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元

著名的回族民間史學家馬元，字一波，號品三，1916年出生於大理市中和鎮。民國24年(公元1935年)，在大理中學高中畢業。民國29年(公元1940年)，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大理縣支會成立，他當選為常務理事，負責教育。民國30年(公元1941年)9月，他與地方同人發起創辦大理明德小學，擔任校長。他倡導新式教育，實行中、阿文並授。在無絲毫物質報酬的情況下，與全體教職員艱苦創業。在回胞和各界人士的資助下，學校不斷發展。在校學生由30名增至190餘名，教職員由3人增至10餘人，逐步滿足了大理回族兒童和部份漢族兒童求學的願望。

1941年9月25日，馬元與金達真以回協大理縣支會名義，上書國民政府行政院，要求發還杜文秀起義失敗后，被地方劣紳強佔的大理城內6所清真寺。此事先系1940年“全滇回族代表納子宜君”到重慶晉見國民政府最高當局時，“將此事提出”，“當蒙俞允，復慰有加”。當“此項諾言存於檔案，騰諸報章，此間數萬回民正引領靜候執行……孰意行政院飭查辦之令層轉到大理縣政府時，該縣長竟不通知職會，僅批飭屬員楊慶熙、張汝為等查復。該等亦秘而不宣，又未實地詳查，僅在斗室之中密商后即行簽處，視要案於兒戲。閱其簽呈內容，直欲將歷史證據一筆抹殺，捏造黑白以蒙蔽上峰。其荒謬妄誕誤國欺人之處實屬可恨，真情顯明不難一查。”“查大理城內清真寺在丙辰以前實有5所之多，杜文秀之時又增建三所，失敗后除被焚毀之外概被改為廟觀，中有六所，至今尚存。”(以上引文均見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大理縣支會民國30年第65號公函)。接著又舉出《徐霞客遊記》、《雲南通志》、《大理縣誌稿》有關記載證據，駁斥縣政府“簽呈”，質問縣政府“將置地方前賢之信史於何地”？此案驚動國民政府上層，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和雲南省分會分別復了公函。此後喜洲、下兌清真寺也與地方紳士發生產權之爭，馬元積極出面幫助打官司，其引證史實，據理力爭，維護了回族群眾的合法權益。

民國35年(公元1946年)，馬元當選中國回教協會大理縣支會會長，敬恭桑梓，熱心公益，為地方、為回民群眾辦了不少實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馬元當選為第一屆大理縣人民代表和中和鎮人民代表，辦了不少公益事情。馬元精通醫術，後半輩子懸壺治病，誠一代良醫。

馬元熱衷回族文史，善書法，精醫道。早年即開始收集杜文秀和地方回族史料並進行研究。白壽彝、吳乾就、林荃等研究杜文秀起義的專家都與他有交往。主要著述有《大理、下關回族概況》、《杜文秀與“白旗”革命政權》、《咸豐丙辰大理事件真相》、《林則徐與“白綾血書”》、《蔡發春傳》、《楊榮傳》、《毛玉成傳》、《沙鐵嘴與李四狗》等15篇。分別發表與1985年至1988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雲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一、三、四集內，多為史學界徵引。如荊德新著《杜文秀起義》、白壽彝主編《回族人物誌》中的《杜文秀》、《蔡發春》，《雲南回族史》都引用馬氏著述。此外還輯有《白旗史料》(手稿)四卷和《咸陽家乘》四卷，其中一部份史料已披露於《雲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一、四冊內。

《大理下關回族概況》系大理、下關兩地回族1951年呈獻給中央西南少數民族訪問團的公文。他追溯大理回族的歷史，側重反映杜文秀革命史實和近百年來回族人民蒙受的深重災難，以及回族人民的“請求”願望。其中1951年榆、關兩地回族的戶數、人口數、職業分佈情況等統計資料十分難得。

《杜文秀與“白旗”革命政權》(上下篇)，記述了大理政權十八年的革命鬥爭史，史事多據親歷這一運動的咸同遺老(如楊榮侍從丁兆等)的口述，並參考數十種文獻，參考價值較大。

《林則徐與“白綾血書”》根據遺老口述和文獻記載，首度考出林則徐在查辦“永昌屠回”慘案中，以“白綾血書”假案，冤殺各地良善回民士紳76人，流徙百餘人，進一步激化民族矛盾的史實。

蔡發春和楊榮是大理政權前期和後期的軍事支柱。馬元旁征博採，對二人的作用、地位作了詳細記述。他評蔡發春：“即能將兵、又能將將……不二色、不姦淫，其操守若是，軍民皆畏威懷德。智、信、仁、勇、嚴五德具備，雖古之名將不是過也！”對楊榮的評價也是一分為二：“謀勇兼備，治軍嚴肅有威。令行禁止，違者雖將軍、都督動輒斬首……是以率十萬之眾如一人……一時名將，無其匹偶……惜其晚節不守，為楊玉科所詐騙，屈身事仇，逼死杜帥，陷十餘萬軍民被坑殺……”

《沙鐵嘴與李四狗》則記述了大理回族文人沙鐵嘴與同窗好友漢族在籍進士李四狗因小事反目成仇，互相爭鬥，乃至發展到李四狗勾結官府殺害回族人民的經過。馬元怒斥“沙鐵嘴以磕詐而波及全族；李四狗以報復株連無辜，終至本人亦家破人亡”。足見“妄逞私憤之害”，要大家引以為教訓。

馬元作為咸同大理孑遺回民之後卻明辨是非，在《毛玉成》傳中，記述了這位知縣同情回族人民無辜被屠，曾試圖制止這種屠殺，但未獲成功，不幸死於亂軍之中的經過，足見其愛憎分明，求真存實。

馬元還將多年悉心收集的杜文秀史料編輯成《白旗史料》四冊，以茲流傳。第一冊為《滇西變亂小史》，文字與《回民起義》收錄本有不同。封面寫有馬雲華記錄，“口述者耋民，筆記者杖鄉”。而《回民起義》卻標佚名。第二冊為杜文秀屬官名錄。在“參謀岑毓英”條註明“前任宜良知縣，后降杜文秀任參謀，后又降清為雲南巡撫”。其降杜是其他史書所未載的。第三冊為佚名《杜文秀起義小史》(標題系後來所加)和起義失敗后，迤西回民請求“歸業”的稟稿，以及清朝地方政府對此事的批示9件，十分珍貴。第四冊為清末下關馬雲書撰《杜文秀起事原因》和杜文秀後裔的有關材料。

馬元認為追薦咸同年間被難同胞是後人應盡的責任，每年“臘月十一”，他都積極倡導做“亡人節”。1952年“亡人節”為杜文秀起義失敗80周年，他憤然書一聯：“萬千同胞被屠殺，專制壓迫，血腥慘痛難回首；八十寒暑瞬息過，重見天日，孑遺子孫悼忠魂。“(大理二中老教師沙永康先生提供)

馬元對賽典赤也有研究，收藏有《咸陽家乘》(《大理馬姓家譜》)四卷，系研究賽典赤家世的重要文獻。

《先賢保老師祖墓碑序》是記載清初經學大師保善生平的惟一碑刻資料，原碑“文化大革命“中被毀。所幸馬元早年即作抄錄，1988年首次披露於《雲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四)中，為後人研究保善大師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碑記。

馬元一生酷愛書法，收藏有大量古碑帖。楷書臨王羲之《樂毅論》、鍾紹京《靈飛經》、敬客《王居士磚塔銘》；行書臨王羲之《蘭亭序》、《三藏聖教序》、《洛神賦》(二王皆書此賦)；草書臨王羲之《十七帖》等。書法純真自然，有右軍法度。早年經常為人寫字，為村民寫對聯等。上世紀70年代初逝世前，以久病之軀，以“臭老九“身份，被街道革委會強令去寫牆上大字，不勝辛勞，從搭架上摔下，受傷后一病不起。存世作品有行書李玉振《滇事述聞》上下兩冊，夏正寅《哀牢夷雄列傳》，《大理下關回族概況》，蔡發春、楊榮、毛玉成傳記和補書《洛神賦》數行等，受到張誠等書法名家的讚賞。馬元詞條收入1993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回族大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