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日章

余日章(1882-1936.1)

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基督教領袖。湖北蒲圻人，生於武昌(屬武漢市)。

黎元洪的英文秘書，孫中山的熱情追隨者；

天下第一首革命歌曲的作曲者，中國最早“紅十字會”組織的創立者；

“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的啟蒙老師，蔣介石與宋美齡的證婚人。

幼入基督教。曾就讀武昌聖公會附設小學。

1895年進武昌文華書院。后入上海聖約翰大學。

1905年畢業后，回鄂任文華書院體育教員。創辦《文華學界》月刊，參與營救日知會被捕志士劉靜庵。

1908年秋赴美，靠美國傳教士資助在哈佛大學研究院主修教育科，得碩士學位。

1910年，畢業獲博士學位，就任北美基督教學生大會副總幹事。

1911年回國，任文華大學附中校長，在漢口首創中國第一屆夏令營。

並積極參加政治活動，辛亥武昌首義時，創辦紅十字會，自任總幹事，率員赴前線救護；

又任黎元洪的英文秘書，參與外事活動。

時清海軍統制薩鎮冰率領清水軍抵漢，欲炮轟武昌，曾親持黎元洪書面呈薩鎮冰，勸其反正。

1912年，應教育部長蔡元培邀請，參加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充任北京《英文日報》助理主編。

1913年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演講部主席。

1913年5月，出席世界學生青年會第八次會議。會後漫遊歐洲各國。

1915年參加中華實業團併兼任秘書。

1917年任全國青年全國協會總幹事，連任十七年，併兼任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

1917年曾參與孫中山《建國方略》的撰著工作。

1919年出席紐約青年會幹事會議。

1921年赴美國華盛頓，參加裁軍與遠東問題國際會議。又任上海工部局顧問、贖回山東鐵路協會書記等職。

1921年獲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博士學位。

1923年任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

1924年去美出席青年會國際會議，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沒有認識，抱有幻想。

1927年，赴檀香山參加太平洋國民會議時，曾“勸導”侵略中國的日、英、美髮“善心”。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正式聯姻，在上海結婚。宋家信仰基督教，宋美齡本人參加過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工作。在向社會公開舉行婚禮之前，必先舉行一次宗教式的婚禮。

余日章受蔣介石和宋美齡延請，在宋美齡住宅西摩路，為他們按基督教宗教程序，舉行了宗教式的婚禮。這次婚禮有些特別，參加的人員很少，證婚人卻有5人之多。譚延闓、吳稚暉、蔡元培、何香凝等均為當時的軍政要人。後來在大華飯店舉行的中國世俗婚禮上，余日章與蔡元培一樣也是證婚人之一。

1932年8月去美國治病時，曾面見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勸導”美國對侵華有所遏制。

1933年聞山海關失守，猝然患腦溢血，延至1936年1月病逝。

1919年的元旦，恰好是中國現代著名實業家穆藕初先生50歲生日，他和一些教育界名人在江蘇省教育會聚餐。飯桌上，他問：“錢財應如何使用，而於國家社會得最大之利益？”大家“僉謂宜用之教育”。這些教育界名人除了黃炎培、蔣夢麟、胡適、馬寅初等人外，余日章也赫然在列。

其實，教育為致富之來源，強國之基礎，這是余日章的一貫思想。民國成立后，他曾應教育部長蔡元培的邀請，參加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並任北京《英文日報》助理主編。

民國時期，那時很多人都是文盲，教育只是少數人的“福利”，但是大部分人仍然不知道如何去識字和寫字。余日章從美國留學歸國后，懷有掃除文盲的雄心壯志。他親力親為，使用圖表和模型以及幻燈來表達應該如何去教育群眾。

如今，大家都把晏陽初推認為“平民教育之父”，豈不知，余日章才是提出平民教育思想的原創者。余日章回國后充任黎元洪的英文秘書，黎氏就任總統時，曾請其做教育總長。余先生為了能真正做些服務人民的事業，沒有去做官，而是擔任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1918—1930年）。

1920年歸國的晏陽初，雖“滿腔熱血，但茫茫海宇，真不知要從何處著手”，此時，余日章向他伸出了橄欖枝，在青年會內設平民教育科，並邀請晏陽初主持工作。“覺得那時青年會是對中國社會事業最有貢獻的一個團體，青年會在中國各大城市多設有分會，會裡的幹部人才，有500多位，又有餘日章先生這樣英明能幹的領袖，所以我當即允諾。”

晏陽初出任智育部平民教育科幹事，進行了一個調查各省平民教育現況的工作：於1922年開始在長沙、煙台、杭州、漢口等地開辦平教運動，並與上海、濟南、天津、廣州等地方團體合辦平教學校。據估計推行平民教育運動的15年內，接受平民教育的有25萬人之眾。無疑晏陽初對於平民教育貢獻心力不少，晏陽初如果沒有受到余日章的啟發和大力支持，他是不可能成為舉世矚目的平民教育家的。

“余日章是個偉大的人物，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使他康復，使他繼續為世界服務。”說這話的是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史汀生。

1932年，余日章懷抱抗戰救國的思想，奔赴美國從事“國民外交”宣傳抗日，在與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談論抗戰形勢時，忽聞山海關失守，義憤填膺，突患腦溢血。史汀生請示胡佛總統用最好的醫生搶救、住最好的醫院、當國賓醫治。

史汀生之所以對余日章如此敬重，在於余日章先生有著重要的國際影響。在美期間，余日章多次參加華盛頓會議，曾在美國作連續98次演講，進行國民外交，介紹中國情況，呼籲美國遏制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美國聽眾認為“沒有一個從外國來的人曾使我們這樣興奮過”。

當時，中日爭端日益激烈，外國人多不明真相，有個美國人問：中國人真的有自治能力嗎？余日章反問他：你讀過世界歷史嗎？美國人回答：讀過。余日章又問：在世界各國中，試問哪一個國家有不受外族支配的民族自治政府，能有像中國這麼長歷史的？如果有，請告訴我。美國人啞口無言。

其實，余日章在擔任武昌文華中學校長期間，就已經在力所能及地踐行人道主義了。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爆發，文華學校師生奮起響應。余日章組織成立了“武昌紅十字會”，文華師生踴躍參加，從事救護傷員、掩埋陣亡將士的慈善工作。當時，大家都推選余日章為紅十字會英文秘書，行使總幹事職權。這是中國最早的“紅十字會”組織。

起義軍佔領武昌城后，引起了清政府的極大恐慌，隨派海軍大臣薩鎮冰前去圍困鎮壓，絞殺革命，一時間武漢城內人心惶惶。余日章校長又置生死於度外，親率高懸大幅紅十字會旗的船隊，冒著清軍不斷的射擊，多次往來於武昌和漢口之間，將數萬噸大米運進武昌，極大地安定了人心，激勵了士氣。

張學良一直很敬仰余日章。據張學良回憶，余日章曾同他有過一夕之談，是他永生難忘的。

余日章告誡他說：“

一不要作偽，偽來偽去，最後偽到你自己頭上；

二要遵從輿論，不要假造輿論；

三要犧牲自己，為大眾解決痛苦，特別是不要為解決自身的痛苦，而來犧牲大眾。”

余日章對張學良的影響，直接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張學良在民眾中的形象。

後來張學良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余先生的教誨歷歷在目，我把它寫下來，一則算我紀念余先生，二則我要把他的明教垂諸後人。由此可見余日章在張學良心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