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隨後，國民黨軍由美軍運送接收台灣，中共中央也決定在台灣建立黨組織。為此，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1946年4月，首批幹部由張志忠率領從上海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則於7月進入台灣，聯絡島上的“老台共”謝雪紅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1948年底，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面臨崩潰，其黨、政、軍機構和特務機關陸續遷台，對島內的控制進一步加強，但是地下黨組織還是得到快速發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蔣介石敗退台灣，此時台灣工委向中共中央報告稱地下黨員發展到1300人，同情黨並參加地下活動的群眾還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動員的普通群眾，可以掌握的群眾將達5萬人，但在島內700多萬人口中仍顯薄弱。後來，陸續從大陸派遣的共產黨員和當地發展的黨員、進步人士達到了1500多人。

1949年，解放戰爭凱歌高奏，解放台灣成為一項重大戰略任務。1949年春，台灣工委向各級地下黨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同時，台灣工委在台北市創辦了《光明報》。6月，《光明報》發表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論。文章由中共地下黨員林英傑起草，文中分析了大陸解放戰爭的大好形勢，向台灣人民轉告了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以後大舉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國解放指日可待的發展趨勢，號召台灣人民積極行動起來，做好一切準備，迎接全國解放。後來，台灣全島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光明報》和革命標語。

1949年4月6日，台灣工委發動了反美、反蔣的學潮。3個月後，有人在台北台灣大學校園裡散發地下黨的機關報《光明報》。蔣介石緊急召開陽明山會議，3天後，保密局特務抓到早先在台灣大學校園散發《光明報》的4個學生。一個叫戴傳李的學生供稱，報紙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給他的，而把報紙交給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基隆工委書記鍾浩東。8月14日凌晨3點30分，保密局派出3個行動小組，進入基隆中學校長寓所，逮捕了鍾浩東，同時搜出了印製《光明報》的器材及大量有關宣傳資料。

鍾浩東歷經了3天3夜的連番訊問，表現得十分堅強，但夜以繼日地訊問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一天，鍾浩東忽然反問訊問他的谷正文：“老鄭怎麼樣？”雖說後來鍾浩東一直不肯說出“老鄭”是誰，但谷正文心裡明白，“老鄭”肯定是中共在台灣的頭面人物。

10月，地下黨高雄市工委負責工運的李汾在參加完秘密會議后，被保密局特務抓住了，他供出了中共台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特務隨後對陳澤民實施了抓捕，經嚴刑拷打，陳澤民說出了“老鄭”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26號。但當特務趕到此住所時，已空無一人。

1950年1月29日，在“老鄭”住所長期蹲守的特務抓到一個40多歲的男子。此人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被關押期間要求提供美食。谷正文回憶說，自己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點，便讓人天天給他買餃子。一星期後，此人說：“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並指定要台北最高檔的波麗露西餐廳的牛排。吃完牛排后，此人說為表示感謝，可以帶他們去共產黨的一個據點。特務讓他帶路，結果此人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突然跑掉了。此後，谷正文已經確認此人正是蔡孝乾，也就是他們一直尋找的“老鄭”。

2個月後，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時的一些關係。通過追查拷問，谷正文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義農村，便派看押過他的特務去查找。為了避免顯眼，特務們換上農民服裝，卻在當地的鄉間路上遠遠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鄭”。經查問，原來他在鄉下躲藏2個月，感到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

蔡孝乾叛變后，在一周內便供出所有的名單資料，造成包括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在內的400多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逮捕，導致台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被破壞。從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獲了80多件“中共間諜案”。其中因為蔡孝乾叛變被抓捕訊問、清查的關係人，竟達1800多人。

至1949年底，人數尚不滿千人，主要的成員有蔡孝干、謝雪紅、簡吉、廖瑞發、張明顯、陳福星、張志忠等人。

蔡孝干擔任書記，為主要領導人，張志忠擔任委員兼武工部長。

分為全省性組織和地區性組織兩種。

全省性組織有三：郵電支部、鐵路支部和學生工作委員會（簡稱學委會）

地區性組織則有台北市委會、台中市委會、台南市委會、高雄市委會等各區組織。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經歷戰亂的台灣，百廢待舉，問題眾多，而中華民國政府初接收台灣時，施政方式亦有所爭議，使得台灣工作委員會有活動的機會。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后，當時參與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台大學生吳裕德，在台北市街頭號召民眾遊行、攻擊警察局，而在行至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遊行群眾要求陳儀出來接見，但當陳儀與葛敬恩一起出來到二樓陽台時，卻遭槍擊，雖未命中，但當時警衛也開槍還擊，造成群眾紛紛逃離，此次的行動使得當時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臨時戒嚴，而“二二八事件”的後續效應也因此持續擴大。

1950年至1954年期間，爆發了與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的案件：

基隆中學案

鐵路組織案

竹南區委會案

楊梅支部案

松山第六機廠案

竹東水泥廠案

苗栗油廠案佳東支部案

1949年年底，蔡孝干被捕，組織的領導階層瓦解，而在組織中的人員也陸續被逮捕或殺害，在1950年5月時，陳福星等人又重新整合組織，至1951年春天時，組織的領導機構又重新建立，但到了1952年4月時，陳福星、曾永賢等組織領導人被捕。

至此，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可算是徹底瓦解，而少數未被捕的人則持續在三義、大湖、三灣一帶的山區活動。

2000年5月4日時，台北市北投區東華里成立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的主要負責人為戴忠，組織成立目的在於宣揚“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曾播放中國共產黨愛國歌曲在街頭抗爭，由於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注意，曾要求其改名為中國共產黨台北聯絡處，並且予以資助。

前戴忠已經離開東華里前往中國大陸，現任省委是戚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