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書院學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白鹿洞書院揭示：即《白鹿洞書院學規》。白鹿洞書院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境內，位於廬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唐李渤讀書其中，養一白鹿自娛，人稱白鹿先生。因此地四山環合，俯視似洞，由此得名。南唐升元年間，白鹿洞正式闢為學館，亦稱“廬山國學”，后擴為書院，與湖南的嶽麓書院、河南的嵩陽書院和應天書院並稱為“四大書院”。

別：內外差別。

序：尊卑次序。

敬敷：認真布施。

審問：詳細地問。指在學問的探究上深入追求。

慎思：謹慎思考。

明辨：明確地分辨，辨別清楚。

篤行：切實履行，專心實行。

窮理：窮究事物之理。

若夫：至於。用於句首或段落的開始，表示另提一事。

窒慾：亦作“窒慾”，抑制慾望。

遷善改過：指改正過失而向善。

正：糾正，改正，匡正。

得：得到，收穫。

竊：用作表示自己的謙詞。

徒：獨，僅僅。

固：原來，本來。

持循：猶遵循。

大端：謂事情的主要方面。

戒謹：小心謹慎。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仲晦，號晦庵，別號紫陽，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著名的思想家。朱熹學說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文學上強調文道統一，重道德修養，以致用為主，反對浮華。其詩文創作均有一定成就。有《朱文公文集》。

早在唐代九江就出現了書院的最初形態，李渤就曾在此讀書。南唐升元年間，到廬山隱居、避難的讀書人開始在白鹿洞“建學置田”，正式稱為“廬山國學”，這是廬山第一所學校。北宋在統一大部分國土后，廬山國學乃改稱為白鹿洞書院。北宋末年，因金兵南下，廬山的建築包括白鹿洞書院被戰火毀壞。

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重建廬山白鹿洞書院，聚徒講學，這是他一生中振興理學、開創和健全書院制度的一塊重要的里程碑。淳熙六年至八年（1179—1181）朱熹任職於南康軍期間，為興復白鹿洞書院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重建院宇、籌措院田、聚書、立師、聚徒、訂學規（即《白鹿洞書院揭示》）、立課程等。朱熹興復白鹿洞書院，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對後來書院的發展、學校的建設有著重大影響。

父子之間有親情，君臣之間有恩義，夫婦之間有差別，長幼之間有順序，朋友之間有誠信。

以上是“五教”之目。堯舜命契擔任司徒，認真施布的“五教”，即是指此而言。所謂學，就是學這“五教”。學習有先後順序，也分為五個方面，分別是：

廣博地學習，詳盡地詢問，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別，切實地實行。

以上是學習的順序。學、問、思、辨這四個環節，是窮理的過程。至於篤行這個環節，則從修身直到處事接物，又各有要領，分別是：

言論忠誠信實，做事勤勉認真，懲戒忿憤，抑制情慾，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以上是修身的要領。

使正義得以伸張，不謀求利益；使真理得以彰明，不計較功勞。

以上是處事的要領。

自己所厭惡的事，不施加於他人；行為達不到預期目的，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以上是接物的要領。

在我個人看來，古代聖賢用以教導人學習的這些方法，其意圖無非在於要人們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再推及旁人，並不僅僅是要人們強識博覽撰寫詩文，以釣取聲名利祿。現今求學的人們，卻都違背了古代聖賢的這一意圖。然而，聖賢用以教育人的方法，都包括在經典之中，有志之士，本就應當熟讀深思並加以問辨。假使能知道明理修身是當為之事，並自我嚴格要求，那麼，哪裡還用得著別人創設規矩禁令，而自己去遵循呢？當今，就學有規則，對待求學的人來說，這已屬淺薄了，而這些方式又未必合於聖賢之意。所以，不再把這些東西用於這所學堂，而是專門選取聖賢用以教人學習的大原則，條列於此，揭示於門楣。諸君如果能相互討論共同遵守，身體力行，那麼，當思想、言語、行為發生時，能使人小心謹慎並感到畏懼的，必定有更加嚴厲於所揭示內容的。如果有人不這樣做，或者做了出違背的事情，那麼這個揭示作為規則，就定能對他發生作用，因而是不能忽略的。諸君還是要認真思考啊！

白鹿洞書院的學規，最初沒有明文規定，直至朱熹訂立《白鹿洞書院揭示》，條文也比較抽象概括。以後歷代陸續補充，有的訂得比較詳細，有具體的細則，尤其是對生徒品德修養和生活起居方面的要求，規定得十分明確。在白鹿洞書院的歷史上，除了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之外，還有《胡居仁規訓》，《布衣章演為學次第》，《參議葛寅亮課語》，《主洞湯來賀學規》，《蔡宗充洞規說》，《主洞李應升洞規》，以及《督學王練戒勉》等等，不下二卜五六個之多，它們雖然都體現出忠於封建綱常的總精神，但又各有各的特色。

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一方面是受到禪林講學制度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我國古代教育經驗的繼承。周予同先生《中國學校制度》一書考證，佛教最盛行之時，每個寺廟就是一個佛學院，為了向佛徒傳經佈道，訂有“清規”。唐代懷海禪師的《一百丈清規》，就是一部成文的禪林法規。

這個規約，既有上課，考試的紀律，還有課外言行的規範；既有如何對待書院內事的規定，還有如何對待社會問題的規範；既有正面教育的要求，還有教育處罰的辦法。

至於為學校專門制定的守則，我國古已有之，管子的《弟子職》就是一例。這個守則，不一定為管子手定，可能是戰國時期的學者，根據當時官、私講學經驗寫成的。它規定了學生應該遵守的學習和生活紀律，內容龐雜，不易記誦，朱熹為之寫了注說（見《朱文

公文集讀管氏弟子職》），並認為它只是“言童子人學受業事師之法”（《禮儀經傳通解學禮》），即是一個小學生守則而已。

《白鹿洞書院揭示》，是朱熹為了培養封建統治人才，而制定的大學教育方針和大學生守則。它包括的內容很廣，提出了教育的目標、內容、為學程序、修身、處事和接物等一系列綱領。其本文為：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這個簡短的學規，集儒家經典成語，便於學者記誦。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務，是讓學生明確封建綱常的“義理”，並把它見之於身心修養，以達到人人自覺維護封建統治的最終目的。其次，它要求學生按學、問、思、辨的“為學之序”去“窮理”、“篤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作為實際生活與思想教育的準繩。總的來說，它要人們知道封建倫理是“天理”，人性就是此理在人身上的察賦，封建道德倫理是永恆的神聖的，人們必須循此為學。

對此，朱熹在學規文本之後，特地做了一番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例如左，而揭之相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朱文公文集·白鹿洞書院揭示》）可以看出，朱熹講學或教人為學的目的，不是要人們學到雜亂的知識，寫得出華麗的文章，藉以沽名釣譽，謀取利祿，而是為了要人們按儒家經典，讀書窮理，修己治人，成為地主階級的忠臣孝子。他規定了封建社會“大學”教育內容的核心，是講明封建道德的所以然，這既是教育內容，也是教育目的，把世界觀、政治要求、教育目的與學習修養的途徑融而為一。這種教育理論，以及由它引申出來的一些實際教學措施，對鞏固封建秩序能起很大的作用。它出現之後，很快就成為南宋書院統一的學規，也是元明清各朝書院學規的範本，並影響到各級各類官學，成為封建社會後期辦學的準則。明代大教育家王陽明雖宗“心學”，但也不能不承認，“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陽明全書·紫陽書院集序》）。

《白鹿洞書院揭示》是從過去的經書中提取的。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朱熹注曰：“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為學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博學之，審間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出自《論語·衛靈公第十五》。接物之要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出自《論語·顏淵第十二》，“仲弓問仁。子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出自《孟子·離婁章句上》，“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作為“學規”，朱熹及其弟子並不是把它作為空洞的教條，教者和學者都努力按照“學規”的要求去做，教者為人師表，嚴格要求“為師者，能忠信篤敬，毫髮無偽，訓警懇至，語自肺腑流出，能致力於躬行實踐，不專尚空談，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增補宋元學案·慈湖學案·馮興宗》卷74）教育學生時，針對每個學生的不同情況進行教育，弟子程允夫“少卻玩味踐履功夫”，朱熹即要求他“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朱子文集》上冊卷二）。弟子方耕道是個“迫急之人”，朱熹即要求方耕道“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為功”（《朱子文集》上冊卷二）。鄭可學“受學於朱子，以票性卞急，力於懲忿，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令問答，率前賢所未發，四方來學者，朱熹多使質正焉”（《宋元學案·滄州諸儒學案·鄭可學》）。朱熹教好了鄭可學的“急性病”，並充當朱熹的輔導教師。

《白鹿洞書院揭示》自問世以來，一直作為封建社會教育的共同準則。朱熹的高足弟子劉偏，任國子司業時，上奏朝廷，“請刊行所注學庸語孟以備勸講及白鹿洞規示大學”（《宋元學案·滄州諸儒學案·劉愉》卷69）。到宋淳佑六年（1246），“理宗詔頒《白鹿洞學規》於各州府縣立石”。這樣《白鹿洞書院揭示》便成為全國性的學校和書院的“教規”了。在此同時，一些朱熹的弟子及當時的學者也仿效《白鹿洞規》，制訂了一些“學規”，有的全文照搬，按照《白鹿洞書院揭示》進行辦學和管理書院。

朱熹的門人程端蒙和其友人董株根據《白鹿洞書院揭示》制訂了一個既能為書院生徒所應用又能為官學學員所接受的《學則》，人稱《程董二先生學則》。這個學則和《白鹿洞書院揭示》一樣，為明清兩代的書院和官學學員所採用。其內容為：

凡學於此者：

一、必嚴朔望之儀：其日味爽，直日一人主擊板。始擊，咸起，盟漱總櫛衣冠。再擊，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人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二、謹晨昏之令：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侯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余以道服措子。

三、居處必恭：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后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四、步立必正：行必徐，立必拱，必后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閉，毋跋倚。

五、視聽必端：毋浮視，毋傾聽。

六、言語必謹：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喧嘩，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理無益之談。

七、容貌必庄：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八、衣冠必整：勿為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祖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九、飲食必節：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十、出人必省：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干，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人不逾期。

十一、讀書必專一：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十二、寫字必楷敬：勿草，勿傾敬。

十三、几案必整齊：位置有倫，簡恢不亂。書筒衣筐，必謹肩鑰。

十四、堂室必潔凈：逐日值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室，良久，以帚掃去塵埃，以巾擦拭几案，其餘悉令齋仆掃拭之，別有穢污，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十五、相呼必以齒：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十六、接見必有定：凡客請見，師坐定，值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押。

十七、修業有餘功，遊藝有適性：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弈鄙事，不宜親學。

十八、使人庄以恕，而必專所聽：擇謹願勤力者，庄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俊，眾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人德之方，庶乎其近矣。（張伯行《學規類編》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