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集解

孫希旦嘗研讀“三禮”，於三十六歲（乾隆三十六年·1771）后，開始專治《小戴禮記》，並撰寫《禮記註疏駁誤》，凡八大冊。《孫敬軒先生年譜》曰：先是 府君銳意三禮，見註疏之未當，輒附以己意。辛卯以後，始專治小戴，注說有未當，輒以己 意 為 之話釋，謂之《註疏駁誤》。至孫希旦四十九歲去世，已經三易其稿。孫希旦研究《小戴禮記》，只是取鄭注、孔疏不恰當的地方，以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釋，一條一條辨說。之後用功時間長了，遂取全書加以話釋，推廣其書為《禮記集解》。漢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製作之意，以即乎人心之所安，則又漢儒所不逮也。”

由上可知，孫希旦研究《禮記》，開始只是糾正鄭注、孔疏不恰當的地方，為《禮記註疏駁誤》。后經多次修改，更名《禮記集解》，前後時間長達十三年，字數近百萬字。《行狀》 :己亥居憂，主中山書院，乃益取宋元以來諸家之書，推廣其說為《集解》。傳錄本太僕公征刻《孫編修遺書·序》:先生初治小戴書，但取註疏之於經未安者，正以己意，條為之辨，謂之《孔鄭駁議》。其後用功既久，遂盡解全經，易其名曰《禮記集解》。

項幾山先生云：己亥在中山，始更今名，而自廣其說。孫鏘 鳴 《 序》:“是書首取鄭注孔義，荃其繁蕪，掇其樞要，下及宋、元以來諸儒之說，靡不博觀約取。苟有未當，裁以己意。其於名物制度之詳，必求確有根據，而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苟為異同者也。至其闡明禮意，往複曲暢，必求即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敬軒先生行狀》:“其大指在旁參群經，以證明四十九篇之說；又博取后儒以疏通鄭孔之窒。故論者謂先生之言禮，其於名物制度，考索精詳，可以補漢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製作之意，以即乎人心之所安，則又漢儒所不逮也。”

由於孫希旦49歲即去世，“官不過翰林，其書未能盡具，而其學亦未有所施。”所以儘管同時人知其精於三禮學，但未見其書刊行，遂至被後人淡忘。幸有同鄉的孫氏兄弟，其書才得以刊刻、流傳。孫鏘鳴(1817一1901)，經學大師孫詒讓(1848一1908)叔父，精校了《禮記集解》的稿本，寫有《序》交代緣起。與其兄孫衣言(孫詒讓父親)，共同組織整理刊刻了《禮記集解》。

據孫鏘鳴《序》、項琪《跋》、孫延釗《年譜》及其它資料，《禮記集解》的整理與刊刻經過大致如下：道光十三、十四年間(公元1833一1834年)，孫衣言的兩位舅舅：項幾山(1798 一1858)、項稿湖(1792一1841)屢次想要刻版印刷，但沒有成功。項幾山精校了前十卷，並且抄錄了副本。咸豐 三 年 (1853)，孫鏘鳴自粵右歸鄉治團練。從孫希旦曾孫孫裕昆處得到稿本。“首十卷，幾山先生所精校，鏡藏其副。余則朱墨雜揉，塗乙紛糾。蓋稿雖屢易，而增改尚多。其間剪紙勃綴，歲久脫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禮註疏》本及衛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黃已偏，校勘駁正之說，札記於簡端者幾滿。”孫鏘鳴取《禮記集解》稿本和孫希旦研讀過的《三禮註疏》、《禮記集說》，用孫希旦眉批與《禮記集解》稿本核校，參考校訂。一年後，編校完成《禮記集解》61卷的清稿本。

咸豐十年 (1860)六月，孫衣言、孫鏘鳴組織開雕，刻板剛剛過一半，適逢太平天國運動。金錢會起義軍於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公元1861年9月24日)焚燒了孫衣言在浙江瑞安安義堡的房子，焚毀了十之五六的刻版。之後經過補刊，到同治七年(1868)三月全書才刻成。當時距離孫希旦去世已經八十四年。

可見，《禮記集解》61卷，首先項幾山精校前十卷，其次是孫鏘鳴於咸豐三年(1853)開始，全面校對，整理謄清，最後定稿。咸豐十年(1860)六月，孫氏兄弟開始雕版，直到同治七年(1868)三月，全書才刻成，前後經歷八年。

《禮記集解 ·敬軒先生行狀》、《溫州經籍志》、《兩浙著述考》均載為50卷。孫鏘鳴的《序》，項琪的《跋》均載為61卷。孫治讓說:“原稿本五十卷，仲父止庵先生校刊時，析為六十一卷。今以五十卷著於錄，從其朔也。”由此知，孫希旦原稿本50卷，孫鏘鳴校勘時析為六十一卷。關於 《禮記集解》的版本，吾師王愕(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已有總結，今再參考相關資料，補充如下(原《三禮研究論著提要》相關條目抄錄)：

1) 稿 本 《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清孫鏘鳴校正，稿本。殘存35卷(卷1一14、18一19、21一23、26一4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載之，今藏溫州市圖書館。

2) 清 刻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清咸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清方宗誠批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載之，今藏安徽省文史館。

3) 清 刻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清咸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孫氏盤穀草堂刻本。清陳寶璐校，《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載之，今藏福建省圖書館。

4) 清 刻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清咸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亦藏有此本，該館卡片著錄為:“《禮記集解》六十一卷《附尚書顧命解》一卷，清咸豐十年(1860)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刻本，十六冊。索書號(2091)。”

5) 清 刻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清咸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或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本。南京圖書館藏有此本，其著錄為:“《禮記集解》六十一卷《附尚書顧命解》一卷，清同治三年(1864)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刻本，十六冊。索書號:94361。”《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記載:“清咸豐十年(1860)瑞安孫氏刊本。”《江蘇省立圖書館現存書目》:“清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刊本，丁書，16冊。”《販書偶記》載為“咸豐庚申(公元1860)至同治甲子年(公元1864)盤古草堂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咸豐十年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刊本。”《館藏古籍簡目初稿》：“清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刻本，12冊。”《中文線裝書書名目錄》載為:“清同治，14冊，索書號:129456一69。”《涵芬摟藏書目錄》有相似記載:“咸豐庚申(1860)刊本，14冊。”《北京圖書館館藏普通線裝書書名目錄》記載:“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本，20冊，今藏國家圖書館圖書館。”載為:“同治七年(1868年)刻本，24冊。索書號:095·3127/368一02。’，《香港所藏古籍書目》。載為:“24冊，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新亞(指香港新亞研究所圖書館)索書號:094·32 1246。”按：各書目記載《禮記集解》版本不同。著錄為咸豐庚申(1860)刊本，或為同治三年(公元1864 年)刻本，或為咸豐庚申(公元1860)至同治甲子年(公元1864)盤古草堂刻本者，皆誤。由書前孫鏘鳴《序》和書後項琪《跋》，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該書於咸豐庚申開雕，還未刻完就被金錢會起義軍燒毀了十之五六的刻板。到補刊完成，已經是同治戊辰(1868年)三月。所以著錄咸豐庚申本者，當為見書前“咸豐庚申瑞安孫氏盤古草堂開雕”而誤。著錄同治甲子年(1864)者，當為見書前“同治甲子獨山莫友芝檢”而誤。所以上面各本儘管冊數不一，著錄不一，歸為同一版本— 清咸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或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本。所謂《類書叢書目錄》載之的“清道光刻本，存十四冊(八至六十一卷)，索書號:+041·14/1246。”當是著錄錯誤。當孫鏘鳴於咸豐三年(1853)“從其曾孫裕昆發筐出之”時，《禮記集解》還只是稿本。

6) 清 刻 本，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14冊。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此本。書前不附孫衣言的《敬軒先生行狀》，其版本格式與《續修四庫全書》本同。有“江南大學圖書館藏書”印。書上有索書號:129458。

7) 清 刻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同治戊辰(公元1868年)，清蘇州新刻本。《書目答問二種》:“同治戊辰蘇州新刻本，今講人《永嘉叢書》。”《書目答問補正》。亦載之:“蘇州新刻本。仁補]孫書瑞安孫衣言編刻永嘉叢書本。”疑即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本。

8) 《永嘉叢書》本，此本是盤古草堂本之重印本。疑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本。孫衣言刊行的《永嘉叢書》十三種書，無《禮記集解》。

9) 《國學基本叢書》本，據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刻本重新排印本。《中國叢書廣錄》記載:《禮記集解》六十一卷，民國二十二年(193)初版，鉛印本，二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亦載之。

10) 《萬有文庫》本，據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7刻本重新排印本。

11) 影 印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台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於1988年10月據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刻本影印，計1350頁。

12) 點 校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中華書局點校本，沈嘯寰、王星賢點校。此本以盤古草堂本為底本，參考《萬有文庫》本及鄭玄《注》和孔穎達《正義》加以校點，書前《本書點校說明》敘《禮記》傳授源流、諸書記載、《禮記集解》之特點及點校原則等，此本於19四年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3冊，1487頁;1995年5月又加重印，流傳最為普遍。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8月據中華書局點校本重印，2冊，1487頁。

13) 鈔 本 《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舊鈔本，17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載載之，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14) 《續修四庫全書》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03、104冊。該書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七年(1868)孫鏘鳴刻本影印，書前亦無《敬軒先生行狀》。有“東匝梅師古齋刻字”數字，是它書所無。考察南圖藏清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與南京師範大學藏本，當為兩個版本。後者無孫衣言的《敬軒先生行狀》，每卷版本形式統一。半頁13行，經文每行22字，註疏每行21字。刻字大小前後統一。而前者每卷行數不定，有的密集，有的疏闊。

同樣的字，在不同卷中寫法不統一，字體也前後不同，有時同卷中間也如此，當是補刻時，前後刻工不同所致。所以前者當為最早的，經歷戰亂后加以補刻的清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刻本。後者可能就是蘇州新刻的永嘉叢書本，即清同治七年(1868)孫鏘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