東南部的重要門戶，是古都長安連接荊襄、吳越的紐帶。起自長安，經積道、灞上、芷陽、藍田、嶢關、上洛、武關、丹水、淅、酈等地至宛城。

山水環繞，險阻天成，曾被譽為“重關天塞控神洲”，“關門不鎖敵難犯”，“武關一掌閉秦中，襄鄖江淮路不通”，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戰國時秦出武關而東取十五城，楚懷王即被執於武關；秦始皇東巡皆經武關；劉邦入武關定關中，郭子儀於武關招亡卒使吐蕃夜遁；黃巢出武關轉戰中原；李自成囤兵商洛后出武關而進軍北京；1932年，賀龍將軍曾率部與敵劉振華部激戰武關。上下烽火台亦存。武關西有牧虎關，東有富水關，南有白陽關、竹林關、荊紫關、漫川關，北有鐵鎖關、雞頭關，關關相望，可相依設防。劉邦、黃巢、李自成、白蓮教義軍及賀龍率領之工農紅軍，均出入於武關。

武關城遺址，在龍駒寨鎮東42公里，上伊國道南側。為秦之南關。它和東面之函谷關、西面之大散關、北面之蕭關並稱“關中四塞”。關中即因居四關之中而得名。其地界“秦頭楚尾”,為“秦楚咽喉”、“關中鎖鑰”。

武關城，北依少習山之岩險，東、西、南臨武關河谷之絕澗。“山環水繞、險阻天成”,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自古有“重關天塞控神州”和“秦關百二”(以二敵百)之譽。《左傳·哀公四年》載:“秦哀公四年(前533),楚既克夷虎，及謀北方，將通少習以聽命。”說明春秋已設少習關，即自戰國更名之武關(關北主山迄今沿稱少習)。《戰國策·秦策》載，商鞅敗亡前曾來關下叩關遭拒。由明太僕寺南鏜所撰《重修武關碑記》得知,該關重修於明正德五年(1510)。經現場勘察，今城牆夯土亦斷為明城。城址呈長方形，東西1000米、南北500米，夯土板築，原高8米、厚3.4米。東、西、南各有一門，為磚石包砌券洞，上有城樓。各門均有楷書陰刻石額，西門為“三秦要塞”;東門外額為“武關”,內額為“古少習關”。

“文化大革命”中城毀碑失。迄今，武關城牆僅余東、西門一帶夯土數堆。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成立后,1986～1987年陸續將所失三塊題額徵回。城內歷代衙署，現已無存。1980年商洛地區文物普查時，在武關城址發現篆刻“武侯”、“千秋萬歲”等瓦當及篆書“武”字板瓦。1956年，武關小學在西牆附近取土時，發現類似西安龍首村出土之五角形漢代陶質下水道管。此後，歷年多次出土銅鼎、銅鈁、銅劍、銅矢及大量陶器和碎片。1988年，商洛地區在文物普查時，又於武關發現漢代陶窯三處，漢墓一座。凡此，均可作為戰國及漢代在武關置關設衙之物證。武關城址街道整齊，現為武關鄉政府所在地。

關於武關歷代設戍防守情況，據《漢書·武帝紀》載劉玄更始元年(23),武關都尉為朱萌。《隋書·煬帝紀》謂:“於上洛以置關防。”清康熙《續修商志》載，唐開元十八年(730),守武關副都尉名閻敬珣，繼任蕭元昶。《直隸商州總志》稱，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武關設巡檢司。清乾隆二年(1737)添設營房。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修衙門，門庭五間，大庭五間、班房十多間。大門懸“武關城守營”金字大匾。門側有州官羅文思所書“古少習關”巨碑(據傳鋪於武關東街街心水渠)。其衙門解放後為糧站佔用。“文化大革命”后糧站改建為庫房。現城中僅存西門內側清道光時重修的關帝廟大殿及樂樓。原城東南隅之魁星樓，西南角寺嘴子石佛寺，龍王廟、樂樓及菩薩、財神、火神諸廟，均已先後塌圯。武關自古被稱為“關門不鎖敵難犯”、“關門不鎖夜猶開”,“雄關拒萬夫”之軍事要塞。關東四道嶺(弔橋嶺)有“秦楚分界牆”。嶺巔，原有關門、弔橋，嶺外一道，不容並騎，誠為天險。牆側設有前、后烽火台(詳見本志《秦楚分界牆》),迄今此牆及烽火台尚存。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載:“扼秦楚之交，據山川之險，道南陽而東方動，入藍田而關右危。武關巨防，一舉而輕重分焉。”清顧棟高詩云:“武關一掌閉秦中，襄鄖江淮路不通。”武關自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兵事頻冗。清譚嗣同之《武關》詩云:“橫空絕磴曉青蒼，楚水秦山古戰場。”“秦楚交戰，斬首八萬”即戰于丹、淅之濱，后楚懷王被執於武關。杜牧《題武關》曰:“碧溪留我武關東，一笑懷王跡自窮,”崔融詩:“六里青山天下笑，張儀容易去還來”,皆指此。劉邦克武關，成帝業;鄧曄得武關，滅王莽;赤眉軍入武關，動搖漢室;桓溫及劉裕軍破武關，前秦、後秦覆沒；郭子儀整軍武關，吐蕃夜遁；黃巢出武關，轉戰中原；紅巾軍入武關,“三輔”驚恐；李自成出武關，后建大順；白蓮教、太平軍、義和團攻入武關，震撼清廷。1932年，賀龍率領的紅三軍與軍閥劉鎮華部亦激戰於武關西之寺底鋪。

秦關楚岫之武關，不僅是軍事要塞，而且山水綺麗，舊曾有“八景”:餘光返照、石橋古渡、筆山鹿鳴、硯水魚躍、龍潭古寺、白岩仙跡、蟒冷神芝、玉泉串珠。駐足武關之歷代墨客騷士，詠詩作賦者有韓愈、元稹、白居易、杜牧、岑參、李商隱、寇準、溫純、何景明等，流傳不少膾炙人口的佳作。毛澤東主席曾親書唐代李涉《再宿武關》詩，以抒情懷，勵國人。1959年，林業部曾在武關召開全國16省(市)核桃現場會議，並勒石樹碑於西崗。

自“三秦要塞”——武關，盤折東行，約2.5公里處，一嶺當道，即四道嶺之第四道嶺(弔橋嶺),為武關“外廓”。古代出入武關只此一途。該嶺高峻而陡峭，其路不容並騎。《史記》謂“秦關百二(以二敵百),勢如建瓴”。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

弔橋嶺巔，尚存“秦楚分界牆”一段，長約3500米，底寬2米，頂寬1米，高3.5米，由片石砌成。牆西為秦，東為楚，系春秋戰國時兩國疆界。跨道，築有城樓。其拱形門洞，高3.4米，寬2.7米，深3.4米，上有樓三間，門前設弔橋。牆東南有烽火台兩座，前台高出界牆30米，後台高出前台150米，與鐵峪鋪、桃花鋪、資峪嶺、龍駒寨、商山、棣花諸台相呼應，為古代戰爭傳遞消息之主要設施。分界牆初建於戰國，歷代屢經修葺，現存界牆為明建。解放前，界牆上寫有“秦楚分界牆”五個大字。相傳，此牆古代綿延千里，與白陽關、竹林關、漫川關，及雞頭關連成一線。牆西，原有“四龍宮”(喻四嶺為四條青龍，故名)。該宮建於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總面積約500平方米。有大殿、樂樓、道房、茶齋、鐘鼓樓共11間。古歷三月初三廟會(三日)。經“文化大革命”,主要建築全部傾塌。舊日道旁曾一字排列17座古碑，今僅存“重修龍宮碑”二面：一在四道嶺頭，鐫有“大明國置立武關衙”(明崇禎四年三月立);一在武關鄉政府大院。歷年來在“秦楚分界牆”附近發現不少箭簇、戈、矛等兵器。

檢閱歷史典籍，唐代詩人杜牧游武關時，所寫《題武關》詩中之“山牆谷塹依然在，弱吐強吞盡已空。”即指此牆。清康熙時《續修商志》謂“秦楚咽喉之重地，商於形勝之要區。”清乾隆代《直隸商州總志》卷一說,“商界秦楚間”,“東有武關之天險……秦楚咽喉也”。明太僕寺南鏜所撰《重修武關碑記》謂:“武關去省城五百里……一夫當關，百夫難敵，岩險聞於天下……乃秦之門戶也。”故有設於國門之分界牆。清代，王肇基之《過武關》有:“雄關百二仰西秦，生就岩疆迥不倫。山勢劃開秦楚界，水聲流盡漢唐人。雲封谷口蠶叢路，日落城頭馬上塵。客館那曾酣旅夢，子規夜半叫芳春”。這首詩亦明確指出，武關為“秦楚界”其“雲封谷口蠶叢路”即實指登上秦楚分界牆之盤折砭道。

《續文獻通考》稱，禹治水經商山，除水患、利農業、便交通。其時，境內道路有一定改善。契“佐禹治水有功”,遂“封於商”。據《世本·作篇》載，契孫相土曾在商製作“乘馬”(馬車)。發明馬拉車后，促進了本境幹線之形成。“循河覓道”,幹線基本沿丹江走向，從而連接了關中平原與南陽盆地以至江漢平原。此即“商於路”。周代，該路成為向南用兵之軍事幹線，且沿線“漸成聚邑”。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錐，樹以青松”。其南極吳楚之馳道，即包括境內之幹線，當時稱為武關道或藍武道。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東行郡縣,“由武關歸”。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出巡“自武關出”。

亂山高下，雲掩商於，武關道常因夏秋多雨山洪暴發而路阻，歷代均十分重視這條幹線的設施及維修。唐代，這條幹線稱商山路，屬於官道。唐貞元七年(791),商州刺史李西華拓寬商山道，又別開偏路以避水患，役工十餘萬，修橋道，起客舍，從商州西至藍田，東抵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詩人李商隱曾寫過一首《商於新開路》,盛讚這一壯舉“更誰開捷徑，速擬上青雲”。據陳思次《寶刻叢編》載，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再次整修商山路，竣工后曾刻有《唐新修橋驛記》石碑。《直隸商州總志》載，明嘉靖知州郗元洪曾主持增修過一次棧道；萬曆七年(1579),知州王邦俊任內採取“火燒石壁，鑿洞架梁”搭路，再次整修山道。清代，最重要的一次整修工程，系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知州羅文思主持，在白楊店的銅佛龕鑿出了寬8尺、長6里的石質碥道，路邊以石為欄，並有行旅歇息的簡易設施，被人們稱為“羅公碥”。大大方便了從龍駒寨到商縣的行人。清代還整修過武關東之七里碥，志稱“裴公碥”。

迄今境內之棣花老街、堡子村、老君殿、古城村、鹿池坪、資峪過風樓、武關新開嶺、弔橋嶺尚有古道遺跡，一般約寬3米左右，常有30°—40°左右之緩坡，多系土路，入村穿鎮等重要路段鋪以條石或卵石。

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1),遷弘農都尉於武關。《漢書·王莽傳》載，地皇四年(23)鄧曄、於匡西進曾收降武關都尉朱萌。都尉雖系武職，設於關則兼管道路暢通。

兩晉南北朝，據《晉書·苻秦》載，自長安至於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者取給於途”。是為境內設驛之始。隋沿，且加強對武關之管理。《隋書·地理志》載，上洛郡商洛縣有“關官”。《隋書·煬帝紀》稱，煬帝即位“掘塹自龍門，達於上洛，以置關防”(指武關)。唐代“凡三十里一驛”。嚴耕望《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稱，其時自長安至襄陽23驛。商洛縣之驛站上接上洛縣洛源驛，入境有棣花驛、四皓驛、青雲驛、桃花驛、武關驛，出境接商南縣之層峰驛。“每驛設驛長一人，驛夫若干人，一縣之驛由縣令兼理”。驛有驛田，備有車、馬、船等以供使用。唐德宗時，定“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從上都至荊南為次路驛”。上都至荊南，恰經今丹鳳縣境。《唐書·百官志》稱:“凡關有驛道者為上關”,縣境武關即繫上關,“上關令一人，從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其主要職能“掌禁末游，察奸匿”。貞元間，商州刺史李西華又於商山路廣設“官舍”,以接待過往官員。其時，私人經營之旅館亦日臻發達。《通典》卷七載，早在天寶年間，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南詣荊襄(此道，途經本境),“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宋略如前代，開國之初詔諸道州府以軍卒代百姓為遞夫，承傳官府文書。宋人沈括《夢溪筆談》稱:“驛傳舊有步、馬、急三等，急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金字，日行五百里。”望之者無不避路，即岳飛所奉之一日十二道金牌。北宋末，本境為宋金交戰區，境內之急遞，十里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路十名、鋪路或五名或四名。

元代驛政較前詳備，驛站稱站赤，為蒙古語驛站之譯音。普通各站設提領一員，行九品印，職專車馬之役。其附，商州共七驛，在本境者有棣花、青雲、桃花、武關驛。其時各驛之間距，據《馬可波羅遊記》載“元代驛站制度每隔二十五或三十英里就立一驛站”。

明代，境內設有驛站並急遞鋪，隸商縣驛丞，掌郵傳迎送等事。清代，驛政初由商縣驛丞專掌，乾隆年間龍駒寨州同衙門設立後由其兼理。各驛站有驛書、驛皂、馬夫、獸醫、杠抬夫、驢夫之類。與驛站相輔而行的有專供走遞公文之“遞鋪”,每鋪有鋪司四人，鋪兵二十一人。商州到武關十一鋪，本境有鋪司八處(上接商縣夜村鋪，下接商南之澗場鋪)。境內之鋪名為：棣花鋪(飯食等級為小、中伙)、商洛鋪(備大、中伙)、龍駒寨鋪(為“駐節”之地)、資峪鋪、桃花鋪(備中伙)、鐵峪鋪、寺底鋪、武關鋪(為“駐節”之地)。運輸組織方面，光緒二十六年(1900)九月二十九日，慈禧太后令各省應解京餉均輸西安，並決定將清江(江蘇)所設轉運總局移至漢口，老河口、龍駒寨各設分局。南路運輸由漢水入荊紫關，溯龍駒寨抵達西安。以此作為“西幸之第一籌畫”。此外，清代尚有船幫、西馬幫、北馬幫、青器幫、鹽幫、楚黃幫、臨晉幫、坐地幫等民間行業組織在龍駒寨建有會館，接待過往同業人員。

武關余化橋傳說帝辛(殷紂王)之大將余化龍，派三子光駐守武關，於城東北少習山下溝壑間築石橋一座，遂名“余化橋”,俗稱大石橋。《武關八景》有“石橋古渡幾千秋”。經考，其地原雖有石橋一座(丈余),然始築年代尚乏信史。民國二十四年(1935),修建西荊公路武關段時，該橋為路基所佔，今在原處設一涵洞。

武關

[唐。吳融]

時來時去若循環，雙闔平雲謾鎖山。只道地教秦設險，不知天與漢為關。

貪生莫作千年計，到了都成一夢閑。爭得便如岩下水，從他興廢自潺潺。

題武關

[唐.杜牧]

碧溪留我武關東，一笑懷王跡自窮。鄭袖嬌嬈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

山牆谷塹依然在，弱吐強吞盡已空。今日聖神家四海，戍旗長卷夕陽中。

再宿武關

[唐。李涉]

遠別秦城萬里游，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