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酬王昭儀

無聲是最大的悲哀。辛棄疾《醜奴兒·書博山道中壁》詞中有：“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幾句，算是把愁寫到了極致。汪元量此詩的開頭，採用的也是這種方法。其中“愁到濃時”總提，以下分寫斟酒、挑燈、看劍、流淚，詩句不再言愁，但愁緒自見。在這種地方，辛詞用說話表現，汪詩用動作表現，可謂異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棄疾《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詞中“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的成句，渾然再現了一個報國無門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詩再緩以“淚痕深”三字，顯示了一個宮廷樂師在亡國以後的心理狀態，已不能和當年的辛棄疾相比了。

頷、頸兩聯，一取知音少，一抒故鄉情，既應題表明，只有王昭儀方能引為知己，又以家鄉之思暗寓亡國之痛，顯示出作者的創作意圖。頷聯前一句說空有黃金之台，后一句說枉調碧玉之歌，反覆陳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處境和悲愴情懷，又含有他們潔身自好，不與元人貴族和宋室降臣們為伍的堅貞節操。頸聯先寫秋風中顫抖的“萬葉”，襯托別夢不成，再用孤燈夜雨襯托歸思難禁自然，這裡的“故鄉心”表達的仍是對宋室的追念。寫法上前兩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兩句用環境反襯鄉心，手法變化，效果極好。

末聯故意宕開，由抒情轉入寫景，用梧桐語勁氣（即寒氣）構成凄切悲涼的意境，為上文中已經醞釀出來的感情設計了大自然的深沉迴響，因而使作者的“濃”愁，有充溢寒空砭人肌膚之勢。

《湖山類稿》說：“吳友汪水雲出示類稿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嘆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此而悲，甚於痛哭。”“微”與“顯”，“隱”與“彰”，本來是互相對立的，但水雲（汪元量號）獨能把它們和諧地統一起來，形成自己特殊的藝術風格。就這首詩而言，其中“少知己”“空好音”“孤館夢”“故鄉心”等等，幾乎可以說是千百年來，被文人學士們唱爛了的陳詞，因而人們可能誤認它是一首等閑之作——這是此詩“顯”與“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論世，作進一步的考察，那麼汪元量只要願意攀附元朝新貴，則“黃金台”必不甚遠，故鄉也可“榮”歸，由此又可斷定這首詩中的知己之嘆、故鄉之思，絕不能作通常意義來理解——這又是此詩“隱”與“微”的一面。

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編審曹明綱：詩寫被擄孤居愁苦之狀如聞似見。秋風、孤倌、夜雨、勁氣，將環境渲染得十分孤寂、悲涼；斟酒、挑燈、看劍、淚下，又把感情烘托得非常深沉、哀切。表面看作者只是在抒寫濃重的鄉思，實際上卻蘊含著徹骨的亡國之戚去國之苦。前人說他的詩“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於痛哭，確實不謂無見。而善於融化前人如李商隱、辛棄疾等人的成句，也是詩的一個特色。其尾聯也不由使人想起李清照“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的意境，從而具有餘音不盡、哀思難絕的效果。（《古詩觀止》）

汪元量在宋末供奉內廷，即以琴藝事謝太后與王昭儀。宋亡，汪元量與王昭儀一同被虜入燕，歷十餘載，后汪元量乞為道士南歸。被押北上和監居大都期間，汪、王二人“琴書相與無虛日”（王清惠《送水雲歸吳詩序》），多有詩歌唱和，此詩便是其中之一。

汪元量（1241—1317年後），字大有，號水雲，亦自號水雲子、楚狂、江南倦客，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宋末元初詩人、詞人、宮廷琴師。

宋度宗時以曉音律、善鼓琴供奉內廷。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年），臨安陷落，汪元量隨三宮遷往大都，出入宮中，侍奉元主，曾經在獄中探望過文天祥。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出家為道士，獲准南歸，次年抵錢塘。后往來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終老湖山。

汪元量詩多記錄國亡前後事，當時的人將他比作杜甫，他的詩有“詩史”的稱號。汪元量著有《水雲集》《湖山類稿》，詞集《水雲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