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復

余復，字子叔。南宋乾道四年（1168）生於古田縣一都三陽（今杉洋鎮杉洋村）教育世家。余復祖父余丕，應寧德縣城何姓人家之聘為塾師時，攜年少兒子余孔惠前往。在塾館里，孔惠與何家女仁娟同桌共讀。仁娟見余家貧寒，常贈銀接濟，並愛上孔惠。後來，何家認為孔惠雖貧而有大志，將仁娟嫁予余孔惠。

何氏身懷六甲時，其兄至杉洋探望，見胞妹家中拮据，便攜返寧德。何氏在娘家生下男嬰，這就是余復。因此余復祖籍雖是杉洋，卻生長於寧德。

余復七歲就學，十四歲師事寧德名士張翰（乾道二年進士），得其指授，閉門苦讀，常至“筆枯手成胝，眼稀目生暈”。逐漸淹貫古今之學，尤精於《周禮》。余復舅舅以甥兒才華出眾，憐愛有加，極力資助。

淳熙十六年（1189），舅父為余復籌資赴京應試。余復啟程往臨安（今杭州）時，余孔惠到寧德碼頭送行，為兒子吟七律一首：“父子相隨只學儒，常將筆硯代犁鋤。汝今捧劍趨丹闕，我且安貧守舊廬。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躊躇。來年二月花期候（一作‘朝後’），早寄平安及第書。”

紹熙元年（1190），余復中庚戌科進士。策試大廷時，光宗趙惇覽其所對，議論國事見解精闢，稱其“直而不訐”，擢為第一。傳臚唱名時，進士及第、出身者共587人（從《宋史》載，《文獻通考》作557人）。余復進士及第，光宗皇帝召見，對策大廷，見其言談直率，且不攻擊別人之短，甚為滿意，擢為第—，併當場賜詩一首：“臨軒策士豈徒然，嗣守不基務得賢。爾吐忠言攄素蘊，我縻好爵副詳延。愛民憂國毋終怠，厚澤深仁賴廣宣。賜宴瓊林修故事，朕心期待見詩篇。”余復感激之餘，即就《和御賜登第詩》：“風虎雲龍豈偶然，信知盛世士多賢。虞庠教育蒙深澤，漢殿諮詢愧首延。釋褐遽沾瓊宴寵，賜詩齊聽玉音宣。愛君憂國平生志，敢負周王宴樂篇。”

余復上殿時，將赴試前父親的殷殷寄語，贈詩勖勉向皇帝一一稟奏，光宗命其回古田謁祖后赴任，授予洪州（治今南昌）軍節度僉判官職。余復帶著御賜“狀元及第”匾及一道聖旨還鄉。聖旨中載述余復所授官及對父母的誥封。杉洋宗親為其撰賀辭：“喬木世家，厚德自百年之積；飛龍上第，高名宣四海之傳。”“鵬翼風高，壯萬里扶搖之便；鰲頭浪暖，居五百人變化之前。”

北宋時期，進士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職，到宋仁宗時，才有所重用，但前三名者也只不過授予監丞、通判（知州副職）之類的小官。而余復先是被授為洪州（今江西南昌）僉判，不久改官，授為宣義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八年後，寧宗召余復入國史館任實錄兼檢討，官至秘書省著作郎。余復在朝為官十五年，在任時體恤民情，興修農田水利，修複名勝古迹，政績優異，但官位不高，到慶元二年（1196）十一月，才特授秘書省著作佐郎（正八品）兼實錄院檢討官。終於厭倦官場，於開禧元年（1205）退隱還鄉。

途經寧德十八都仙霞嶺時，余復題詩（後人鐫於石壁）云：“二十年前過此間，旅囊羞澀筆頭慳。時來山色與人好，我亦詩腸似海寬。舊事消除身後夢，新聲慚愧路旁官。乘車衣錦渾閑事，留取功名竹帛看。”余復在杉洋余氏宗祠左側建“科名閣”，將書寫列祖列宗名諱、科第與仕宦之木主擺置閣中。后又在寧德縣城南辟園構軒，觴詠其間。約七八年後，他病逝於寧德縣城南門小軒樓，旋葬於寧德九都貴村金嶂山（明坑余家山），入祀於鄉賢祠。縣城原有狀元里，今已廢。

先後著有《禮經類說》、《左氏纂類》及《祭禮》十四卷;《風集渚》、《余狀元集》等詩集。

余復在徠初任洪州僉判時在藍田諸族人為其餞行席上說的一通話猶擲地有聲：“雖雲鶴嶺之奇，實種藍田之玉，銀河派別，豈非無源？”余復曾祖父邦憲的墳墓即在杉洋村東頭的庵墩，杉洋人俗稱“狀元墓”。余復授官后曾回古田祭祖，辟樓三間名為“時思樓”，撰寫《西庵時思樓記》。

余復從小跟隨遊學授館為生的父親，沿著朱熹曾經留下過墨香的道路，來到長溪即今寧德一帶。南宋朝廷以重文輕武為國策，“學校之設遍天下”，貧民學子也有就學的機會，在校的學童“日給官食”，可安心鑽研學業。余復成年後，師從閩中名儒、理學家、寧德濂坑的張翰，學業有成。當時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政治中心南移杭州，福建學子赴杭州參加科舉考試比較方便。故福建“有宋一代人才輩出”得中進士人數達到7144人（錄《科舉史話》），而杉洋的余復正是沾了天時地利這個光。

過去還有一種古田寧德兩縣的胰令為了這個狀元而爭執不休的說法，其實也經不起推敲，古田縣誌找不出有關狀元的記載。

古田杉洋古稱“藍田”，是一個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的村落。藍田溪從村邊緩緩流過，為敖江之源。據史料記載，歐陽修、王安石等唐宋大家與藍田名士有過深交，朱熹曾流寓這裡並設書院講學。距杉洋鎮西北3公里的獅岩山麓有座氣勢恢宏，巍峨壯觀的余氏蟬林祠，始建於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該祠坐北向南，木構建築，佔地1321.8平方米。中軸線上依次為大門，華表門亭、下游廊、前天井、中在廳、後天井、祖祠廳。正殿面闊5間，進深3間，穿斗抬梁混合式木構架，雙坡頂，風火牆。祠門兩旁對聯為：“獅嶂鍾靈持厚，蟬林流澤孔長”。大門內有華表門亭，門上有如意斗拱，層層出挑以承托屋檐，中間掛一豎匾“狀元及第”，坊亭匾額為“蟬林祠文物館”，文物館共有館藏文物300多件。祠堂的主祠廳正殿內有楷書：“檀樾主尚書堂”六字大匾牌。宗祠內的橫樑上懸掛有狀元及第、文魁、武魁、進士等古牌匾20多塊。廳內柱上分別保留有古代楹聯趣對24副，整體建築保存完好。祠前百餘平方米的旗杆左右豎立著數十副歷代科名旗杆石碣，是蟬林祠世代簪纓，人才蔚起的見證。走進硃紅色大門，二進的科名閣上高懸“狀元及第”的華帶牌，是宋淳熙元年的閩東第一位，也是當朝全國第一狀元及第的蟬林祠第九世孫余復的榮譽匾。祠內收藏的余氏家譜，記載著這位狀元郎的事迹。余復在《西庵時思樓記》中就說道“吾家自尚書而上，凡累代之祖，下而逮令凡十二世之孫，族屬各有封識，其百世之澤也歟”。除了狀元余復外，余氏蟬林祠後裔子孫中曾經榮耀地誕生過工部尚書宰相余靖、丞相余深、禮部尚書余象等一批決策朝廷大事的人物，還誕生過五十多名進士。

為什麼一個家族僅生活在一個小小的村落里，歷史上會如此人才輩出呢。這就必需從杉洋余氏族人對於子孫後代的培養以及歷史對杉洋眷顧上進行一番探究了.

公元968年，杉洋余氏的第六代余仁椿，從永貞(現羅源)縣令的位子上告老還鄉后，雖然口吟“喜遂還鄉志，家貧身自安，有田三五畝，種竹作漁竿”，但行動上卻是傾盡一生積蓄，殫精竭慮，在村北“相地宜，創學館……萃山川之秀，額以藍田”。余仁椿創建的藍田書院開頭為家族學塾，后經多次重建，成為杉洋最高學府，羅集全村子弟入泮讀書。余仁椿建成藍田書院后，意猶未盡，覺得有了學校，還要為學生提供上得起學的物質條件。 “仁椿公留田七十餘畝，歲入谷八十石”專供子孫讀書及歲時烝嘗之用。這些田產都是平疇沃野里最好的水田，家族中為其起名曰“油燈田”，意思是為讀書的子孫添燈加油，只准輪流耕種，絕不變賣，只許增加，不許減少。每年收成后，除了耕種者必需的抽成外，餘下的除了每年祭祀祖先的部分用度外，全部作為家族中子孫讀書的獎勵。這種獎勵，有時數量是很可觀的：如果當年家族中只有一人讀書，那麼此收入就全部歸這一人所有，如果第二年有兩人讀書，就二人平分。如此類推。因此到了後來，讀書子孫多了，所分就漸漸減少，於是各分支房又合資購買田產作為本房系的“油燈田”。這樣，家族中不管貧富，能發奮讀書的子弟都一視同仁地得到全家族的扶植，有不少的學子還能幸運地拿到祖房與支房的雙重”油燈獎”。此舉為余氏家族子孫後代的讀書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種習俗沿襲幾百年，直到民國後期方才式微。

藍田書院不但佔盡風水地利，且兩次天賜“先賢過化”。南宋淳熙十一年，名噪閩省的理學大師朱熹到此講學，周邊各地學子慕名雲集，藍田書院成為閩東的理學根據地，杉洋的讀書人也因此寄志青雲，文風鼎盛。十三年後，因“黨禍”之災，朱熹又再次來到這個偏僻的避風港。他的高弟古田的林用中、杉洋的余隅、余亮，以及跟隨他左右的女婿黃干悉心保護與照顧，使他能安心養病講學，潛心授徒著述。朱熹在此期間為藍田書院寫下《東齋志》，其中有言：“時慶元間避學禁，雲集高弟十有八者於藍田書院曰‘東齋’為礎，分赴諸院施教，門人遍閩，邑東有餘、李，邑西有黃、魏。詩禮傳家，義方有素”（錄《福建杉洋村落碑銘·記敘碑》）。

“地經過化便是名山”，藍田杉洋“自宋至今，守朱紫陽遺訓”， “人文崇孝弟，家貧亦業儒”（錄民國《古田縣誌》）。在朱熹蒞臨的前後十年間，除了余復高中狀元外，杉洋就有餘隅余亮叔侄，余仁椿六世孫余飛，仕瑜公六世孫余日嚴，以及余及、余昭攀、余宋興等高中進士。

自信“胸中造化飽星斗，筆下文字盤蛟螭”的余復當看到自己真的名列榜首之時，難抑心中喜悅，據說曾信口吟哦出：

“銀瓶供硯照袍新，筆下千軍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從來頭上不容人.”這首詩。

有人說余復因了這首詩受人告發而得罪了天子，最後官職受到貶抑。仔細分析也不盡然，南宋科舉是二月發榜，三月殿試，方才選中狀元榜眼探花。余複名列榜首，詩也是當時吟的，如果受到告發，就不會在一個月後被點為狀元了。實際的情況可以從《余氏總譜志》中找到答案：“余復，少從張翰，學精《周官》，紹熙元年對策大廷，光宗稱其直而不訐，拔置第一”。是光宗皇帝看中他的剛正無私的品格才選拔為魁首的。至於說官職受到貶抑更是不了解宋朝的擢官之道，北宋時期，高中進士的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職，到了宋仁宗時，才有所優渥，但前三名者也只不過授予監丞、通判之類的小官（引自《中國歷代選官制度》）。而余復即被授為宣議郎鎮南節度僉判，六品官職，算是待遇不錯了。八年後，寧宗召余復入國史館任實錄兼檢討，官至秘書省著作郎，著有《禮經類說》、《左氏纂類》等。至老“官歸覓佳勝辟園構軒，以觴門生，詠終天年”（錄民國《古田縣誌·人物傳》）。從詩句來看，文句淺俗，不像出自狀元手筆，因此余復因詩惹禍實乃空穴來風，屬於“民間故事”範疇，不大可信。.

縱觀中國歷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產生狀元880多名，但真正能夠名垂青史的屈指可數。唐有王維的詩，柳公權的字，宋有張孝祥的詞，清有翁同龢的膽，既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有秦檜的賣國求榮遺臭萬年。真正讓人耳熟能詳的就沒有多少了，可見狀元也不是神，只不過是讀書人的一種奮鬥榜樣，精神淬勵罷了。杉洋三姓三大祠堂的正廳，有設置獨特的“功名石”。當族人中有高中狀元回到祠堂祭拜祖先時，這“功名石”方才打開，而蟬林祠能夠享此殊榮的僅余復一人。當年老祖宗預設此石飽含對自己家族子孫期盼與鞭策，用心良苦。

翻開杉洋《余氏總譜志》，我們還可以查閱到余復其他情況，他的墓在寧德九都貴村金璋山下奧坪，但至今尚無法找到，而寧德舊街當年也曾建樹的狀元街牌坊也早已了無痕迹了。只有餘復在初任洪州僉判時他在藍田諸族人為其餞行席上說的一通話猶擲地有聲：“雖雲鶴嶺之奇，實種藍田之玉，銀河派別，豈非無源？”

關於余復生平的記載為數不多，然而在有限的史料中，清晰地證實了這位狀元郎書法造詣頗高，尤其在隸書方面，堪稱獨領一席之地。在蟬林祠現存的還有餘復的一幅隸書《題燕文貴秋山蕭寺圖》。宋代書法以行草書的成就最高，楷書次之，篆、隸幾成絕響。在南宋、北宋的320年間，幾乎找不到可舉之人、可舉之碑。至於墨跡就更為罕見，故此，余復隸書墨跡就更顯珍貴。宋代隸書在整個書法史與隸書的發展變遷史中，地位不高，然則不可或缺。因而余復的隸書尚能為宋代隸書爭得一席之地。

余復的父親余孔惠，娶妻何氏，一家人寄籍寧德．余孔惠在余復赴考前曾作詩一首勉勵余復："父子相傳力學儒，常將筆硯代犁鋤．汝今捧劍趨丹闕，我且安貧守舊廬．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躊躇．來年二月花朝後，早寄平安及第書"（《杉洋余氏總譜志》）。

從中可以看出余家當時的確是以筆代鋤安貧樂道。所以過去有人故意詆毀余復，說他的父親早歿，余復是母親改嫁何家後生的遺腹子等等。甚而把“余家狀元何家甥”故意歪曲成“余家狀元何家生”，也的確曾騙過了一些不明底細的人．

余復著有《禮經類說》、《左氏纂類》及《祭禮》十四卷，《風集渚》、《余狀元集》等詩集(失傳)，多不傳世。

現存清乾隆李拔纂修的《福寧府志》載有餘復中狀元之時的兩篇謝表。

清乾隆版《寧德縣誌》刊載的一些詩，大多頌詠寧德風光秀色及本邑寺觀等。

1995出版的《寧德市志》記載，當余複名列榜首，聽傳臚唱名時，當眾口佔一絕：“銀瓶筆硯照袍新，筆下千軍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從來頭上不容人。”並將此詩作為家書送回家中，答其父勉勵養育之恩。不幸此詩惹出是非，當朝樞密院權臣韓侂胄出於忌畏向皇帝進讒言：“余復一躍龍門，野心勃勃，君前奉承，背後目無皇上，敢吟反詩‘從來頭上不容人’。”光宗問明原委后，並不辦其罪。此說雖見諸縣誌，但我以為這是民間傳說，宋代讀書人受理學影響很深，從余復與皇帝的唱酬詩及現存的《謝狀元及第表》中“臣學未聞道，才非過非過人，進山林狂瞽之言，無海岳涓塵之補”的表述可看出，余復是個十分謙恭、內斂的人，不像是“口占絕句”所表現的那種口出狂言的張狂之徒，而那絕句也寫得過於直白、粗顯，不見文采與功力，不像出於狀元之手筆，屬於“民間文藝”的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