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擬

凡朝廷重要文書，由內閣擬定批答文字，以墨筆寫於票簽上，送請皇帝批准，稱票擬，亦稱票旨、條旨或調旨。這實際上就是代擬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採納。“各衙門章奏留送閣下票旨，事權所在，其勢不得不重。”但是，內閣的“票擬”終究不過是給皇帝提供參考的初步意見，最後的拍板定案仍決定於皇帝的御批（當時叫做“批朱”）。內閣權力的有無及大小，內閣實際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現於所擬“票擬”被採納的程度上。

所謂票擬，便是代皇帝草擬各種文書，大量是關於六部、百司各類政務奏請文書的批答。它可以是先與皇帝共同討論，作出決定后再草擬成文字，更多的是內閣先擬好批答文字，連同原奏請文書一起送皇帝審批。由於票擬要比以往各朝輔佐君主處理政務的制度更加細緻、周到，特別是過去（如唐宋）草擬下行詔令和審核上行奏章的機構，有中書，有門下，有翰林院，比較分散，明代全都歸口於內閣，這就給大多數中主單純倚靠內閣票擬，自己可以不怎麼關心政事，提供了極大方便。其結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廢去，皇帝直接指揮六部、百司政務；實際上多半依靠“票擬”定奪，皇帝的意志和權力受到內閣諸臣的左右限制。如果說儒家的“君逸臣勞”要找一種理想模式的話，那麼明代內閣票擬便是這種模式。

三楊所擬的“票擬”，萬曆前期，張居正所擬的“票擬”，差不多都轉化為“批朱”的藍本，閣權之重、閣職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統以後，諸如成化、正德、隆慶、天啟等朝的皇帝都特別寵信宦官，甚至將“批紅”的大權也交給司禮監的宦官頭子代行，內閣的職權自必受宦官的鉗制。實際上存在著內閣與司禮監雙軌輔政的局面，使其互相制約。

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們得勢時無不壓抑和控制著內閣。內閣擁有“票擬”之權。這就使它對皇帝權力的限制，超過了過去的宰相。內閣學士要想有所作為，必須首先巴結太監。因為內閣學士根本見不到皇帝，不討好太監，他們的意願、設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張居正也不能例外，身為內閣首輔，他也只能通過給太監行賄，在他們的幫助下才最終掌握實權，才有機會進行改革。

《明史》卷一八一《劉健傳》

孝宗時與李東陽、謝遷俱在內閣，“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孝宗）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為先生而不名”。武宗即位，劉健等提出幾條壓制近幸的辦法，“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所擬四疏，（自信正確），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表示既不批准票擬，便求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復上疏，曆數政令十失，……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仍未批准，而是）命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這是內閣經過鬥爭，終於將自己意志強加諸皇帝的例子。明武宗是個十分任性的人，為什麼他不行使至高無上的皇權，逕直否決劉健等的票擬呢？就因為發展到明中葉，一般情況下如同孝宗那樣，照批票擬已成慣例，要想否決，便得提出理由；武宗又提不出理由，於是便只有拖。拖來拖去，被迫批准。

《明史》卷一六八《陳循傳》

在比孝宗還要早的景帝時入閣。“帝欲易太子，內畏諸閣臣，先期賜循及高谷白金百兩，江淵、王一寧、肖鎡半之。比下詔議，循等遂不敢諍（而遵旨票擬）”。為什麼景帝更易太子要向閣臣行賄，而不逕直行皇權決斷呢？正象武宗一樣，就因為缺乏理由，所以害怕閣臣不同意，拒絕擬旨。景帝雖達到了目的，但那是由於閣臣腐化怯懦，未盡到職責，屬於另一問題；而行賄本身，卻正足以說明內閣和票擬確是對君主的獨斷專行，胡作非為，起著很大限制作用的制度。明末馮元飆曾針對一些閣臣自稱只供票擬，不是宰相，以推卸責任的話，批駁說：“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明史》本傳）。這在一定意義上，是符合事實的。第二，由於票擬是下達皇帝詔令的正常途徑，所以明代內閣限制皇帝濫下手詔、中旨的鬥爭，更加制度化。當時一般的做法是：各類文書全歸口於內閣票擬，疑難者由皇帝召閣臣一起商議決定；但必要時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動提出自己關於政事和用人的意見，通過手詔、中旨（或宦官傳口諭）下內閣票擬。對於這類手詔等，內閣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絕，全都合法。

《明史》卷一八一《徐溥傳》

入內閣。孝宗弘治五年，“中旨”給一革職者復官，溥等言：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有內降（意即全都通過正常途徑由內閣票擬），幸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八年溥等又言：“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奏入，帝嘉納焉”。同上卷一九○《楊廷和傳》：世宗以孝宗侄、武宗堂弟身份嗣位，欲崇親生父（興獻王朱祐杬，已死）為“皇”，群臣反對。帝召閣臣楊廷和等，“授以手敕，令尊父母為帝后”。廷和退而上奏說明理由后曰：“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世宗堅持己見，“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廷和因乞退休。繼任者蔣冕、毛紀繼續不肯奉行旨意，毛紀且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榷）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即崇興獻王事），平台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同上卷一九○《毛紀傳》）。這是指斥世宗口頭上表示與內閣商量，實際上拒絕眾議，獨斷專行。清初沿明制，凡奏章皆由內閣草擬諭旨，稱票擬，再以滿、漢兩種文字寫紙簽上，稱票簽，再以票簽附奏章內呈送皇帝批示，得旨后，批本處滿族翰林中書批錄滿字，再交內閣漢族學士批錄漢字。自設置軍機處后，重要奏章改用奏摺，此制漸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