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邪獄

朝鮮半島擁抱西方文化的歷史可追溯至17世紀初出使明朝的使節，以李晬光、鄭斗源、許筠、李光庭為代表，他們接觸了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帶回了許多漢譯西方書籍及紅夷炮、千里鏡、自鳴鐘、坤輿全圖等新事物，並記錄了他們對歐洲文明的見聞與感知，由此給朝鮮注入了一股新鮮的空氣，使朝鮮知識界興起了鑽研“西學”的思潮。朝鮮後期實學思想家安鼎福記載：“西洋書自宣廟（朝鮮宣祖）末年，已來於東。名卿碩儒，無人不見，視之如諸子道佛之屬，以備書室之玩”。到了清朝時期，北京的天主四堂更成為朝鮮燕行使節頻繁光顧之處，助長了國內的“西學”風氣，李瀷、安鼎福、丁若鏞等實學家都是代表性的“西學”研究者，洪大容、朴趾源、朴齊家等北學派人士亦對“西學”抱極大興趣。在朝鮮人接觸西方、鑽研“西學”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面臨天主教的問題。最早接觸西方文化的朝鮮使節無疑已觸及天主教義，如李晬光在其著作《芝峰類說》中介紹《天主實義》，而許筠則可能已深入了解天主教。隨著對“西學”研究的日益深入，朝鮮的“西學”研究者對天主教的態度也出現分化。安鼎福、慎后聃等星湖（李瀷）學派弟子以及北學派人士對天主教持批判態度，而李檗、李承薰、丁若鏞、丁若鍾、丁若銓三兄弟及權哲身、權日身兄弟等人則從“補儒”的角度接納天主教，並逐漸產生了天主教的信仰。

朝鮮的天主教信仰可以說是通過燕行使節的見聞及帶來的事物而自發產生的。從1556年到1650年間，西方曾多次試圖向朝鮮傳教，但都沒能成功。而據朝鮮正祖時的一些儒臣上疏所言，仁祖、肅宗和英祖年間，民間就已傳播天主教，但情況不明，很有可能是這些上疏者將其他民間信仰與天主教混為一談。天主教信仰真正在朝鮮生根發芽則歸功於一些最早接納天主教的知識分子，他們“一生讀中國聖人之書，一朝相率而歸於異教”。1777年（朝鮮正祖元年）秋，權哲身、丁若銓等在京畿道走魚寺講學，修習天主教義，正式開啟了朝鮮天主教信仰之門。1784年初，以冬至使書狀官身份出使中國的天主教接納者李承薰在北京受洗，成為朝鮮國的第一個天主教徒。他回國時暗中攜帶大量天主教書籍及聖畫、聖像，並為李檗、權日身進行洗禮，到1784年秋已有數十人受洗，朝鮮教會由此形成了。在朝鮮天主教信仰形成有如下一些特點：首先不是由西方傳教士直接傳教所致，而是本土知識分子間接了解以後所自動產生的；其次是沒有聖職者入國傳教，自發建立教會，亦是世界傳教史的一大特色；第三是朝鮮早期天主教信徒基本都是南人出身的實學知識分子，這種黨色的特性也為後來的“辛酉邪獄”埋下伏筆。

朝鮮教會最開始是“假聖職制度”（自封聖職），北京教區得知后加以制止，並在1790年派澳門人吳約翰赴朝鮮，曾抵達中朝邊境的鳳凰城，但未得朝鮮教徒迎接而折返。1793年，權哲身派燕行使中的譯官信徒尹有一、池璜再次懇請派神父，於是北京教區又派中國蘇州人周文謨神父入朝主持教會，在中朝邊境滯留10個月後，得到尹有一、池璜等人的迎接並化裝成朝鮮人，於1795年初潛入朝鮮境內，於是朝鮮教會終於有了聖職人員（最早的朝鮮神父是後來的金大建）。

在地下興起的朝鮮天主教會很快便暴露了。1785年春，由於李檗等一干天主教徒頻繁聚會，行動詭秘，為刑曹（秋曹）官吏所警覺，他們闖入教徒們的聚會場所——漢城（今首爾）明禮洞中人譯官金範禹家，搜出了耶穌像及大量天主教書籍，是為“乙巳秋曹摘發事件”。大臣紛紛上疏攻擊天主教為“邪教”，最後朝鮮政府採取寬大處理，李檗、李承薰等迫於壓力而背教，只有出身中人、提供場地的金範禹被捕並處以流放之刑，不久后他因拷問時落下的病痛而死去，成為朝鮮第一個殉教者。

朝鮮的天主教會很快死灰復燃，並快速發展。1786年，李承薰復建教會，並封權日身為主教，崔昌顯等人為神父，建立了一套“假聖職制度”。1787年冬，李承薰、丁若鏞等在泮村（成均館區域）秘密傳授天主教，被成均館儒生李基慶、洪樂安等發覺，但僥倖未被朝廷得知，是為“丁未泮會事件”。

李承薰等人通過1786年和1787年兩次燕行使中的教徒尹有一將朝鮮教會情形告知北京主教湯士選，湯士選指示不能擅自建立聖職制度，並稱祭祖乃迷信行為，應予中止。於是李承薰等人廢除了假聖職制度，等待神父入朝，並令教徒停止祭祖。1791年，全羅道珍山的天主教徒尹持忠（丁若鏞、丁若鐘的外從兄弟）的母親去世，他與其從弟權尚然進行埋葬后不設神主，不行祭祀，尹權兩人被洪樂安告發后處以死刑，李承薰、權日身受牽連分別被流放全羅道禮山和濟州島（權日身死於途中），是為“辛亥珍山事件”。

1795年夏，有背教者韓永益告密周文謨入朝事，預知此事的信徒崔仁吉護送周文謨避居忠清道連山的李步玄家中，自己則扮作神父，與尹有一、池璜一同被捕，接著三人被打死於捕盜廳中。數月後，周文謨又潛居於漢城女信徒姜完淑家中，繼續傳教。

朝鮮是崇尚儒學的國度，朝鮮正祖也是程朱理學的忠實篤信者，自然無法容納天主教的存在，自一開始就認定其為“邪教”。然而，雖然正祖年間發生了一系列逮捕天主教徒的案件，但正祖始終沒有展開大規模搜捕與鎮壓天主教的行動，他反覆強調“正學明則邪說息”，認為“予意則使吾道大明，正學丕闡，則如此邪說可以自起自滅”，他把天主教看作是陸王心學、佛教道教一類，認為無需厲行禁止，只要儒生熟讀儒家經典、不看雜書，便可迎刃而解。因此正祖禁教的手段是弘揚性理之學，加大對從中國進口書籍的管控，嚴禁士人閱讀明末清初文集和稗官小說，並焚毀相關書籍。正祖親信的左議政（後為領議政）蔡濟恭雖也聲稱反對“邪教”，但又說“禁之之道亦難矣”，並把天主教歸為“佛道中派別”，並不十分重視，因此也認為天主教“必當自起而自滅，恐不足過費聖意矣”。所以，儘管當時不斷有大臣上疏請求鎮壓天主教，正祖卻不予受理，只在告發的情況下加以懲治，並盡量避免事態擴大化，特別是蔡濟恭出身南人，更是對多為南人的天主教徒曲加庇護，並未演變為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天主教也處於不斷發展之中。

“辛酉邪獄”的發生離不開當時的朝鮮政局。朝鮮在英祖前分為老論、少論、南人、北人四派黨，而北人、南人已相繼失勢，朝鮮英祖繼位后又採取“蕩平政策”，一度平息了黨爭。但1762年的“壬午禍變”又使朝廷分為“時派”和“僻派”，明爭暗鬥。壬午禍變為思悼世子（庄獻世子）被英祖活活餓死的事件，朝中同情庄獻世子的為時派，支持英祖的為僻派。1776年庄獻世子之子朝鮮正祖繼位，時僻黨爭更加激烈。當時老論中的洪鳳漢、金祖淳，南人中的蔡濟恭及少論李晚秀、李時秀等人為“時派”，以朝鮮正祖為靠山；老論中的金龜柱、洪麟漢、沈煥之及南人中的洪義浩、睦萬中等人為“僻派”，以英祖妃貞純王后金氏為靠山。信仰天主教的李承薰、李家煥、丁若鏞等南人及老論金健淳均屬於“時派”。

正祖即位後偏袒時派、打壓僻派，併流放了貞純王后的哥哥金龜柱。貞純王後為首的僻派雖有所削弱，但因勢力強大而仍立足於朝廷，並對時派懷恨在心，謀划有朝一日反攻倒算。而時派中有很多信仰“邪教”天主教的南人，這正好給僻派以打擊時派的口實，隨著蔡濟恭和朝鮮正祖相繼在1799年和1800年過世，僻派終於掌權，並以剷除天主教為名義對時派進行打擊報復。

1795年周文謨入朝時，已有4000名天主教徒，經過周文謨的幾年努力，辛酉邪獄前夕朝鮮教徒發展到10000人，遍及朝鮮各個階層，其中包括王族恩彥君的妻子宋氏和兒媳申氏以及一些宮人。1800年夏，朝鮮正祖突然去世，年僅11歲的王世子李玜繼位，是為朝鮮純祖，大王大妃金氏（貞純王后）垂簾聽政，僻派再度得勢，並對時派磨刀霍霍。發生辛酉邪獄的原因，正是天主教與傳統價值觀的衝突加上時僻黨爭的共同作用，這一點在當時的信徒黃嗣永給教廷上的帛書中寫得很清楚：“東人之毒害聖教，非人性之酷虐也，實有二故，一則由黨論甚盛，藉此為擠陷之資也；一則由聞見孤陋，所知者惟宋（宋學）耳，少有不同之行，則看作天地間大變怪”，又謂“及先王薨，嗣君幼，大王大妃金氏垂簾聽政，大王大妃即先王之繼祖母，本系僻派中人，本家曾為先王所廢，因此積年懷恨而莫能泄。意外臨朝，遂挾僻派而肆毒，庚申十一月先王葬禮過，即將一班時派盡行放逐，朝內半空，從前害教之惡黨素與僻派相連，見時勢大變，嘩然並起，有大舉之勢”。後世的李能和進一步指出：“純祖辛酉教獄事，僻派西人即煥（沈煥之）、觀（金觀柱）、裕（權裕）、淳（金達淳）等實主之，而其裡面有大王大妃金氏”。

1801年（朝鮮純祖元年，辛酉年）正月初十，貞純王后金大妃頒布教旨，申明天主教為“無父無君”、“毀滅人倫”、“背馳教化”的邪教，下令全面肅清天主教徒，揭開了“辛酉邪獄”的序幕。教旨全文是：

“先王每謂正學明則邪學自熄，今聞所謂邪學依舊，自京至於畿湖，而日益熾盛雲。人之為人，以有人倫；國之為國，以有教化。今之所謂邪學，無父無君，毀壞人倫，背馳教化，自歸於夷狄禽獸。彼蚩蚩之氓，漸染詿誤，若赤子之入井，此豈不惻然而傷心乎？監司、守令仔細曉諭，使為邪學者幡然改革，不為邪學者惕然懲戒，無負我先王位育之豐功盛烈。而如是嚴禁之後，猶有不悛之類，當以逆律從事。守令各於其境內，修明五家統之法，其統內如有邪學之類，則統首告官懲治，當劓殄滅之，俾無遺種。以此下教，自廟堂申明知委於京外。”

隨即朝鮮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嚴格實施“五家作統法”，即以五家為一統，統首負責向官府告發天主教徒，如隱匿不告，五家連坐，“於是各處騷擾，禍炎愈熾，教友們尤無所措手”。李端源、前正言李家煥、前縣監李承薰、前承旨丁若鏞、前正言洪樂敏、權哲身、丁若鍾、女會長姜完淑及其家族（教徒崔必恭和天主教總會長崔昌顯在金大妃禁教教旨發布前已落網）相繼被捕下獄。其後李家煥、權哲身不堪刑訊，死於獄中。二月二十六日，丁若鍾、崔昌顯、崔必恭、洪教萬、洪樂敏、李承薰等被判斬首示眾，丁若銓、丁若鏞兄弟以有悔意，改為流放。

1801年三月十二日，朝鮮教會的領導人周文謨神父為保護信眾而自首，在審訊過程中提及了金健淳等信徒及恩彥君之妻宋氏和兒媳申氏，於是金大妃下令將宋氏和申氏賜死，後來又賜死了恩彥君，同時抓捕金健淳、姜彝天、李喜英等人。四月將周文謨梟首于軍門，金健淳等一干人亦被處斬。

1801年四月二十五日，全羅道觀察使金達淳將天主教徒柳恆儉、柳觀儉、尹持憲等押送漢城，並牽連二百餘人被捕。最後大部分人背教而獲釋，柳恆儉、柳觀儉兄弟及尹持憲、金宇集等最後因圖謀請來西洋軍艦而被處死，隨後姜完淑、洪弼周母子等人也被問斬。

1801年九月二十九日，天主教徒黃嗣永被捕，並搜出了他試圖發給教廷的帛書。該帛書不僅主張西洋捐助朝鮮教友，還乞求教廷說服清朝吞併朝鮮，隸屬寧古塔，派親王監國，並以朝鮮宗室女為清朝皇后，還要求西洋出動數百艘軍艦，數萬精兵，威脅朝鮮人信仰天主教。後來黃嗣永被凌遲處死，成為‘辛酉邪獄”中量刑最重者。

由於“辛酉邪獄”涉及到華人，所以朝鮮政府決定將此事通報宗主國清朝，為是年冬例行派遣的冬至使加入了陳奏之任務。在朝鮮冬至兼陳奏使曹允大向禮部呈上討邪奏文及縮略版黃嗣永帛書以後，清廷反應平淡，並不相信朝鮮教徒與北京傳教士聯繫，只說“該國王惟應嚴飭本國官民，敦崇正道，勿惑異端，自不至滋萌邪慝。至所稱‘餘孽或有未凈，恐其潛入邊門’，所慮亦是。已降旨飭令沿邊大吏，一體嚴査。設遇該國匪徒潛入邊隘，一經盤核，即發交該國，自行辦理，以示朕撫輯懷柔至意”。清朝並未因周文謨被處死而問責朝鮮，朝鮮也就放心了。

1801年十二月十八日，朝鮮政府以縱容天主教為由追奪蔡濟恭官職。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朝鮮王朝在昌德宮仁政殿舉行討邪陳賀儀式，並以國王純祖之名義頒布“討邪教文”（斥邪綸音），“辛酉邪獄”畫上句號。辛酉邪獄期間，在全國大肅清的狀況下，義禁府、刑曹和捕盜廳，以及地方監獄到處關押教徒，人滿為患，大部分教徒為求生而背教，堅持信仰而被處死或拷打而死的有300多人。

辛酉邪獄是朝鮮半島歷史上首次全面鎮壓天主教的政治運動，殉教者雖只有300餘人，但卻開啟了朝鮮王朝實施宗教迫害、大面積肅清天主教徒的先河，以後又發生了己亥邪獄、丙午邪獄、丙寅邪獄等朝鮮政府掀起的教案。同時，朝鮮王朝一改正祖年間放任天主教“自起自滅”的態度，從此以鎮壓天主教為國策，天主教也被徹底扣上了“無君滅倫”、“招寇賣國”之“邪教”惡名。但是，由於辛酉邪獄的起因有時僻黨爭的因素，鎮壓天主教只是僻派奪權的口實，所以辛酉邪獄僅是適可而止，天主教並未遭持續鎮壓、連根拔除，朝鮮天主教會也沒有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使得其很快恢復與發展。特別是後來代表時派的安東金氏建立勢道政治，雖沒有改變鎮壓天主教的國策，氛圍卻已大為寬鬆。朝鮮教會繼續在地下發展教徒，並在1835年請來法國傳教士，到1864年信徒數量更達23000名。

不過，與野火燒不盡的天主教相對的是朝鮮“西學”思想所遭受的沉重打擊。辛酉邪獄使來自西方的一切事物及思想都被徹底禁斷，“衛正斥邪”成為朝鮮的主流思潮，曾一度流行於知識界的“西學”則遭扼殺而沉寂，此後朝鮮的文人學士噤若寒蟬，幾乎無人敢問津“西學”，只有李圭景、崔漢綺等個別實學家在書齋中研究“西學”。韓國學者姜萬吉認為辛酉邪獄“與其說是16世紀以來延續下來的黨爭政治狀況在延長線上出現的一個結果，毋寧理解為是可稱為18世紀後半期相對進步政治勢力——實學勢力的活動（即實學思想家對西學的倡導）的反動”。李元淳則更進一步闡釋道：“從此，對天主教的迫害，不止於對天主教本身的迫害，而是基於對‘天主教’追本溯源的構想，把迫害的對象無端地擴大到‘天主教信仰和倫理——天學——西學的理方面——西學’，最終將禁壓對象擴大為對西學的全面封鎖和全面彈壓。由於執權者們不具備區分西學之‘理’ （宗教、倫理方面）和‘器’（科學、技術方面）的慧眼，盲目地強烈彈壓，就連對朝鮮王朝後期社會近代化作出過貢獻的西歐科學、技術也一概被拒斥，犯下了歷史性錯誤。容受並採用先進的科學與技術是當時歷史賦予的責任。但是朝鮮王朝對此卻全面迴避、抵制，沉浸在固守傳統上，延誤了近代化的進程。”朝鮮“西學”因辛酉邪獄而胎死腹中，對朝鮮思想的發展及朝鮮社會的近代化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