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登安
中國篆刻家
韓登安(1905——1976),原名競,因其父尊祟《天演論》“物競天譯”之說,故取以為名;字仲諍。出生於農曆九月初六日,時近重陽登高,幼時家人呼曰“阿登”,長則以登安為字、號,中年易號為名,並刻“登東皋以舒嘯,審容膝之易安”、“登高能賦,安步當車”等閑章寄意。別署登庵、登廠、飲禪、富家山民、耿齋、印農、小章、本翁、無待居士、登叟。所居曰容膝樓、玉梅花庵、物芸齋、青燈籀古庵。祖籍浙江蕭山,出生於杭州。
韓登安
韓登安書法作品
20世紀60年代西泠印社恢復活動、各地有不少精英加盟西泠印社、印社的整體印風由較為單純的浙派印風轉問印風的多元綜合。
作為坐鎮印社的專業印人,韓登安探索的觸角雖然還未收起,但他長期從事浙派印風創作的經歷和西泠印人的責任感使他意識到、要把握住篆刻的脈絡,重拾浙派在印林的雄風。儘管當時浙派在人才資源還是創作力量上占居著上風,韓登安還是隱約感覺到潛在危機,所以,他一方面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創作,以細朱文為基點,著力建構帶有西泠印社社特色的浙派風範。另一方面,他又分盅精力用於對年輕一代印人的培養,使西泠印社在人才資源上後繼有人。在特定時限內,韓登安通過本人的努力,並以可操作性極強的篆刻創作帶起了一批人,成為當肘西憐印社駐社成員中的一面旗幟。
韓登安和他師承的前輩、浙派代表人物王福庵有著差不多的篆刻立場,如“印從書出”,重視篆書和寫篆的功底,重視金石意趣的表達,在務求工穩一點上亦頗為接近。但韓登安以西泠印社社員和浙江印人雙重身份生活在20世紀50、60年代時,他所要考慮的,可能比他的前輩們要面臨更多的課題:藝術的精化和時代的要求,職業的和藝術的等等,有些印人能解決,而有些則很難改易。幸而篆刻在藝術門類里太小太小:只與文字相關,所碰到的也只有簡化字一類問題。
有《續說艾作篆通假》、《明清印篆選錄》(末梓)。其身後由西泠印社出版,經其孤子韓經世及弟子余正選編的《韓登安印存》,總括其一生創作的精粹。
韓登安出版過多種印譜,如《登安印存》、《歲華集印譜》、《西泠印社性跡留痕》、《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等。其中《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是韓登安晚年的作品,20世紀70年代末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集中反映了韓登安對多字印創作的謀篇、運思、結篆、奏刀、用意方面的匠心,是他平生創作多字印的傑構。《西泠印社勝跡留痕》是韓登安中年時期的代表作,印成於烽火連天的抗戰期間。作者擷取西泠印社內各亭台樓閣的名稱,勒石篆刻。譜中的每一萬印章各具面目,手法多變,極少雷同,顯示了深厚的功底和出眾的藝術才華。值得一提的是
其父科場失意,禁其子習章句,改課《說文》,韓氏後來以篆刻名家與其家庭有相當的關係。15歲家貧不能繼續升學,進入武林鑄造廠為翻砂工學徒。次年因病居家,開始隨海寧周承德學習 書法篆刻,一年,篆刻就受到印林有識同道的好評。
當時西泠印社的創始人之一葉舟居住在杭州,登安以習作求教,被葉目為“後生可畏”。其後又轉而請益於高野侯。1931年經陳簡文介紹獲識西泠印社創始人散一王福庵始從福老學習篆刻與文字學頗多獲益。1933年,經五福奄推薦韓登安加入西泠印社,時年27歲。抗戰後,馬衡在北平遙領社職,以西泠印社總幹事的身份處理日常事務。建國后,印社活動一度處於停滯狀態,韓登安為恢復和與發展印社活動出力甚多,1958年浙江文化局成立西泠印社籌委會,韓是七名籌委之一。
篆刻的用字由於有它的歷史淵源,尚寓例外,故韓登安在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除了辛勤耕作,生產數量不菲的作品外,尚有時間梳埋自己的創作思緒,回顧已經走過的道路,對后浙派系統的建設和維護出力多多。韓登安本人的創作,用心既在精微處,所尚也不在石破天驚,以印人而論,韓登安雖無創造而嘉惠後人獨多,以實力和功力取性,無疑是西泠印人群里以承傳為已任的佼佼者。韓登安在創作方面的過人之處,可以在他通過反覆實踐總結的論印文字里得到印證,如提倡刻印須“通三功,明四法。三功者,即文字、書法、雕刊:四法者,字法、筆法、章法、刀法。”又雲“四者中,刀法蓋為筆法而服務。”這是韓登安眼裡作為印人的底線,依其的最終所強調的,著落點依然還在“印從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