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譜

清末某年秋天的冀中平原的鎖井鎮。大地主馮蘭池要砸掉48村防汛築堤集資購地48畝地的憑證——古銅鐘！滹沱河畔的千里堤上，柳樹林中，見義勇為的朱老鞏揮著明晃晃的鍘刀，赤膊上陣保護古鐘，嚴老祥也揮斧助戰。馮蘭池砸鍾難以得逞，他請來地主嚴老尚調虎離山，騙走了朱老鞏，砸毀了古鐘。朱老鞏悲憤交加，吐血而死。他死後，馮蘭池又想斬草除根，逼死了他的女兒，逼得他15歲的兒子朱小虎離鄉背井去闖關東。

25年後的初春，當年的小虎子——朱老忠帶者妻子和兩個兒子，懷者復仇的強烈望返回了故鄉。在保定火車站，他遇到了童年的夥伴嚴志和。嚴志和不堪忍受馮蘭池的壓迫，正要去闖關東。朱老忠勸說嚴志和：天塌下來有我朱老忠接著，大丈夫報仇，十年不晚，咱擰成一股繩和馮老蘭干，非報這份血仇不可！朱老忠回到家鄉的消息傳到馮家大院，馮老蘭十分驚恐，他的兒子馮貴堂勸他對村民施行小恩小惠。

這年秋天，嚴志和的大兒子運濤、江濤，朱老忠的兒子大貴、二貴在地里勞動時，逮到一隻非常名貴的脯紅鳥，他們希望以鳥換車馬。馮老蘭見到這隻鳥后，非常渴望得到這隻鳥，但卻遭到了孩子們的拒絕。馮老蘭懷恨在心，伺機報復，指使人將大貴抓去當壯丁。朱老鍾明知是報復，但強壓住心中的憤怒，想實現一文一武的復仇計劃，忍痛割愛，讓大貴去當兵。

第二年春天，出外做工的運濤偶遇中共地下縣委書記賈湘農，在其引導之下，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共產黨就是窮人黨，並開始在村裡宣傳革命道理，與他相愛的姑娘春蘭大膽地穿起了銹有“革命”二字的衣服。二人的感情越來越好，不懷好意的馮老蘭為了娶春蘭“做小”，乘機中傷。大家非常生氣。

大革命的洶湧澎湃，運濤受黨派遣南下參加了北伐軍。臨行前，他與春蘭海誓山盟，依依昔別，運濤在北伐軍中任見習連長，給家裡的第一封信報告了北伐軍節節勝利的大好消息。第二封信卻告訴家人，他已於1928年4月被捕，被關押在濟南監獄。嚴志和為了探監，賣了二畝寶地，正欲起程，運濤的奶奶得知了孫子被捕的消息，暴病而死。嚴志和的精神幾乎崩潰，一病不起。朱老忠幫助嚴志和辦完了喪事，又陪江濤到濟南探監。他們見到了以政治犯身份被判無期徒刑的運濤。運濤告訴他們，他是堂堂正正的共產黨員，是被背叛革命的蔣介石投入大牢的。此時已是共青團員的江濤決心像哥哥一樣，為階級的解放而鬥爭。

1929年冬天，中國共產黨保定特委賈湘農和江濤經過慎重研究，決定根據廣大農民的要求，在年關發動群眾抗捐抗稅，組織農民進行反割頭稅鬥爭。按照特委部署，江濤回到所井鎮，發動群眾。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嚴志和、武老拔以及當兵歸來的大貴都積極投入到鬥爭之中。臘月二十五大集那天，按照賈湘農的指示，鎖井鎮的農民在江濤的帶領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張嘉慶帶領糾察隊擔任保衛，朱老忠等人緊緊地護衛著江濤、賈湘農。江濤、大貴發表了振奮人心的演講。縣政府迫於壓力，屈服了。反割頭稅鬥爭取得了勝利，農民認識到了組織起來的力量，紛紛要求加入農會。朱老忠、嚴志和、大貴等在鬥爭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1年秋天，日本帝國主義悍然入侵中國東三省。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和敵寇的暴行激怒了中國人民，保定二師也掀起了如火如茶的學潮鬥爭。江濤、張嘉慶站在鬥爭的最前列。二師學潮涉及到全市，13 所學校罷課，要求停止剿共，槍口對外。省府宣布解散學校，開除了數十名學生，並派軍隊包圍了學校，形式十分嚴峻。為了突出敵人的包圍，朱老忠、嚴志和給保二師送來了米面。但敵人提前衝破了學生的防線，血腥鎮壓了保二師學潮，學生死傷多人，江濤被捕入獄，張嘉慶受傷被關進教會醫院。嚴志和因二兒子又被捕入獄，悲痛欲絕，想跳河自殺。朱老忠鼓勵他要挺住，為孩子的報仇。

學潮失敗的第二天，朱老忠裝扮成三輪車夫，從教會醫院救出了張嘉慶。

朱老忠

朱老忠形象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新文學在農民形象的塑造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是一個橫跨新舊兩個時代的農民英雄的典型形象，在這個人物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農民的優秀品質。

第一，他具有強烈的反抗性格。當他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時，親眼目睹了父親朱老鞏被地主馮蘭池氣得口吐鮮血而死的慘劇，父：親臨死前留下的“只要有口氣，就要為我報仇”的囑託，重重地壓在他的心頭，他時刻牢記這血海深仇。“他一想起家鄉，心上就像轆轤一樣，攪動不安”，“回去！回到家鄉去！他拿銅鍘鍘我三截，也得回去報這份血仇”！返鄉之後，耳聞目睹了朱老明被氣瞎雙眼，嚴志和負氣欲遠走他鄉，馮蘭池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勒索“寶地”等等人間不平之事，進一步激化了他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並形成了他嫉惡如仇的反抗精神。

第二，朱老忠具有豪爽仗義、急公好義的性格。朱老忠的這種性格正是作者對勞動人民正直無私、慷慨仗義的精神品質的高度概括。二十多年闖蕩江湖的經歷，練就了他一身的俠肝義膽。起初，朱老忠樂於助人的品德中更多地包含了“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江湖義氣，比如他初問鎖井鎮，聽說朱老明瞎了雙眼並破了產，就立刻去探望，說：“大哥！你甭發愁，好好養病吧，好了再說。有朱老忠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朱老忠穿的就有你穿的。”說著，掏出十塊血汗錢，往炕上一扔，咣啷一響，又說：“看看，夠治眼病嗎？”這一言一語很有傳統文化中仗義疏財的江湖好漢的風采。當江濤無錢上學時，朱老；忠賣掉了自己心愛的小牛犢資助江濤；運濤被捕入獄，老奶奶情急之下辭別人世，朱老忠主動幫助嚴志和料理喪事，並代替嚴志和步行到濟南探監，而且還承擔起了他們全家生活的擔子。這一切，都表現出朱老忠的古道熱腸、慷慨無私。但這種江湖義氣在後來的鬥爭中，尤其在找到中國共產黨之後，逐漸升華為一種階級的情感與責任，這時他表現出的是一個無產階級先鋒戰士以服從階級利益為天職的高度覺悟，如幫助欲尋短見的嚴志和樹立起堅定的信念，在保定二師學潮中冒著危險為學生送食品，營救被困學生等舉動，就不僅僅是出於江湖義氣。

第三，有勇有謀、既堅且韌的鬥爭精神。朱老忠避禍闖關東，顛沛流離二十五載，在長白山挖過參，在黑河裡打過漁，在海蘭泡淘過.....漂泊流離的生活不僅磨鍊了朱老忠不屈不撓的鬥爭意志，同時也增長了他的才幹和見識。所以，他雖然時刻想為父報仇，但卻未像他父親那樣赤膊上陣，“出水才見兩腿泥”的口頭禪鮮明地體現了他的深謀遠慮。回到鎖井鎮后，地主馮蘭池不斷的尋釁滋事，但朱老忠始終按兵不動，即使當馮蘭池唆使人把大貴綁了壯丁，他仍然泰然處之，因為他認識到父親朱老鞏式的赤膊上陣、朱老明式的打官司告狀都不可能扳倒馮蘭池。他訂下了“一文一武”的長遠復仇計劃，讓江濤去讀書，大貴去從軍，抱定“大丈夫報仇，十年不晚”的心理。這對於中國農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進步，他們已經意識到了要想在與地主的鬥爭中獲得勝利就必須有“印把子”“槍杆子”，只憑一時之勇是於事無補的。找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后，朱老忠參加了黨領導下的革命鬥爭，他自覺地把個人的復仇計劃與整個被剝削階級的反抗鬥爭結合在一起，從傳統的草莽式英雄成長為優秀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在“反割頭稅鬥爭”中，他沖在最前面；在“保定二師學潮”中，他救出了張嘉慶。

朱老忠的成長道路，是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現代中國農民的必由之路。朱老忠的形象，高度概括了我國農民革命鬥爭的歷程，在他身上，既有中國農民傳統的美德，又閃現著新時代農民的英雄特徵。他的生活道路、鬥爭經歷概括了20世紀初期中國農民的歷史蹤跡。

嚴志和

嚴志和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他與朱老忠的英雄形象相互映照，如果說朱老忠是農民群體中優秀分子的代表的話，那麼嚴志和這個形象在中國農民中更具有普遍性。作品主要刻畫了嚴志和內向、勤勞、樸實、善良，但又軟弱、狹隘的性格特徵。他仇恨地主階級，狀告馮蘭池失敗，老母親暴死，被逼賣掉寶地，兒子一個被殺害，一個被逮捕，這一切都激起了他心中反抗的火花。但他又膽小怕事，只求能夠忍氣吞聲地活下去，他的生活信條是：“什麼也別撲摸，低著腦袋過日子吧！”生活的不幸使他的心裡“像鉛塊一樣，又涼又硬”，他甚至想投河自殺，而在鬥爭中又不時地表現出軟弱動搖。他在朱老忠等人的幫助下，不斷擺脫舊的精神負擔，使覺悟逐漸提高，最終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的思想變化過程，集中表現了中國大多數農民在舊社會遭受苦難及逐漸覺醒的過程。

1930年冬天，梁斌雖然不在鄉村師範的學生之列，卻因為閑置在家而參加了“反割頭稅運動”。在此之前的1928年夏天，梁斌從蠡縣高小畢業，他於戰亂中考上了保定的育德中學，但因其母親重病需要“沖喜”，他不得不放棄學業倉促完婚。“反割頭稅運動”中，梁斌不僅和同村農民梁老寵一起散發傳單，還聯合二哥在自家門口安上了殺豬鍋，對“反割頭稅運動”的整個情況都有所親眼目睹，並據此而寫下了小說里的“反割頭稅運動”。

“反割頭稅運動”發生以後，梁斌在原高小老師宋勃舟等人的幫助之下，順利地考上了保定第二師範，並於1931年秋季開始進入保定第二師範求學。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保定二師的廣大師生熱烈響應中共“抗日救國”的政治號召，積極進行抗日宣傳和反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學生運動。血氣方剛的梁斌，自然受到了革命氛圍的強烈熏陶，積極參加學潮並熱衷於閱讀進步書籍，主動去接近中共黨組織，政治思想得到了很大提高。可惜的是，由於他身體染病，不得不離開保定回家休養，所以也因此而錯過了“二師學潮”中最為轟動、最為壯烈的“七六”慘案。

梁斌本人雖然並沒有直接參加這次學潮，但當事人大多都是梁斌的在校同學，“七六”慘案發生后，梁斌又訪問了倖存者蔣東禹，從他那裡獲知了事件發生的全部過程，同學們的無辜遇難和反動當局的兇狠殘暴，這一切都使梁斌心靈震撼，難以釋懷。因此，“七六”慘案便成為了刺痛梁斌內心的一棵“荊棘”。顯然，梁斌選取保定“二師學潮”作為小說《紅旗譜》創作的主要情節，是出於他對同學和戰友的深切懷念與永恆紀念。

1935年，梁斌創作了短篇小說《夜之交流》，最早反映“二師學潮”和“高蠡暴動”的文字記錄，這篇作品雖然藝術技巧尚顯不足，但卻對後來創作《紅旗譜》影響極大，諸如嚴運濤被捕過堂的故事情節、二師“七六”慘案發生的真實情景、軍警洗劫學校圖書儀器以及叫賣二師同學血衣的細節，都已被作者在小說中作了十分詳盡的描述。

1941年冬，梁斌在新世紀劇社工作時，以一個宋姓老人的人生經歷，創作了短篇小說《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由此而塑造了朱老忠這一藝術形象的最初原型。該小說顯然要比《夜之交流》豐滿，它把時間設置為由“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高蠡暴動”並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基本上確定了後來《紅旗譜》中朱老忠的活動框架。

1943年在邊區文聯工作時，梁斌又將短篇小說《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擴充為中篇（發表在《晉察冀文藝》上時改名為《父親》），朱老忠形象明顯有了很大變化，在這個中篇里，嚴知孝這個人物出現了。

此外，五幕話劇《五穀豐登》和短篇小說《抗日人家》，也是圍繞這些相關題材的文學創作，它們也從不同側面強化了《紅旗譜》中的人物與事件，共同建構起了《紅旗譜》故事情節的主體思路。

1943年以後，梁斌奔波於緊張的戰地生活，較長時間內放下了創作，直到1953年，他才重新拿起筆來，全面去構思長篇小說《紅旗譜》。為了能夠使《紅旗譜》具有歷史真實感，梁斌不僅為了增加生活體驗而南下參加農村土改，而且還多次去拜訪當事人和重遊革命故地，聽到了更多關於“反割頭稅運動”和保定“二師學潮”的民間傳說。梁斌寫《紅旗譜》的過程進行得非常順利，幾乎沒有遇到多大的創作阻礙，洋洋數十萬言的文稿短時間內便得以完成。1956年，梁斌信心十足地把書稿交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蕭也牧和張羽在仔細閱讀之後，發現作品描寫革命鬥爭的主題很好，既符合對新中國青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出版宗旨，而小說中的傳奇色彩又能夠獲得廣大青年讀者的閱讀興趣，但是他們同時也認為稿件本身的藝術質量卻還遠未達到一部紅色經典的出版要求。於是，張羽看完初稿后給梁斌回了一封長信，他從“第一讀者”的角度提出了許多中肯的修改意見。梁斌在張羽和蕭也牧的鼓勵之下，再次回到河北去拜訪當年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對《紅旗譜》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進行了更為嚴格細緻的重大修改。

《紅旗譜》所反映的時代正是中國農民幾千年的歷史悲劇即將結束，新的覺醒、新的鬥爭序幕已經拉開的新舊轉折時期。在這個時期，進行了北伐戰爭，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九一八”事變，革命由高潮轉入低潮，白色恐怖籠罩全國，民族危機日益加重，階級矛盾空前尖銳。但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使革命從低潮走向高潮。《紅旗譜》就是在這樣波瀾壯闊的歷史背景下，通過對冀中平原鎖井鎮朱嚴兩家農民三代人和馮家地主兩代人之間尖銳的鬥爭的描寫，譜寫了一部歌頌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革命運動的壯麗史詩。作者把農民反抗地主的鬥爭上溯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精心描繪了“朱老鞏大鬧柳樹林”驚心動魄的一幕。地主馮蘭池為獨吞公產，指使人砸鍾滅口，農民朱老鞏、嚴老祥為維護四十八村的利益挺身而出，拚死護鍾，大鬧柳樹林。但古鐘終於沒能逃脫被毀滅的命運，朱老鞏氣得口吐鮮血而死，嚴老祥被迫遠走他鄉，朱老鞏十五歲的兒子虎子被逼隻身闖蕩關東，它為後文以朱老忠為代表的農民的反抗鬥爭鋪設了一個宏闊的歷史背景。二十五年之後，當年的虎子，如今已是人到中年的朱老忠攜妻帶子重返家鄉，由此揭開了農民與地主之間矛盾鬥爭新的一頁，小說也進入正文。在小說的正文，作家梁斌描寫了運濤南下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運濤入獄，江濤領導反割頭稅運動，保定二師學潮等情節，把鄉村與城市，鎖井鎮與全中國的革命鬥爭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深刻地表現了中國農民是民主革命的主體力量以及農民英勇不屈、前赴後繼的偉大精神，並揭示出農民的鬥爭如不匯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洪流，就會成為無源之水，只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結合在一起，才會形成洶湧之勢不可阻擋。從而也證明了這樣一條真理：”中國農民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最終獲得自身的解放。

《紅旗譜》通過朱嚴兩家三代農民形象的塑造，為讀者繪製了一幅感人至深的英雄譜系，藝術地概括了中國近、現代農民的鬥爭道路。朱老鞏、嚴老祥是小說塑造的第一代農民形象，他們是中國農民傳統性格的化身，嫉惡如仇，遇到不平揭竿而起，赤膊上陣。朱老忠、嚴志和是第二代農民形象，他們是從自發反抗走向自覺革命的一代農民，他們一方面繼承了父輩身上嫉惡如仇、豪爽仗義的優秀品質，另一方面又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使他們具有了比父輩們更高的思想境界。運濤、江濤等是第三代農民形象，在他們身上，既流淌著父輩們反抗精神的血液，又注入了無產階級嶄新的生命因子，並以他們身上新鮮的生命活力去影響父輩們，一經投身革命，便成為堅定不移的革命者。這樣看來，作者在序幕中濃墨重彩所描繪的“朱老鞏大鬧柳樹林”的故事就不單是為農民朱嚴兩家與地主馮家的世代矛盾作鋪墊，作者更傾向於把它作為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反抗鬥爭及命運的縮影。朱老鞏手掄鍘刀力護古鐘的壯舉使他成為一代農民英雄，但又只是一個草莽英雄，他像中國歷史，上無數揭竿而起的農民一樣，雖然驚天動地，但最終只能以失敗而告終。所以說，“朱老鞏大鬧柳樹林”對於《紅旗譜》的情節而言是第一個故事，而對於幾千年的農民起義英雄來說是最後一個故事。它形象地說明了即使像朱老鞏這樣最勇敢的農民，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憑個人的單槍匹馬，其結局只能是一幕慘烈的悲劇。所以，當以朱老忠為代表的農民一經找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便堅定不移地跟黨走。從此，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了全新的鬥爭，作品所描寫的“反割頭稅鬥爭”和“保定二師學潮”兩大內容正是這一全新鬥爭的深刻表現。

《紅旗譜》在藝術上注重民族形式，形成了鮮明的民族風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的主題和題材上。《紅旗譜》真實描繪了中國北方的農村生活、風土人情，表現了中華民族勤勞勇敢、堅持鬥爭的偉大精神和性格。朱老鞏大鬧柳樹林、朱老明三告馮蘭池、脯紅鳥事件等所表現出的壯烈情懷、俠肝義膽，鮮明地體現了“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土”的文化傳統。

其次，《紅旗譜》的民族風格還表現在用中國古典小說的技法來描繪生活、刻畫人物上。小說結構雖然不是章回體，卻有意借鑒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技巧，每章六七千字，相對獨立，又環環相扣。全書圍繞朱老鞏大鬧柳樹林、反割頭稅鬥爭、保定二師學潮三大主要事件，精心編織了脯紅鳥事件、大貴被抓壯丁、江濤上學、濟南探監、料理喪事等無數的小故事，這些故事層次分明，環環相扣。此外，作品還善於以行動、語言刻畫人物，如朱老忠的手掄鍘刀、嚴志和的跺跺腳、朱老明的仰天大笑等，無不傳神地刻畫出人物的個性。人物的語言更能充分而直接地表現出人物的性格，如朱老忠的口頭禪“出水才見兩腿泥”刻畫了他不逞一時之勇、深謀遠慮的性格，“咱們什麼也別撲摸，低著腦袋過日子吧”正是嚴志和膽小怕事性格的體現。

最後，作品的民族風格表現在語言的樸實生動、渾厚有力、富於個性化和地域色彩上。作品的敘事簡潔流暢，如小說的開頭：“平地一聲雷，震動了鎖井鎮一帶四十八村；‘ 狠心的惡霸馮蘭池，他要砸掉這古鐘了！’”開門見山，又給讀者留下懸念。作品在描寫朱老忠在保定車站聽到嚴志和說馮蘭池還是那樣霸道時寫道：“心裡那個火球，一下子躥上天靈蓋，臉上騰地紅起來。閃開襟懷，把茶碗在桌子上一頓。伸手拍拍頭頂，倒背手走來走去。”這是從群眾語言中提煉出來的，生動，流暢，有力，並洋溢著濃郁的泥土氣息。作者在表現這一切時，又寫到了自己家鄉的風俗習慣，如殺年豬、過除夕、喝勝利酒等，無不具有冀中平原的地方色彩。

《紅旗譜》自1957年出版以來，很快便獲得了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當時文藝界的一些領導人將其譽為“全國第一部優秀作品"，茅盾更是把它看作是新中國文學當之無愧的“里程碑”。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小說《紅旗譜》再版印刷30餘次，中國國內外銷售量也高達500多萬冊，同時它還被改編成了話劇、電影、評劇、京劇、電視劇等。

2019年9月23日，《紅旗譜》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一部描繪農民革命鬥爭的壯麗史……它以斷代史的形式，以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詮釋中國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反壓迫與壓迫的階級矛盾和衝突.……這樣鮮明的主題，不僅使我們看到作者對那個時代中國農民命運的思考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也使我們體會到革命戰爭小說的創作理念和時代背景。

原華中師範大學校長、文學理論家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史》：（小說）由此展示了中國農民從自發反抗到有組織鬥爭的歷史轉折，表現了中國農民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覺醒、成長的歷史和他們在民主革命鬥爭中所承擔的歷史使命，也完成了以階級矛盾為主線，以農民為主要同盟軍的中國民主革命史的文學建構。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從民間的角度來解讀《紅旗譜》，就會發現這部小說在描寫北方民間生活場景和農民形象方面還是相當精彩的……小說語言風格渾厚樸素，在看似有點自由散漫的敘事中，彷彿是無意地點染、繪織出一幅幅鄉間的人情風土畫卷。

梁斌（1914—1996年），原名梁維周。1927 年加入共青團，后考入保定第二師範學校，後來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開始文學創作。曾任中國作家協會河北分會副主席、河北省文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等。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後，梁斌創作了《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父親》《千里堤》《抗日人家》《五穀豐登》《爸爸做錯了》《血灑盧溝橋》等作品。他的劇本在根據地演出，激勵了冀中軍民的鬥爭意識。1953年，梁斌調回河北工作，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致力於創作中，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其餘時間都在寫作，每天寫作十幾個小時，最後完成了《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