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渡舟

1917年9月10日　出生於遼寧省營口市。

1931—1937年　在營口、大連等地跟隨王志遠、謝泗泉學習中醫。

1938—1945年　在大連掛牌行醫。

1947—1950年　在北京掛牌行醫。

1948年2月—1948年9月　任華北國醫學院教授。

1951年　在北京畢業於由衛生部舉辦的“中醫進修學校”。

1951—1954年　任北京永定門聯合診所中醫內科主任。

1954—1955年　任北京南苑區大紅門聯合診所主任。

1956年—2001年　任北京中醫學院傷寒教研組副主任、主任、教授。

1917年10月9日出生於遼寧省營口市。幼年時，因體弱多病，常年請中醫大夫治療，親身感受到了中醫藥的療效，逐漸對中醫藥產生了興趣。由於他體質虛弱的原因，他的父親在擇業時給他選擇了中醫這條道路。

16歲時在營口正式拜當地名醫王志遠先生為師，矢志學習中醫，從而邁出了此後漫長中醫生涯的第一步。

1931—1932年，在營口德育堂隨王志遠學習中醫基礎理論，系統地學習中醫經典著作，以及《藥性賦》、《方歌括》等基礎知識。

1933—1936年，在大連市志遠藥房跟隨老師學習臨床知識及臨床技能。

六年的學習結束后，他又在大連壽民藥房跟隨謝泗泉學習中醫臨床一年。謝先生曾告訴他：“學中醫臨床，莫過於外感與內傷兩大類。學外感病必須讀張仲景的《傷寒論》，而學內傷雜病則應該讀《醫宗金鑒·雜病心法要訣》”。因而，這一年他主要在柯韻伯的《傷寒來蘇集》與《醫宗金鑒·雜病心法要訣》二書上下了功夫。這對於他此後的治學道路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1938年，劉渡舟在大連志遠藥房坐堂行醫。為了讓他銘記行醫的職業道德，努力救治患者，使患者從疾病的苦海中得以解脫，他的父親正式給他取字為渡舟。

1945年5月，劉渡舟隨家遷居北京。

1946年冬在北京參加並通過了“中醫師特種考試”。

1947年5月至1950年底，在北京東四錢糧衚衕掛牌行醫。期間，曾受華北國醫學院之聘擔任教授，講授中醫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他參加了衛生部組織舉辦的“中醫進修學校”學習西醫基礎知識，學期一年，於1951年畢業。之後，被分配到北京天壇華北人民醫院中醫內科工作。此後又先後任北京永定門聯合診所中醫科主任，北京南苑區大紅門聯合診所主任。

1956年，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為了振興中醫事業，決定在北京、廣州、成都、上海四市建立中醫學院。這是醫療衛生系統的一件大事，各級部門對籌建北京中醫學院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千方百計為中醫學院的教師隊伍尋找人才。經人推薦，劉渡舟來到北京中醫學院參加中醫教學工作。先後任傷寒教研組副主任、主任，兼任金匱教研組主任。

1978年任北京中醫學院教授，並開始培養中醫碩士研究生。

1985年又成為全國第一批招收中醫博士研究生的指導老師。他還任北京中醫學院院務委員會委員、職稱評定委員會委員、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教材編寫委員會委員以及《北京中醫學院學報》總編等職。在教學中，他辛勤工作，獲得群眾的擁戴。

1983年被評為全國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北京市教育系統先進工作者。

1985年又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範。

1986年，響應祝諶予教授號召，協助薛鉅夫院長，參與籌建全國第一個中西醫結合門診部——順義國醫院（現名北京杏園金方國醫醫院）。

從1978年至今，他歷任第五、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1985年2001年，任國務院學位評議委員會學科評議組（醫學）成員。

1987年以來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1991年更名為中國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

1956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

1984年以來任中國農工民主黨北京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劉渡舟注重對中醫經典著作的研究，特別是對《傷寒論》六經辨證理論體系的研究。劉渡舟認為，研習《傷寒論》，一定要結合《內經》《神農本草經》和《金匱要略》諸書，這不但有利於全面地正確理解六經辨證理論體系，而且，在學習後世醫家論著時，也就有源可尋，有本可依。他潛心研究數十年，擷古采今，旁涉諸家，結合自己的心得體會，著有《傷寒論通俗講話》《傷寒論十四講》《傷寒論詮解》《傷寒契要》《新編傷寒論類方》等書，有理論、有臨床，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傷寒論》的六經辨證理論體系，深受廣大讀者歡迎。尤其是《傷寒論通俗講話》與《傷寒論十四講》二書，在國內多次重印，並被日本東洋學術出版社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發行。同時，他還任主編，組織編寫了自研究《傷寒論》以來的第一部專門工具書——《傷寒論辭典》。

《傷寒論》的核心是六經辨證。但長期以來，對於“六經”實質的理解，卻見仁見智，莫衷一是。針對各種不同的學術觀點，特別是針對有人提出的“六經非經絡”的觀點，劉渡舟從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強調了六經的實質是經絡。他認為，《傷寒論》的六經辨證思想是在《內經·熱論》六經分證方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六經辨證是以三陰三陽的六經經絡及其相互絡屬的臟腑的生理、病理變化作為物質基礎的。離開六經經絡及其相互絡屬的臟腑組織，則六經辨證就成了空中樓閣。六經辨證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辨陰與陽，以三陰三陽的陰陽兩綱統攝六經，然後進一步探求病位之表裡，病情之寒熱，病勢之虛實。但是，如果辨證只辨到陰陽表裡、寒熱、虛實，那還是很不夠的。因為它還沒有具體地與人體臟腑經絡的病理變化聯繫起來，仍然不能明確而深刻地闡明各種複雜的病理變化，以指導臨床治療。所以，六經辨證必須要以經絡為基礎，通過經絡而落實到具體的臟腑組織，使辨證言而有物，從而達到辨證論治的目的。他認為能否正確地理解六經實質，關係到能否正確地運用六經辨證理論以指導臨床治療，這是學習、研究《傷寒論》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劉渡舟還十分重視六經病提綱證的作用。《傷寒論》六經病證，各有提綱證一條。提綱證是指能夠反映出每一經絡及其相關臟腑之生理、病理基本特點的證候群，對於某一經的辨證具有比較普遍的意義。例如太陽病提綱證曰：“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脈浮”，是邪氣客於肌表，人體正氣抗邪於外的反映；“頭項強痛”，是太陽經脈受邪，而經脈氣血不利的反映；因為太陽經脈絡腦下項，頭項是太陽經脈所主之專位，故頭項強痛是太陽經受邪獨有的證候；“惡寒”與“脈浮”並見，是衛陽被傷，不能溫煦肌表的反映。此一脈二證反映了太陽經病變的基本脈證特點，揭示了太陽主病在表的病變規律，因而，臨床辨證只要掌握了提綱證，就能做到綱舉目張，心中瞭然。

此外，劉渡舟還認為六經辨證方法，原為邪氣傷人而立論，並非只針對傷寒之一病。應該看到，辨證之法是從六經之體而求證，由於六經之體各異，與六經相互絡屬的各臟腑的生理、病理特點各不相同，所以每一經的證候特點也就隨之不同。六經病提綱證反映了六經各自證候的共同特點，因此，掌握了六經病提綱證，不僅能夠掌握其在傷寒病中的辨證規律，而且還可以將其擴大至雜病的辨證範圍。正如清代醫學家柯韻伯所說：“仲景之六經，為百病立法，不專為傷寒一科。傷寒雜病，治無二理，咸歸六經之節制”。

對於《傷寒論》398條條文排列意義，劉渡舟認為《傷寒論》398條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在條文之間，或隱或現，或前或后，彼此間都有聯繫。作者在寫法上，充分發揮了虛實反正，含蓄吐納，對比互明，言簡義永的文法與布局，從而把辨證論治方法表達無遺。研究《傷寒論》，首先要領會條文的組織排列意義，要在每一內容中，看出作者的布局和寫作目的，能學到條文以外的東西，要與作者的思想共鳴，才能體驗出書中的精神實質。例如《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篇》30條：從第1條到第11條的內容是全書的綱領，具有指導全書，統領辨證的意義；從第12條到第28條，以穿插交敘的方法闡述了桂枝湯方的臨床適應證、禁忌證以及加減變化諸證，並引出麻黃桂枝合方的3個小汗法，作為其後論述麻黃湯證之先序；第29條與第30條，以誤治救逆的形式具體地為“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作了示範。可見《傷寒論》之398條有經有緯，發生著縱橫的聯繫，以盡其辨證論治之能事。

著作豐富，推動傷寒學普及與提高

校定原文，其《傷寒論校注》被認為當代最具權威性的校注本。

順文解釋，如《傷寒論詮解》。

歸類編注，如以證分類之《傷寒挈要》，以方類證之《新編傷寒論類方》。

專題發揮，如《傷寒論十四講》、《傷寒論臨證指要》

普及讀本，如《傷寒論通俗講話》、《醫宗金鑒．傷寒心法要訣白話解》。

編撰教材，如《傷寒論選讀》、《傷寒論講義》。

主編辭書，如《傷寒論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