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熙載

吳煕載，原名廷颺，字煕載，后因避穆宗載淳諱更字讓之，號晚學居士，江蘇儀徵人。他長期寓居揚州，以賣書畫刻印為生，晚年落魄窮困，棲身寺廟借僧房鬻書，潦倒而終。吳煕載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其行草學包世臣，篆隸及篆刻則師法鄧石如。尤其是篆刻，不僅自成面目，而且進一步完善了鄧派印風，後來學鄧派印者，多從吳讓之入手。吳煕載以篆書和隸書最為知名。其篆書點畫舒展飄逸，結體瘦長疏朗，行筆穩健流暢。古樸雖不及鄧石如，而靈動典雅似則過之，頗具嫵媚優雅之趣，在晚清書壇享有很高的聲譽。對後來的趙之謙、吳昌碩均有影響。

吳熙載（1799-1870），原名廷 揚，字熙載，后以字行，改字讓之，亦作攘之，號讓翁、晚學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蘇儀征（今江蘇揚州）人，吳讓之印作頗能領悟鄧石如的“印從書出”的道理，運刀如筆，迅疾圓轉，痛快淋漓，率直瀟灑，方中寓圓，剛柔相濟。其體勢勁健，舒展飄逸，婀娜多姿，盡展自家篆書委婉流暢的風采，無論朱文白文均功夫精熟，得心應手，技術上已如庖丁解牛。讓翁在繼承鄧完白的基礎上有所創建，特別是那種輕鬆淡盪的韻味，直達書印合一的神境。吳缶老贊曰：“風韻之古雋者不可度，蓋有守而不泥其跡，能自放而不逾其矩。”一生清貧，著有《通鑒地理今釋稿》。吳熙載工四體書。篆書和隸書學鄧石如，行書和楷書取法包世臣。書法功力雖深，但受鄧石如和包世臣的束縛太深，未能創造自己的風格。亦善畫。一生成就最大的是篆刻，篆刻得鄧石如精髓，而又能上追漢印。晚年運刀更臻化境，在浙派末流習氣充滿印壇的當時，將皖派中的鄧派推向新的境界，對清末印壇的影響很大。吳熙載一生刻印數以萬計，但多不刻邊款，以致流傳甚少。吳讓之出生於清嘉慶四年(1799年)，早年居住在儀征，青年時期因從事科考，每三年兩考，他都要往返於儀征、泰州。吳讓之最終只被錄取為“生員(秀才)”，僅是一個普通的縣學“諸生”，但從這時起，他和當時泰州的文人雅士有了比較多的交往，建立了友誼。

中年後，吳讓之長期寓居揚州。據清董玉書《蕪城懷舊錄》記載，吳讓之在揚州時，曾住在石牌樓觀音庵。當時觀音庵內還寄居著畫家王素，“王畫吳字”為時推重，士大夫家皆以“非王畫吳書不足相配”論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吳讓之受宿遷王惜庵之託，以棗板續刻高鳳翰集撰的《硯史》後半部分。此書刻成時他題有長跋，其中談到“余於今年分典文匯閣秘書”並曾“分輯《南史》注”。揚州文匯閣是清代收藏《四庫全書》的七閣之一，這裡本是吳讓之的用武之地，但為時不久，在清兵對太平天國的作戰中，文匯閣付之一炬。

清咸豐三年(1853年)，吳讓之54歲，為避戰亂，他流寓到了好友較多的泰州，其朱文印《再生人》邊款云：“咸豐三年由揚避亂來海陵”。吳讓之定居泰州，前後長達十數個春秋，首寓時為泰州首富的姚正鏞(仲海)家。吳讓之在姚家，先後為姚治印120方。吳讓之在泰期間，還相繼客寓岑鎔(仲陶)、陳守吾、朱築軒、徐震甲(東園)等名門，后又在劉漢臣(麓樵)家居3年之久，並曾朱書《說文》一部贈之，文末有“寄食三年，無以為報”的親筆跋語。吳讓之寓劉漢臣家不僅為其子弟課讀，還為劉治印88方，刻硯一方，書畫多幅。咸豐四年(1854年)甲寅八月，劉漢臣新居落成，吳讓之特隸書長聯一副：“勢不因人，翁之樂者山林也；居雖近市，客亦知夫水月乎”上款題日：“麓樵以高西園先生所集聯文屬書泰州姜堰新居，以其文與近況有合故爾。”

清同治三年(1863年)，書畫篆刻家趙之謙托好友魏錫曾將自己的印蛻帶到泰州給吳讓之品評，趙之謙一印邊跋有云：“息心靜氣，乃是渾厚。近人能此者，揚州吳熙載一人而已。”吳讓之看后頗為感動，除對趙印作了中肯評說外，並冒酷暑即興揮汗刻“鑒古堂”、“趙之謙”等自文四印，印作方圓相參，疏密相應，實現了輕靈古拙、渾厚平實的統一，堪為吳讓之篆刻藝術成熟期的代表作。

戰火瀰漫，故園蕭寂。吳讓之寄寓泰州，雖得舊友新知的同情與關懷，但傷感之情仍不時在詩文中流露。他在為楊石卿所作的《秋林詩思圖》題句中寫道：“烏桕丹楓葉漸凋，杜陵蓬鬢感蕭蕭。奚囊收得秋光滿，聊與西風破寂寥。”在泰州，吳讓之常與當地名士墨客雅集唱和，分題拈韻，集錦作畫。

“但使殘年飽吃飯，只願無事常相見。”晚年吳讓之，已窮困潦倒般借居於泰州東壩口觀音庵，他曾撰八言聯自嘲：“有子有孫，鰥寡孤獨，無家無室，柴米油鹽。”同治九年(1870年)，吳讓之離世，終年72歲。

作為一位博學多能的藝術家，吳讓之早年師從鄧石如(完白山人)的學生包世臣學書，故為鄧石如的再專弟子。在包世臣反對流弊較大的“館閣體”開闢晚清一代新風中，吳讓之無疑是一傾力助陣者。吳昌碩說吳讓之“書畫下筆謹嚴，風韻之古俊者，不可度，蓋有守而不泥其跡，能自放而不逾其矩。治印……刀法圓轉，無纖曼之習，氣象駿邁，質而不滯”，乃非虛飾之言。

吳讓之諸體皆擅，而篆隸功力尤深，特別是他的圓勁流美的小篆為世人所重。在篆法上，吳讓之師法鄧石如及漢篆法，更因其善於“鐵筆寫篆”擷取金石精華，故有“氣貫長虹、剛勁有力、咄出新意”之態。包世臣對吳讓之也有直接影響，他繼承了包氏衣缽，恪守師法而自成面目，給人以清澹甜潤之感。所書小篆《梁吳均與朱元思書》、《宋武帝與臧燾敕》、《三樂三憂帖》等，用筆渾融清健，篆法方圓互參，體勢展蹙修長，有“吳帶當風”之妙。吳讓之隸書結體，中心緊斂而肢體舒展，頗富古意，被譽為清初以來篆隸書體創新者之一。其行書動勢顯著，生髮了流動、通暢之氣，單字雖隔，然意氣綿延不斷；楷書蒼厚郁茂，俊逸爽勁，並摻有北碑意韻，一掃“館閣體”纖弱之風。

吳讓之的主要藝術成就在於其金石篆刻。他曾自述：“讓之弱齡好弄，喜刻印章。早五歲乃見漢人作，悉心摹仿十年。凡擬近代名工，亦務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見完白山人作，盡棄其學而學之。”由於吳讓之有10年漢印的摹習功底，加之以鄧的漢篆書體為依歸，使隸書筆法參之入篆，以篆書筆意引之入印，書印相參，流美生動，渾樸圓潤，韻味醇厚，一洗當時印壇程式化和矯揉造作的時尚，使日趨僵化的印壇面目為之一新。他在《自評印稿題記》中闡明：“若意無新奇，奇不中度，狂怪妄作，皆難列等。”

以圓朱文篆法入白文印，是吳讓之篆刻的一大特點，一路橫寬豎狹、略帶圓轉筆意的流美風格，和他的朱文印和諧統一。他擅用沖刀淺刻之術，腕虛指實，刀刃披削，其運刀如“神遊太虛，若無所事”。吳讓之治印廣采博汲，不囿成法，在理論上他尊崇師說，但實踐中他又有意和老師的風格拉開距離。近代書畫大家黃賓虹稱吳讓之是“善變者”，他在通力學鄧後，又以自己的善變，發揚出鄧石如“印從書出，書從印入”的新境界，其晚年印作，字法、布局、行刀、款法自出機杼，以其平正、淡雅、拙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印風格調。

吳讓之一生治印萬方，聲名顯卓，以致後來學“鄧派”的多舍鄧趨吳，除黃士陵外，吳讓之對同時代的趙之謙、徐三庚，近代吳昌碩，當代韓天衡等書篆名家皆影響甚深。恰如西泠丁輔之以趙之謙筆意為詩讚日：“圓朱入印始趙宋，懷寧布衣人所師。一燈不滅傳薪火，賴有揚州吳讓之。

《三樂三憂帖》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榖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皋。君子小人，各處其位。眾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惕，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是，故曰三憂。