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富爾

法國律師、政治家。第五共和國出名的戴高樂派，曾於1952年1～2月和1955年2月～1956年1月兩度出任法國政府總理。

生於法國埃羅省貝齊艾爾市，軍醫之子，曾在巴黎東方語學校學習俄語，后習法律，畢業后在巴黎操律師業，后加入激進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留在巴黎，參加抵抗運動，加入戴高樂將軍在阿爾爾成立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1943-1944)，1946年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1947-1970和1980-1988年任萊斯內港市市長。1970-1977年任蓬塔利埃市市長。1949-1950年任財政國務秘書。

1952年任總理六周，1955年又任總理一年，並在此前後陸續擔任預算部長，司法部長、財政部長和國民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第四共和國垮台後，他先受排斥，1962年起在國外從事幾項重要任務，1966年任農業部長，1968年5-6月發生學生騷亂后，他出任教育部長，在一年內改革了入學制度，1969年夏爾·戴高樂辭職，富爾隨之下台，他的改革沒有被喬治·讓·蓬皮杜總統批准。1972年，埃德加·富爾在《學會生存》中對“終身教育”加以確定，提出未來社會是“學習化社會”。1972-1973年任國務部長，1973年成為國民議會議長，任職到1978年，期間與1976年當選國際人權議會主席，1978年被接納為法蘭西學院院士，1979-1981年當選為歐洲議會議員，他寫過各種政治和社會著作，主要有《法國的石油政策》、《龜與蛇（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回憶錄等。還以埃德加·桑代為筆名出版偵探小說。1986年當選國際作家協會聯盟主席。1957、1963和1979年三度訪華，尤其是1962年第二次訪華，受戴高樂總統委託，與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商談中法建交問題，翌年中法正式建交。

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初。這是我受中國政府邀請進行的一次私人旅行。我應該屬於最早，甚至也許是第一位手持活頁簽證（由於當時法國還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因此還沒有護照）跨越中國邊界的西方政府官員。

我的第一次中國之旅進行了六周左右。在此期間，我參觀了許多地區，也會見了一些政治人士。我和我的妻子還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而我與周恩來總理則多次進行會談，有時還有一些其他政府官員在場。

回國后，富爾出版了一本書，在書中，我提出承認中國對法國是有益的。因為我認為大多數強國徹底將這片大陸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極的事。事實上，我在任總理期間就已經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但是一直沒有時間解決。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在北京設立法國新聞處，同時北京也在法國設立了新聞處，以保證兩國之間至少有關係往來。另一方面，我在書中還提到了台灣問題。這是需要解決的一個主要困難之一，我的建議是在北京重新設立使館（這樣中國也會在巴黎重新開放中國使館），但在台灣保留領事館，以保證不與蔣介石政府斷絕關係。我把這本書寄給戴高樂將軍。戴高樂將軍親筆給我回了一封長信（他一貫親筆回信），表示他對書中的內容極為感興趣，並認為與中國恢復外交關係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但是他在信中最後以他當時慣有的低沉語調說，這一切還未能實現，因為目前法國還沒有一個政府。

與阿爾及利亞代表碰面

很可能是因為這次通信的緣故，再加上他一直記得我這本書，戴高樂將軍上台之後，（沒有立即開始，我想是在1960年）有一天他要我來見他，討論有關中國的問題（在此之前我已多次與他見面，但是討論的是別的事）。在這次談話中，他問我是否建議他在這一問題上有所舉動。我對他說，儘管我在書中已表示贊成，但是我並不建議他現在就開始進行有關承認中國的任何程序，因為目前形勢還不利。我尤其擔心阿爾及利亞問題有可能造成的困難。如果法國向中國派駐大使，他在當地有可能受到一些人的無理對待，並可能有一天會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代表碰面…

1963年8月，戴高樂將軍就越南問題採取的立場讓我感到吃驚。部長會議結束之後，他突然做出了一個極重大的宣布，讓大家警惕由於東南亞形勢的惡化有可能造成的危險。這再一次表明了戴高樂將軍的真知灼見和高瞻遠矚。因為他講這番話時是在1963年8月，而就在10月份，越南發生了西貢政變，吳庭艷被暗殺。而戴高樂將軍在1963年8月就開始關注亞洲問題，很清楚地看到亞洲局勢的惡化所造成的危險。與此同時，他突然叫我來對我說：前一段時間我曾就中國的問題徵求過您的意見。您當時說還不能採取任何行動。現在您是不是還這麼認為 ? 我回答說：既然您現在和我談起，說明您自己已經考慮過這個問題。我認為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首先，您現在已擺脫了阿爾及利亞問題，也就是說您不必擔心假設與北京恢復外交關係會帶來什麼尷尬。其次，中國人由於與蘇聯發生摩擦現在正處境艱難。第三，您已多次向美國人表示出獨立自主的信號，再多一次或少一次都不會太明顯。我還記得一件有意思的事。在這次談話中，我對將軍說：我們不能無視（scotomiser）這個有六億人口的民族。他說： scotomiser是什麼意思，我怎麼不認識 ? "-"scotomiser這個詞來自scotome（盲點），表示視覺障礙。對，您要去中國！

在這次談話中，我還對將軍說，也許是一種神秘的巧合，我曾派人向中國政府透露說我希望重返北京。他們剛剛向我發出了正式邀請。我認為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前往中國，前往中國和蘇聯，以研究中蘇衝突問題的根源。將軍當時對我說：對，您要去中國。但是要作為我的代表去中國。他不建議我同時訪問中國和蘇聯。

於是，我們共同制定了一個周密的計劃。根據計劃，我首先要去柬埔寨拜訪戴高樂將軍非常欣賞的西哈努克親王，同時也為製造一種煙霧彈，以掩蓋這次出行的真正目的。同樣，回程時，我將在印度逗留，以會見曾經對我發出邀請的尼赫魯總統。

戴高樂將軍還交給我一封信，在信中委託我以他的名義與中國政府見面。這一做法可謂非常巧妙。由於不能直接給他還不了解也不承認的中國政府寫信，他直接寫信給我以表示對我的正式授權。

通過這次交換意見，我意識到戴高樂將軍希望儘可能地找到一個重建雙邊關係的徹底的解決辦法。同我在這段時間和他進行的其它交談一樣，他表現的態度不十分正式。但這次在場的還有其他部長和幾位合作者，由此我得出結論，認為在這件事中還有應該保留的秘密的一面。順便說一句，當時，法國外交部的各個部門都堅信，由於台灣等問題的存在，與中國建交必將出現非常棘手的局面。事實上，我認為從我們決定嚴肅地對待這一問題的開始，我們是完全有可能找到解決方案的，儘管會有一定的困難。當然，對此我已經作出考慮。

受到市長的接待

一到中國我就意識到和傳統的接待相比，這次又上了一個台階，因為我們直接受到了廣州市市長的接待，而不是按照慣例由副市長接待。另外，在歡迎詞中，這位市長提到了兩國間的經濟、文化和政治 關係。而 政治 一次在當時還是全新的概念。隨後，應一家國際關係協會的邀請，我來到了北京。這可謂是中國政府找到的一種與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保持聯繫的權宜之計。這一協會的宗旨是與我們這些從某種程度上講屬於 異端分子 的人打交道。我在第二天就見到了周恩來總理，並讓他看了戴高樂將軍給我的信。他問我是否能夠保留這封信以便進行研究，我就把信交給了他。當天晚上，我應協會的邀請參加晚宴。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長陳毅也專程從省里趕來參加這次晚宴。

我按照原定計劃在中國停留了兩周。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我都不願意停留更長的時間。我認為無論是否成功，過長時間的逗留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兩周除了進行政治對話之外，我還在內蒙古等地進行了參觀。我感覺到中國政府非常高興我給他們留出三天的時間來考慮和討論我向他們做出的提議。而且，我在參觀期間由一位外交部官員陪同。他不斷地向我就各種問題提問，並且每天晚上向北京彙報。

回到北京后，我們又進行了三天的討論。也就是說實際工作的天數一共有六到七天。每次與中方的會議都持續數小時。他們不斷地重申他們的觀點。他們表達觀點時總是喜歡從最基本的事情說起，講許多籠統的話題。我了解他們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也採取同樣方法。他們說三刻鐘，我就說四十五分鐘。我們大談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現代歷史等等。在此期間，我們也準備了一些材料用於研究我們具體能做的事情。當然，我拒絕深入討論有關台灣的問題。我採取了以下原則：法國不能對台灣問題做出承諾，但是會運用國際法解決問題。我藉此機會向中方表明，國際法不允許承認在同一個地點出現兩個擁有主權的政府。因此，如果法國承認中國，並不需要同台灣斷絕關係，因為法國只是在從前設立使館的地方重新開放使館。而且，法國在台灣只設有臨時代辦。我認為法國一旦承認了北京政府，台灣必然會同法國“斷交”。最後，我們就一項非常奇怪的程序達成了一致：如果台灣與法國“斷交”的話，法國承諾與台灣“斷交”…。我相信我可以做出這個承諾，同時不會造成不良後果。

1963年8月的一個早晨，我剛進辦公室坐定，機要秘書就送來我國駐瑞士使館發來的急電。正在瑞士達沃斯休假的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去伯爾尼會見我國駐瑞士大使，要求再次訪華。他表示，此行純系私人性質，不負有任何官方使命。不過，他希望會見中國領導人，就國際形勢和法中兩國關係交換看法。我不禁脫口而出：“富爾送上門來了！”

原來，前不久，外交部正好向中央建議，擬邀請個別有影響的法國政界人士訪華，以推動中法關係正常化，富爾當屬首選。

當時，我是中國外交部法國科負責人，當即草擬複電，同意富爾10月下旬訪華，複電經周總理親自批示同意。

10月中旬，我國駐瑞士使館再次來電稱，富爾動身來華前，專程去伯爾尼，向我國駐瑞士大使說明：前不久，他見了戴高樂將軍，“此行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戴高樂。”

這一意外的信息，使得富爾此行變得微妙起來，他究竟是以半官方身份就打開中法關係向中方進行某種試探，還是受戴高樂委託進行實質性的建交談判？一時尚難判定。

1963年10月21日，我奉命到深圳羅湖，迎接法國前總理富爾夫婦。富爾在香港對記者說，此行純系私人性質。但我們一見面他強調此行是正式的，他是戴高樂的特使，攜有戴高樂總統的一封親筆信，他將面交我國領導人。

這封信的形式和內容都頗為獨特。由於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戴高樂不便直接給中國政府或中國領導人寫信。形式上信是寫給富爾本人的，實際上卻是給中國領導人看的。信件本身並非正式的授權書，隻字未提委派富爾為特使談判建交。但字裡行間顯示出，富爾是代表他來華探討建交問題的。戴高樂可謂用心良苦。他既要盡量抬高富爾的身價，使之能直接同中國領導人商談建交問題，又要不失堂堂法國總統的體面，尤其要避免萬一談不出名堂使自己處於尷尬境地。

於是，我們當即決定按高規格方案接待。

1963年10月22日，富爾夫婦既不是政府成員，也沒有正式的外交頭銜，卻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

戴高樂要富爾特別設法弄清兩點：為了實現中法關係正常化，中方對將來取代台灣進入聯合國和安理會的立場；中方對法國同台灣的關係提出什麼條件。

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同富爾先後在北京、上海進行了六次實質性會談。我作為外交部法國科負責人有幸參與了談判的全過程。

實質性談判的進程並不順利。頭四次會談，沒有談攏，因為雙方對如何處理法國同台灣的關係問題存在重大分歧。富爾一再強調，中法在互相承認的問題上不應提任何先決條件。希望中國不要堅持法國主動同台灣“斷交”。周總理嚴正指出，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不會改變的。談判陷入僵局。

最後兩輪會談在上海舉行。考慮到中法建交有利於打破美國和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的封鎖、包圍，也有利於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壟斷世界事務，而且對發展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有著重要意義，中方擬定了“直接建交”新方案。

新方案在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原則立場的同時，對建交的具體步驟和“驅蔣”的具體方式採取了變通處理的方針：不要求法國先宣布同台灣“斷交”，而以內部默契的方式處理法台關係問題，即在中法雙方就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並承擔相應義務達成默契的情況下，採取中法先宣布建交從而導致法台“斷交”的特殊方式。

當時毛主席在上海小住。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先期去上海。毛主席與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陳毅面商后，在“直接建交”方案上批示：“照此辦。”

我隨同富爾去上海，一路上富爾情緒低落，平時談笑風生的他變得寡言少語。抵上海不多時，我被周總理召到他辦公之處。總理口授了三點默契的內容，由我筆錄，隨後譯成法文，交給富爾。

看完譯文，富爾愁容頓消，認為這個方案合情合理，可以接受。周總理和富爾著重就三點默契的措辭反覆推敲、斟酌，最後達成一致。主要內容是：法國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法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法台“斷交”后，法國撤回它駐台灣的“外交代表機構”和“外交人員”。

11月2日，毛主席接見富爾夫婦，標誌著中法建交談判圓滿結束。

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中法建交被西方媒體喻為“外交核爆炸”，轟動國際社會。

中法建交公報發表后，國民黨駐巴黎“大使館”賴著不走。法台關係的走向頗為引人注目。1月30日，毛主席在接見法國國民議會法中友好小組代表團時，向法方發出明確的信息：法台關係不解決，“我們不接納你們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們那裡去”。所以當時中法的首要任務是“驅蔣”鬥爭。法方要求中國代辦先去巴黎，以利於擠走台灣的“外交代表”。於是，先遣人員定在大年初二（2月14日）離京赴法。

2月10日，法國政府正式通知台灣駐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員到達巴黎，台灣“外交代表機構”就將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儘管美國要蔣介石不主動同法國“斷交”，但是，迫於形勢，台灣當局不得不於同一天宣布斷絕與法國的“外交關係”，並撤銷其駐巴黎的“外交代表機構”。法國也宣布相應撤回它駐台灣的“外交代表機構”和“外交人員”。

“驅蔣”問題就這樣順利解決了，它為實施中法建交掃除了最後一個障礙。法國首任駐華大使佩耶5月27日抵京。中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亦於6月2日到任。中法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進程宣告圓滿完成。

法國是世界上惟一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而不首先宣布同台灣“斷交”的國家。這種建交模式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是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