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彝超

力拒後唐，定西夏根基－黨項李彝超

黨項族是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屬於西羌諸部之一，又稱黨項羌。原居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後來生息繁衍，逐步向周圍擴展，於公元6世紀末至7世紀初，相繼歸附隋、唐王朝。從7世紀中葉開始，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向西北方向遷徙，各部分散居於廣大的西北地區。

唐朝初期黨項部落主要分佈在：“東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縣北），西接葉護（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南雜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南部）等羌，北連吐谷渾（今青海省北部），處山谷間，亘三千里”。在遼闊的草原上，黨項羌按姓氏結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統一。著名的部落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利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大。

“安史之亂”爆發后，黨項族進行了大規模的遷徙活動，持續十年之久。主要是隴右道北部諸州的黨項向東遷至關內道的慶、夏、鹽、靈等州；而原在慶、靈、夏等州的黨項有的更向東遷銀、綏、延等州。還有部分黨項曾東渡黃河進入石州（今山西省離石縣）。黨項經過大遷徙后，同當地漢族和內遷的其它少數民族如室韋、吐谷渾、吐蕃、回紇等族雜居共處，交往密切，使黨項原來氏族與部落內保持的血緣紐帶鬆弛，逐漸形成以地緣為紐帶的部落集團。如在綏、延二州地區的，形成了以黨項野利部為主的六府（州）部；黨項拓跋部地在慶州隴山之東的稱東山部，以夏州為中心的稱平夏部，居鄜、延二州之北山地區的稱南山部。

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黨項平夏部首領有州刺史拓跋思恭協助唐王朝鎮壓黃巢農民起義軍，被唐朝升任為夏州定難軍節度使，統轄夏、綏、銀、宥、靜（今陝西省米脂縣境）五州之地。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七月，拓跋思恭又進爵夏國公，復賜李姓。夏州地區的黨項拓跋氏成為名副其實、稱雄一方的唐朝藩鎮。

公元907年唐朝滅亡，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時期，黨項“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後唐年號，公元923－926年）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大姓之強者”主要有唐末據夏、銀、綏、宥等州的定難軍節度使黨項拓跋氏，五代初興起於麟、府二州的黨項折氏，以及居於慶、靈二州之間的“西路黨項”諸部。在各部分黨項中，所謂“西路黨項”即唐代所稱“東山部落”，五代時先後為後梁、後晉、後漢、後周所統治。由於他們地處五代時中西陸路交通東線的一段（慶州至靈州），常劫掠往來貢使和商旅，因此也經常遭到五代時北方政權軍隊的“懲罰”。五代時居於夏州西北麟、府、勝等州的黨項部落以府州折氏勢力最強。折氏祖折宗本，唐末任振武軍緣河五鎮都知兵馬使，其子嗣倫，唐末為麟州刺史。後世子孫於後漢、後周時期俱領節鎮，北宋建立后又附北宋。五代時黨項諸部中勢力最大的一支為夏州黨項李氏（拓跋氏），在五代時（公元907—960年）的50多年中，夏州黨項李氏僻居一隅，名義上先後依附於梁、唐、晉、漢、周及北漢王朝，受其封號，朝貢不絕，實際上已保持著相對的獨立。他還利用一切時機，不斷增強實力，參於抗衡。

後唐長興四年（公元933年），後唐明宗李嗣源企圖用“調防”的辦法兼并夏州，受到黨項首領夏州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超的堅決抵制，明宗被迫妥協。夏州黨項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在李彝超之前，定難節度使已經歷任了拓跋思柬，拓跋思恭，李彝昌和李仁福四名黨項平夏部首領。歷史上，李彝超應屬拓跋思柬族孫，為小說需要特改為其子。

李彝超，做過夏州左都押衙、防遏使，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公元933年）二月戊午（十二日），定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朔方王李仁福去世；庚申（十四日），三軍打算立李彝超為帥，以李仁福的名義向後梁朝廷上奏說：“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真命。”（《舊五代史。一百三十二卷。李彝超傳》）

過去，河西諸鎮都說李仁福暗通契丹，後唐朝廷怕他和契丹聯合用兵，并吞河右之地，南向侵掠關中。正好，李仁福去世，三月，癸未（初七），任用他的兒子李彝超為彰武留後，調遷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然命令靜塞節度使葯彥稠帶兵五萬人，由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護送安從進赴鎮所上任。又考慮到李彝超和定南軍將官可能不會從命，明宗另外於丁亥（十一日），下敕文告諭夏州、銀州、綏州、宥州的將士吏民：“

近據西北籓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節，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伏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后之慶，宜及於子孫。但以彼籓地處窮邊，每資經略，李彝超年才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起姦邪之便。其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遷之命，既乍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

朕自總萬幾，惟宏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后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嚴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眾。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嚴則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吝朔方，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黨項，竊據山河。不稟除移，惟謀旅拒，才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為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嚴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沖，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葯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舍雲。”（節選自《資治通鑒》）

四月，彝超上表奏稱：“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 （《舊五代史。一百三十二卷。李彝超傳》），明宗下詔派閣門使蘇繼彥前去夏州催促他。

李彝超拒不奉詔，派遣自己的哥哥阿王把守青嶺門，聚集境內黨項諸部以自救。趁葯彥稠的不對剛進蘆關立足未穩之時，李彝超派黨項兵抄掠官軍糧運及攻城器具，後唐軍被迫從蘆關退守金明。

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夏州城下，而李彝超仍然拒不接受朝廷的調令。安從進無奈只有下令猛攻夏州。夏州的城垣本是赫連勃勃（兩晉時期五胡十六國中大夏國的創立者）所築，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又有黨項四萬多騎兵在四野流動，搶掠糧食財物，致使官軍不能進行收糧、運糧。山路又艱險狹小，關中百姓運輸一斗米、一捆柴草，要費錢數貫，民間困若竭盡，無力供應。

七月，李彝超兄弟登上城垣對安從進說：“夏州很貧窮，沒有珍寶積畜可以充當對朝廷的貢品和財賦的地方，只是因為祖父、父親世代據守此地，不想把它丟失了。這個小小孤城，戰勝它也不足以宣揚威武，何必這樣麻煩國家勞師費財！請您上表把情況報告朝廷，如果朝廷能准許我們自新，或者派遣我們去征伐異城，我願意去打先鋒。”（原文：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爾孤城，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聞，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徵伐，願為眾先。）

明宗聽說夏州傳回來的戰報后，明白夏州城確實難以攻下，無奈於壬午（初八）命令安從進帶兵返回。從此，夏州疏遠後唐朝廷，每逢有人叛變，必然暗中與之通連勾結，來達到要求賄賂遺贈的目的。

十月，權知夏州事的李彝超上表謝罪，並請求昭雪討伐他的罪行；壬戌（十九日），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

而後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二月丁丑（十二日），李彝超重病之中上表後唐朝廷，將夏州軍事託付給了自己的哥哥行軍司馬李彝殷。之後不久李彝超就死去了。

李彝超不僅大大提高了李氏在黨項諸部中的威望，鞏固了黨項人在夏州附近的勢力，並且促使黨項拓跋氏夏州藩鎮割據勢力不斷增強，也為日後李元昊建立西夏國奠定了穩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