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廣

著名的生態學家，九三學社社員，安徽省政協委員。1945年5月出生於湖南臨武，1963年畢業於安徽廬江中學。1963-1968畢業於南京大學地質學系，現任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地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極地環境研究室主任，環境學科點負責人。1998年11月至1999年3月參加了中國第十五次南極長城站科學考察，開展了企鵝生態與海洋氣候環境、冰蓋進退與氣候演變和湖泊沉積序列與環境事件以及現代環境過程、人為地球化學以及自然環境演變的綜合研究。2004年7月至8月作為中國北極站首次考察隊隊員赴北極考察。2003年3月至4月曾率中國科大首次南海西沙考察隊赴西沙群島進行生態環境考察。

共發表資源與環境科學學術論文70多篇，2000年以來，發表南極環境科學學術論文30多篇，其中在《Nature》雜誌發表1篇，被SCI收錄15篇。孫立廣還撰有《南極100天》，是一部趣味盎然、詩情畫意的科普精品。南極環境科學原創性研究成果被教育部評為“2000年中國高校十大科技進展”，被科技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聯合評為“九五科技攻關優秀成果”；獲安徽省自然科學一等獎（2001，排名1）；國家海洋局科技創新一等獎（2001，排名9）；被評為“國家九五科技攻關優秀個人”。

目前是中科院蘭州冰川凍土所冰芯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第四紀委員會理事，中科院地球環境所客座教授，國家海洋局大氣化學和全球變化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內核心期刊《極地研究》編委，世界氣象組織（WMO）“世界氣候研究計劃——氣候與冰凍圈”（WCRP-Clic)中國委員會委員、專家組成員，中國毒理學會分析毒理學專業委員會委員，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會員。

被“逼”出來的南極研究

記者：最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專門資助您出版專著，肯定了您提出的“南極無冰區生態地質學”的新方向。而8年前，“糞土層研究”並不被看好，當時您為什麼會選擇這一研究？

孫立廣：這也是被“逼”出來的。我原先是搞地質化學研究的，在新疆、廬江等地搞過礦產、酸雨等的研究，但在國內從事相關研究的人很多，很難出什麼大的成果。恰好有個機會能去南極，我就積極爭取去了。但進行南極研究也有很大的問題，我參加的南極科考隊已經是第15次了，之前有很多中國科學家都去過南極，也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要想有突破，就必須要選擇新的途徑。我就選擇了國內外南極文獻研究極少關注的企鵝糞土層。

記者：您是怎麼想到這樣一個奇特角度的呢？聽說這一研究差一點就“夭折”了？

孫立廣：我們在環境研究中，主題是認識水、土、氣和生物圈面上的物質循環。在過去的南極研究中，人類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大氣層核試驗的放射塵埃都可以在南極冰蓋中找到，那在更加精細的研究中，能不能將200年以來人類的進程對環境的影響在冰雪、在湖泥、在企鵝糞土層中反演出來呢？理論上應該是可行的。不過，等我們到了南極企鵝島以後，經過千辛萬苦，卻始終沒有找到糞土層。我們看到企鵝們向外強勁地噴射出粉紅泛白的糞流，但很快就被雨雪沖刷乾淨了，根本就找不到沉積下來的糞土層。我是在到了南極1個多月以後才找到企鵝糞的。

糞土裡“藏”著人類未來

記者：可是，也有不少人認為，你們研究的對象是南極，這與我們生活太遙遠了。

孫立廣：這是一種誤解。就拿我們正在進行的人類文明歷史記錄的研究來說，人類文明對南極的影響並不僅僅是從人類登陸南極大陸開始的，而是早在古埃及文明和中國的龍山文化時期，青銅器的加工冶鍊活動就在南極的糞土沉積物被保存了下來。這就說明人類生活對於環境的影響是巨大的，對於當代人來說，也是一種提醒。由於南極自然界面對於人類文明與全球變化的響應非常敏感，有時候甚至連人類自己都沒有感覺到的環境危害，卻會在南極的沉積物中被記錄下來。

記者：在外界看來，你們關注的還是千年尺度上的全球氣候、環境等的變化，這對於今天的人類生活有怎樣的意義？

孫立廣：認識歷史時期南極無冰區的生態記錄，可以幫助我們反演曾經發生的物種遷移過程、數量變化、生態系統和景觀的演化，使我們認識到南極無冰區現代生物物種、群落、生態系統和景觀的空間格局的來源。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目標不止於此，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對未來不同時空尺度上氣候變化所會產生的影響，我們才有可能作出理性的預測。目前還沒有可靠的科學預測能說明人類造成的溫室效應完全不可能被另一次自然的變冷過程所平衡或削弱，實際上，75萬年來的冰芯記錄標誌著氣候變化給生態造成的負面影響，比起全球變暖給生物界帶來的危害毫不遜色。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所做的研究還僅僅只是開始。

人類歷史或許就在泥土中

記者：秦大河院士在給您新書寫的序言中說，您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中國人在南極研究方面的第一篇論文，是“大器晚成”，您如何看待這一評價？

孫立廣：這是秦院士的肯定和鼓勵，我們也沒想到會在一堆糞土裡掘出個“國內第一”來。在南極研究方面，我們做了一些努力，也開闢了一些新的途徑，如企鵝糞、海豹毛研究等，但與國際新成果相比，還是有差距的。不過，值得欣慰的是，我們開闢的這個新方向，已被延伸到了北極等更多區域的生態地質學的研究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這次在決定資助出版我們的專著前，專門邀請4位國內專家對之進行了評議，大家也肯定認為其“展示了我國極地研究在最近幾年所取得的高水平、原創性的研究成果”。

記者：這幾年，你不僅在關注南極、北極，還在關注西沙群島甚至安徽等地的生態地質研究，是不是想將“糞土研究”推向更廣的領域，包括考古？

孫立廣：是的，我們希望今後能形成一門相對比較獨立的學科，但“糞土研究”不是唯一。這種方法有一定的新穎性，但其實我們可以將之推演到更廣的研究領域中，比如我在蒙城尉遲寺搞的研究，就是採用類似的方法，也印證了一些新的人類歷史，但所研究的樣本就不是糞土，而是考古挖掘出的沉積層。人類的歷史往往就藏在不起眼的地方，包括泥土中。我希望在將來能找到更多的證據，找到千年人類文明的歷史信息，真正找回許多“失落的文明”。

2015年7月31日，入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初步候選人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