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

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

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

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父子間要有骨肉之親，君臣間要有禮義之道，夫妻間要摯愛又要有內外之別，老少間要有長幼之序，朋友間要有誠信之德。這就是“五教”的綱目。聖人堯舜讓司徒契教化百姓的就是這“五教”，學子學習這五教，而他們學習的順序，也有五條。廣博地學習，審慎地發問，謹慎地思考，明晰地分辨，忠實的貫徹。這就是學習的順序。學、問、思、辨，四者已經窮究事物的道理。至於忠實的去貫徹，就要知道修身、處事、接物的原則，也有各自的要領。說話忠誠信實，行為篤厚恭敬；制住怒氣，抑制慾望；改正錯誤不斷向善。這是修身的原則． 以禮義端正自己，不去追求物質利益；努力張揚闡明天下之大道，不去計較個人得失。這是處事的原則。自己所不願意做的事，不要再讓別人去做；自己做事未達到目的，應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接物的原則。我私下裡關注古代聖哲教人讀書學習，無非是為了使人明白禮義道理，修養身心，然後推己及人，並不是為了記覽詞章，沽名釣譽，追求利祿。今天的一些學子，違背了聖者的教導。聖哲教育人的法則，在經典中都有記載，有志向的人，當熟讀精思，審問明辨。如果知道這是自然之理，必須以此約束自己，那就何必要等他人立下規矩，才依此去做呢？近世學堂雖有規則，但很不夠，並未符合聖哲的意圖。所以，本書院另立學規。將聖哲教人讀書求學的根本原則，分條列出貼在門楣上，請諸位學子共同研讀，遵守執行，並約束自身．只有嚴格要求，才會有所戒懼．希望大家牢牢記住。

宋代書院在講學中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書院教育理論，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是其代表。《白鹿洞書院揭示》(亦稱《白鹿洞書院學規》、《白鹿洞書院教條》)是中國書院發展史上一個綱領性學規。

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朱熹明確了教育的目的，闡明了教育教學的過程，提出了修身、處事、接物的基本要求。雖然這些思想早在儒家的《論語》、《孟子》、《禮記》等典籍中就已經出現。然而，把這些儒家思想彙集起來，用學規的形式固定下來，形成較為完整的書院教育理論體系，成為後世學規的範本和辦學準則，使書院教育逐步走上制度化的發展軌道，其貢獻不可低估。《白鹿洞書院揭示》不僅對於當時及以後的書院教育，而且對於官學教育都產生過重大影響。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解：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

【原文】“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朱熹注曰：“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五教”就是進行五個方面的倫理關係的教育。

“五倫”即五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在《禮記·昏義》和《孟子·滕文公上》中皆有論述。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意思是：父子之間應該有親情，君臣之間應該有道義，夫婦有內外之別，長幼尊卑次序，朋友有誠信。也就是說為父要慈、為子要孝、為君要仁、為臣要忠、為夫要義、為妻要從、為長要惠、為幼要順、為友要相互講誠信。

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

解：為學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

【原文】“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意思是：廣博地學習，詳細地請教，勤勉地思考，明確地辨別，忠實地行事。

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

解：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出自《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原文】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MO）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期倚于衡也；夫然後行！”。　“言忠信，行篤敬”的意思是：言語忠誠老實，行為敦厚嚴肅。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出自周敦頤的《太極圖說》：

【原文】“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乾損益動第三十一》。指壓抑自己的慾望和怒氣，改正自己的錯誤而向善。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的意思是：壓抑自己的慾望和怒氣，改正自己的錯誤而向善。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中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漢書-董仲舒傳》則云：“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朱熹所制白鹿洞學規即引后一條，但“不計其功”與“不急其功”實際上頗有相差。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意思是：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匡扶正義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都是為了明辨真理而不是為了一己的功名。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解：接物之要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出自《論語·顏淵第十二》。

【原文】“仲弓問仁。子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這是孔子經典妙句之一，亦是儒家文化精華之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孔子所主張的處世原則。孔子的弟子子貢曾經請教說，有沒有這樣一個原則，它是我們終身都應該遵守執行的。孔子說，有的，這就是寬恕。寬恕的意思是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說，自己不願意承受的事情，也不要強加給別人。與這個原則相伴隨，孔子主張：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也要幫助別人達到；不願意別人以某種方式對待自己，自己就首先不要用這種方式對待別人。孔子曾經對他的學生說過，他的所有主張中貫穿著一個基本原則。學生們都不理解這個原則是什麼，只有曾參理解，曾參說，就是忠誠和寬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寬恕原則的表現之一。孔子認為，這個原則，是實行仁義的重要途徑。如果每個人都從這裡入手，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具有仁義道德的人。這個原則發展到近代，就是要設身處地地替別人著想的意思。一個人要辦什麼事，首先要想一想，假如自己處在這樣的地位，將會怎麼做？這樣思考問題，就可能使問題得到比較正確的處理。因而，這個儒學提倡的原則在今天仍有它的生命力。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東西，切勿強加給別人。孔子所強調的是，人應該寬恕待人，應提倡“恕”道，唯有如此才是仁的表現。“恕”道是“仁”的消極表現，而其積極表現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所闡釋的仁以“愛人”為中心，而愛人這種行為當然就包括著寬恕待人這一方面。《論語》中提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出自《孟子·離婁章句上》

【原文】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譯文】孟子說：“愛別人卻得不到別人的親近，那就應反問自己的仁 愛是否不夠；管理別人卻不能夠管理好，那就應反問自己的管理 才智是否有問題；禮貌待人卻得不到別人相應的禮貌，那就應反問自己的禮貌是否到家——凡是行為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都應該反過來檢查自己，自身行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會歸服。《詩 經》說：‘長久地與天命相配合，自己尋求更多的幸福。”’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意思是：凡是行為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都應該反過來檢查自己。

朱熹在學規文本之後，做了這樣的解釋，他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例如左，而揭之相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朱文公文集·白鹿洞書院揭示》）

從這段解釋我們可以看出，朱熹講學或教人為學的目的，不是要人們學到雜亂的知識，寫得出華麗的文章，藉以沽名釣譽，謀取利祿，而是為了要人們按儒家經典，讀書窮理，修己治人，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他規定了封建社會“大學”教育內容的核心，是講明道德的所以然，這既是教育內容，也是教育目的，把世界觀、政治要求、教育目的與學習修養的途徑融而為一。這種教育理論，以及由它引申出來的一些實際教學措施，對鞏固封建秩序能起很大的作用。它出現之後，很快就成為南宋書院統一的學規，也是元明清各朝書院學規的範本，並影響到各級各類官學，成為封建社會後期辦學的準則。明代大教育家王陽明亦對這個學規給予了高度評價：“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陽明全書·紫陽書院集序》）。

《白鹿洞書院揭示》自問世以來，一直作為封建社會教育的共同準則。朱熹的高足弟子劉偏，任國子司業時，上奏朝廷，“請刊行所注學庸語孟以備勸講及白鹿洞規示大學”（《宋元學案·滄州諸儒學案·劉愉》卷69）。到宋淳佑六年（1246），“理宗詔頒《白鹿洞學規》於各州府縣立石”。

《 白鹿洞書院揭示》便成為全國性的學校和書院的“教規”了。在此同時，一些朱熹的弟子及當時的學者也仿效《白鹿洞規》，制訂了一些“學規”，有的全文照搬，按照《白鹿洞書院揭示》進行辦學和管理書院。南宋紹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撫使，振興嶽麓書院，將《白鹿洞書院教條》頒於該書院，以貫徹他的辦學方針和教學思想，成為嶽麓書院最早的正式的學規，對嶽麓書院的教學，學風產生了重大影響。朱熹的高足弟子陳毖，主持福建延平書院時，又把《白鹿洞書院學規》照搬過去，另一弟子葉武調郴州教授時，“亦以白鹿洞規為諸生準繩”。（《增補宋元學案·淪州諸儒學案·葉武子》卷69)　朱熹為《白鹿洞書院學規》及其他書院和學校的“學規”的制訂，對後世書院和學校的學風建設創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它有利於書院和學校的管理，有利於學員的讀書上進，同時也有利於教書育人。即使是今天看來，只要輕輕地抹去蒙在它上面的歷史的灰塵，它就會閃爍璀璨的光芒！《白鹿洞書院揭示》背景及其解釋

《白鹿洞書院揭示》，即《白鹿洞書院學規》。白鹿洞書院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境內，位於廬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唐李渤讀書其中，養一白鹿自娛，人稱白鹿先生。因此地四山環合，俯視似洞，由此得名。南唐升元年間，白鹿洞正式闢為學館，亦稱“廬山國學”，后擴為書院，與湖南的嶽麓書院、河南的嵩陽書院和應天書院並稱為“四大書院”。

本學規是朱熹為了培養人才而制定的教育方針和學生守則。它集儒家經典語句而成，便於記誦。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務，是讓學生明確“義理”，並把它見之於身心修養，以達到自覺遵守的最終目的。其次，它要求學生按學、問、思、辨的“為學之序”去“窮理”、“篤行”。再次，它指明了 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作為實際生活與思想教育的準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